俄罗斯人的皈依和基督教向北部地区的发展（800—1100 A.D.）

[1]约翰·斯特里特（John Stritter）花费很大的功夫，将拜占庭正史有关蛮族的文字和数据，经过整理、编辑和改写以后，完成一个拉丁文的译本，在佩特罗波利（Petropoli）于1771到1779年出版，编成四大册或六卷。样式的编排非常美观大方，却没有增进粗陋史料减低应有的价值。

[2]狄奥菲尼斯认为古老的保加利亚在阿特尔河（Atell）或伏尔加河的河岸，他又说这是流入黑海的巨川，由于当时的地理知识太差，使人无法相信他的话。（译按：亚速海可以说是黑海的一部，虽然伏尔加河流入亚速海，说它流入黑海也没有多大的错误。）

[3]希腊人提到的状况和伦巴第历史家的叙述，有显然的差异，卡米洛·佩利格里诺（Camillo Pellegrino）和贝雷提（Beretti）很容易加以解决。保加利亚的殖民区移植到空无人烟的桑尼乌姆，虽然习得拉丁语，并未遗忘他们的母语。

[4]这些都是帝国的行省而且都说希腊语，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教长经过协商，按照教会审判权划分给保加利亚王国。

[5]锡德雷努斯把莱克尼杜斯或阿克里达的地位和主权说得很清楚。总主教或教长的位置从第一查士丁尼亚（Justinianea prima）行省转移到莱克尼杜斯，最后迁到特诺弗（Ternovo），给希腊人的想法或叙述带来很大的困扰。有一个法国人（丹维尔）对这部分的地理，获得非常精确的数据和资料，比起本国人士要高明得多。

[6]卡尔科科戴勒斯（Chalcocondyles）是一位学养俱优的法官，认为达尔马提亚语、波斯尼亚语、塞尔维亚语、保加利亚语、波兰语、甚至波希米亚语都是同一来源。他把匈牙利语划分为另一种语系。

[7]约翰·克里斯托弗（John Christopher）的作品在1745年出版，对开本共两册。他搜集的资料和研究的成果，对阐明波希米亚和邻近地区的古代文物甚有裨益。他的计划范围过于狭窄，运用的方式非常落伍，提出的批评相当肤浅，身为奥利克（Aulic）的律师却很难免于一个波希米亚人的偏见。

[8]乔丹同意众所周知的看法，斯拉夫人这个称呼的来源可能是slava、laus、gloria，这个字在不同的方言和部分的言辞中都经常使用，最后才形成一个非常显赫的名词。

[9]一个民族在皈依基督教以后，接受别人所称呼的名字，这种状况显然是出现在8世纪，法兰西东疆的君王和主教有很多斯拉夫尼亚俘虏，不是波希米亚人而是索拉比亚人（Sorabian），从此以后，slaves这个字延伸到一般的用途，现代的语文还在运用，甚至拜占庭到后期也接受这种称呼。希腊原文的“听差”或塞尔维亚人与拉丁文的奴役（Servi）容易混淆，已经听得非常顺耳，倒也不会产生忌讳。

[10]君士坦丁·波菲洛吉尼图斯皇帝叙述达尔马提亚的斯拉夫尼亚人，他对自己那个时代记载非常正确，提到前朝的事都变成天方夜谭。

[11]根据11世纪匿名的年代记，将亚得里亚海的控制归功于约翰·萨戈尼努斯（John Sagorninus），元首安德鲁·丹多罗在14世纪也写出这件事的经过，成为威尼斯历史上最古老的两座纪念碑。

[12]锡德雷努斯和佐纳拉斯的编年史记载保加利亚人的第一个王国，提到建立的日期都很正确；斯特里特搜集与拜占庭有关的史料；迪康热对这一系列的国王，都能描述当时的状况和定都的位置。

