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巴第人向罗马进击及丕平的救援行动（730—774 A.D.）
奥古斯都过去运用武力和权谋对罗马的自由进行压迫，经过七百五十年的长期奴役统治，罗马从伊索里亚人利奥的宗教迫害获得解放。执政官的胜利完全在凯撒的手里失去，经历帝国的衰亡过程，地界神掌管的神圣国境线，在不知不觉之中从大洋、莱茵河、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向后撤离，罗马又缩回从维泰博（Viterbo）到特拉奇纳（Terracina），从纳尔尼（Narni）到台伯河口的古代疆域。[38]想当年在位的国王受到放逐，共和国之所以能奠定稳固的基础，完全靠着智慧和美德。王政时期永久的统治权，现在分别由两个任期一年的行政官员掌管，元老院继续执行行政和咨询的权力，立法权分配给人民的会议，按照财产和功绩很公平合理的设置。早期的罗马人对奢侈的技艺一无所知，却能改进政府和战争的智能。社会的意愿绝对不容侵犯，个人的权利具有神圣地位，十三万市民全副武装保卫国家或从事征战。这是一帮强盗和化外之民陶铸而成的民族，全力追求自由精神和雄心壮志的荣誉。[39]
等到希腊皇帝的统治遭到剥夺，罗马的废墟显现绝灭和残破的凄凉景色，城市的奴役是一种习惯行为而自由只是偶然现象，迷信造成的结果是使自己成为欢愉或恐惧的目标。制度所残留的内容甚至于形式，已从罗马人的行动和记忆中全部擦拭得干干净净，他们缺