[13]［译注］阿奇洛斯河是希腊西部一条河流，注入爱皇尼亚海，希罗多德提到尼罗河的冲积作用，特别举出阿奇洛斯作为例子，参阅希罗多德《历史》第二卷第10节。

[14]［译注］古代希腊用这个字称呼国王，如同我国的“陛下”。

[15]［译注］《新约圣经·启示录》：“在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释放，出来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歌革和玛各，叫他们聚集战争”，所以提到歌革和玛各是指撒旦的末路，神与魔鬼最后的对决。

[16]维尔茨堡（Wurtzburgh）的主教相信过于迷信的见解，呈递给一个备受尊敬的修道院院长，他做出更严肃的决定，说歌革和玛各对教会来说是属灵的迫害者，因为歌革象征屋顶，是异教创始人的骄傲，玛各会从屋顶下降，将他们的教派传播到世界。然而这些圣职人员曾经博得众人的尊敬。

[17]我从两位匈牙利作家获得很大的帮助，就是乔治·普雷伊（George Pray）和斯蒂芬·卡托纳（Stephen Katona）。前者经常能够保持可供推测的空间，获得丰硕的研究成果；后者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判断正确，表达清楚使人容易了解，真是一位具备批判精神的历史学家。

[18]年代记的作者被认为是贝拉（Bela）国王的秘书。卡托纳认为这个人生在12世纪，为了应付普雷伊的吹毛求疵，对于他所扮演的角色要尽力辩护。学养不高的编年史家抄录一些历史记录，因为他的地位受到肯定，摒弃杜撰的乡野传奇，写作的内容以诙谐为主题。图洛修斯（Thurotzius）在15世纪搜集相关的传说和神话，意大利人邦菲尼乌斯（Bonfinius）在文字上加以修饰。

[19]［译注］马扎尔人是匈牙利最主要的民族，发源在乌拉尔山脉以东地区，5世纪时西迁，首领阿帕德在公元896年率领族人定居于匈牙利平原，1001年马扎尔国王斯蒂芬一世和他的部下改信基督教，他因而被封为圣徒。

[20]费舍尔（Fischer）和普雷伊在他们的著作中，将匈牙利语和芬尼克方言列表比较，类似之处非常的明显，只是整份表格很简短，引用的单字经过刻意的选择。我读到博学的拜尔（Bayer，Gottlieh Siegfried，1694—1738 A.D.，日耳曼东方学家）所写的评论，他认为匈牙利语采用很多芬尼克语的单字，基本的结构还是有很大的差异。

[21]这些种族在吐蕃的地区之内，中国的地理学家对吐蕃的状况有详尽明确的描述和记载。

[22]伊斯布兰德（Isbrand）和贝尔（Bell）在前往北京的旅途上，发现托波斯基（Tobolsky）邻近地区有沃古利兹人（Vogulitz）。基于语源学带来的困扰，Ugur和Vogul的发音类似，使得两个不同的种族成为同一个名字。四周围绕着高山才带来乌戈人的称呼，在所有的芬尼克方言中，佛古利兹语最接近匈牙利语。

[23]勒维克（Leveque）极为有趣的作品中，详细叙述芬尼克族的八个部落。

[24]最早对匈牙利人和保加利亚人的记载和描述，主要来自利奥的《战术学》以及《拉丁编年史》。巴罗尼乌斯、帕吉和穆拉托里都肯定表示，这两部书完成在889年。

[25]古斯塔夫斯·阿多法斯（Gustavus Adolphus）想要将拉普兰人编成一个团，还是没有成功。格劳修斯提到，这些极地的部落根本不知兵刀为何物，因此他学习塔西佗的方式，用与世无争来掩饰野蛮的无知。

[26]利奥认为突厥的统治是君主体制，他们的惩罚极为严苛，毫无通融的余地。根据889年雷吉诺（Rhegino）在年代记的叙述，他们将偷窃当成重罪，1016年圣斯蒂芬在《最早的法典》一书中，证实他们运用的法律制度。要是一个奴隶被定罪，第一次的惩罚是割掉鼻子或是五条小母牛的罚锾，第二次是割去双耳或同样的罚锾，第三次就要处死。自由人在第四次才失去性命，因为第一次的处分是丧失自由权。

[27]本次会战又称列克菲德会战（Battle of Lechfeld），发生在公元955年8月10日，匈牙利和土耳其的联军击败德意志国王奥托大帝（Otto 1 the Great）的大军。

[28]卡托纳用评述的方式，说明阿帕德、佐尔坦（Zoltan）和托克萨斯（Toxus）这三个人的血腥统治，他尽力搜寻本国和外国的史料。至于匈牙利人的行为不论是带来灾难还是获得荣誉，我要把毁灭不来梅的暴行算在他们的头上。

[29]穆拉托里本着爱护乡土的心情，才会关怀摩德纳（Modena）将要遭遇的危险和它的对策。市民恳求他们的保护人圣吉米尼阿努斯（St.Geminianus）出面说项，让他们逃过鞭子和狂犬病的灾难。主教兴建城墙保护公众的安全，夜间瞭望的歌声不仅词句文雅还可以发生很大的功用。意大利的编年史家精确追踪他们入侵的路线。

[30]匈牙利和俄罗斯的编年史都假定他们对君士坦丁堡的包围、攻击或侮辱的行动，拜占庭的史家几乎也都认定这些事实。虽然涉及到民族的荣誉，富于批评精神的史家，甚至就是贝拉的秘书，都拒绝接受夸大的说法，认为疑点甚多。怀疑主义的观点很有价值，他们不可能平心静气抄袭或是相信乡野的传说，卡托纳对于勒特普朗德提供的证据非常重视。

[31]［译注］参阅荷马的《伊利亚特》第十六卷756—757行，赫克托耳（Hector）为了夺回御者刻勃里俄那斯（Cebriones）的尸体，与帕特洛克罗斯（Patroclus）激战不已。

[32]卡托纳对整个事件进行广泛和深入的讨论，勒特普朗德就它的广泛影响提出最好的证据，威提契德（Witichind）着重深入的研究。富于批评精神的历史学家，甚至对于一名武士的号角都不会忽略，据说这件东西保管在杰兹贝陵（Jaz-berin）。

[33]查理大帝下令将日耳曼的一所宫殿连带神圣的主题全都画出来，穆拉托里认为确有其事。我们直到最近的时代才对古物提出要求，可以避免无知和早期的缺失。

[34]我们可以区别这些殖民地：其一，科扎尔斯人或卡巴里人（Cabari）在匈牙利人进军之际加入他们的阵营；其二，匈牙利人在当地发现贾齐格人（Jazyges）、摩拉维亚人和西库尔人（Siculi），其中的西库尔人可能是匈奴国王阿提拉的残部，受到信赖去防守国界；其三，俄罗斯人就像在法兰西的瑞士人一样，成为皇家脚夫的泛称；其四，保加利亚人的酋长受到邀请。在这种状况下，难道会有任何斯拉夫尼亚人接受穆罕默德的宗教？其五，佩切涅格人（Bisseni）和库曼人（Cumans）是帕特齐纳克特人（Patzinacites）、乌齐人（Uzi）、科扎尔斯人混杂起来的群众，他们分布在下多瑙河一带，最后的殖民地有四万库曼人，在1239年为匈牙利国王接受并且皈依基督教，就是这个部落的归顺才获得新的皇室称号。

[35]经由古老的特许状可以证实盖萨是忠诚的条顿人。卡托纳运用一贯的勤奋精神，对建立的殖民地进行公正的评估，意大利人朗扎努斯（Ranzanus）任意用夸张的言辞大加赞誉。

[36]在希腊语之中，对于整个民族称呼有一种独特的形式，成为毫无变化的单字，可以联想到很多怪异的语源。我曾经精读拜尔的《俄罗斯人源起》这篇论文，不仅兴趣盎然而且受益良多，拜尔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日耳曼人，花费一生的时间都为俄罗斯辛勤的服务。丹维尔的《早期俄罗斯帝国》是地理学的名著，可以提供所需的资料。

[37]在《贝尔提尼尼法兰克人编年史》（Annales Bertiniani Francorum）可以查出整个的航程，时间是839年，留里克在位之前二十二年。勒特普朗德在10世纪提到俄罗斯人和诺曼人，说他们同是北方的人种，有着红润的肤色。

[38]我对这些编年史的了解是来自勒维克的《俄罗斯史》，在这些古老的编年史家中，尼斯特（Nestor）是最早也是最好的一位，他是基辅的僧侣，死于12世纪初叶，他的《年代记》久已湮没无闻，直到1767年才在彼得堡出版。

[39]拜尔在他的作品中将瓦兰吉亚人写成Varagis，这个名字是一种不同的拼法。

[40]然而，就是迟至1018年，基辅和俄罗斯仍旧保持防卫的力量。拜尔引用梅泽堡的迪什玛（Dithmar）所著的《年代记》，说是接受招募到外国去服役，这在日耳曼人而言是不寻常的事。

[41]图勒是古代欧洲传说之中“极北的地区”，包括现在的丹麦、冰岛和英国北部的岛屿。

[42]瓦兰吉亚人在君士坦丁堡的状况和历史，迪康热从最早的作者中搜集有关的数据，同样可以参阅雷斯克对君士坦丁的《礼仪大全》所做的注释，撒克逊人格兰马提库斯（Grammaticus）对他们讲丹麦语一事非常肯定，科迪努斯说他们直到15世纪，还是继续以英语为母语。

[43]勒维克甚至在留里克统治之前的时代，就使用极其傲慢的谚语：“谁能抗拒上帝和伟大的诺夫哥罗德？”在他的历史记载过程之中，经常会对诺夫哥罗德共和国赞不绝口，直到1475年共和国才被俄罗斯帝国并吞。亚当·奥勒里乌斯是观察非常精确的旅行家，曾经叙述诺夫哥罗德的遗迹（1635 A.D.），以及荷尔斯泰因（Holstein）大使从海洋和陆地所经过的路线。

[44]根据不来梅的亚当有关的著作得知，古老的库尔兰沿着海岸向前延伸有八天的旅程。特托伯基库斯（Teutoburgicus）提到梅梅尔（Memel，1326 A.D.），正好位于俄罗斯、库尔兰和普鲁士的边界。

[45]君士坦丁仅记下七处险滩，全都取了俄罗斯语或斯拉夫尼亚语的名字。博普朗（Beauplan）是名法国工程师，测量第聂伯河（Dnieper）或玻里斯提尼斯河的水道和航运，根据他的记录有十三处险滩和瀑布，可惜我没有地图。

[46]俄罗斯人经由第聂伯河或玻里斯提尼斯河，可以到达黑保加利亚（Black Bulgaria）、沙扎里亚（Chazaria）和叙利亚。怎么会到叙利亚，是不是我们把希腊的原文弄错？两个名字看起来很相似，苏安尼亚（Suania）的位置适中，正好在沙扎里亚和拉齐卡（Lazica）之间，直到11世纪还使用这个名字。

[47]可以参阅博普朗的《乌克兰简介》，他的描述非常生动，各种记录都很精确，除了使用火器的情节以外，从现代的哥萨克人身上我们看到古老的俄罗斯。

[48]实在令人感到遗憾，拜尔只写成《俄罗斯人对君士坦丁堡第一次远征》这篇论文，他把年代记错综复杂的状况整理清楚，确定远征的时间864或865年，勒维克的编年史在开始之际发生的疑点和困难，在这个日期确定以后，应该都可以迎刃而解。

[49]俄罗斯人皈依基督教，佛提乌为此事写出传阅牧函，看来这个奇迹还不够成熟，所以他指责俄罗斯人是受到天谴的民族。

[50]这座青铜雕像是取自安条克，有人认为是先知约书亚的像，也有人看成希腊神话的英雄人物珀勒洛丰（Bellerophon），问题变得很复杂，后来被拉丁人熔毁。可以参阅尼西塔斯（Nicetas，1000—1080 A.D.，拜占庭神秘主义者、神学家和辩论家）、科迪努斯以及匿名作者的《古代文物》一书，这位作者的生年大约是1100年。他们的证词全都相信流传的预言，其余人士的说法并不重要。

[51]斯瓦托斯劳斯或称斯维雅托斯拉夫（Sviatoslaf）或斯芬多斯拉布斯（Sphendosthlabus），勒维克从《俄罗斯年代记》摘录他的平生事迹。

[52]［译按］前面提到他是留里克几位儿子的监护人。

[53]《伊利亚特》第九卷描叙阿喀琉斯烹调食物，与俄罗斯国王很多细节部分都很类似，现代的史诗诗人如果运用这种写作的方式和风格，不仅侮辱他的作品，也使读者作呕。希腊的韵文讲究音步的和谐，废弃的语言很少让人产生浅显或通俗的感觉，虽然有两千七百年的时空距离，我们对古代早期的生活方式仍然倾心不已。

[54]佩里斯拉巴这个字在斯拉夫尼亚语里，是暗示一个很大或很出名的城市，从它位于海姆斯山和下多瑙河之间，好像就是指梅西亚诺波里斯，起码就位置来看很吻合。杜罗斯托拉斯（Durostolus）或德里斯特拉的情况大家都很清楚，这个地点非常突出。

[55]希腊人的政治策略在《帝国的行政作为》头七章已经有清楚的说明，特别是对帕特齐纳克特人的运用和操控。

[56]［译注］卡米卢斯是公元前5—4世纪，罗马将领和政治家，曾经五次出任独裁官，击败高卢人入侵，奠定向外扩张的基础；马略（157—86 B.C.），罗马将领和军事改革家，阻止辛布里人和条顿人的大举南下，拯救共和国于危亡之际。

[57]辅祭利奥对于这次战争的记述，比起锡德雷努斯和佐纳拉斯更为可靠而且非常详尽。这些演说家将俄罗斯军队增多到三十万八千人和三十三万人，当时人士提出并不过分而又一致的报告。

[58]博学的编辑竟将保加利亚人的“作战呐喊”误为“俄罗斯民族”。见识卓越的教长不应拿无心的差错当做借口，指责斯拉夫尼亚人是偶像崇拜者。俄罗斯人既不是希腊人也不是无神论者。

[59]圣奥尔加（Saiml Olga，890—969 A.D.）的丈夫是基辅的大会，亡故以后由她摄政，945年受洗，成为第一位皈依基督教的俄罗斯统治者。

[60]可以参阅君士坦丁的《礼仪大全》。希腊人对蛮族的酋长，非常怪异的借用雅典官吏的头衔，加上一个阴性的字尾，听在德谟斯提尼的耳里一定大为惊奇。

[61]赫伯斯坦（Herberstein）提到赫尔松这个城市，是沃洛多米尔受洗和结婚的地方，无论是传统的庆祝还是城市的大门，仍旧保存在诺夫哥罗德。然而一位细心的旅客认为这个青铜城门是从日耳曼的马格德堡（Magdeburgh）运过来，特别举出一个铭刻当做证据。现代读者切勿将陶里克（Tauric）或克里米亚半岛的古老赫尔松，与同名的新城市混淆在一起，这座新城建立在玻里斯提尼斯河口，后来以俄罗斯女皇和西部皇帝在此地举行会议而知名于世。

[62]［译注］佩伦是古老斯拉夫的神话当中最为显赫的神明；那个时候斯拉夫人的宗教信仰很像女真人的萨满教。

[63]在1000年时，圣斯蒂芬的使臣从教皇西尔维斯特手里接受匈牙利国王的头衔，还有希腊工匠精制的皇冠。皇帝原本是为波兰公爵而设计，波兰人自认过于野蛮，还不够资格接受天使或使徒的皇冠。

[64]俄罗斯大君在1156年从基辅迁移，基辅是在1240年被鞑靼人摧毁，莫斯科成为帝国的政治中枢是在14世纪。

[65]圣斯蒂芬的使臣尊称教皇是“王权授与者”，并且自认是“尽责从命者”，表现出极为崇敬的态度。格列高利七世对这些用语的解释，更是无比的严格和傲慢。匈牙利的正统教徒处于教皇的神圣不可侵犯和王权的独立自主之间，备受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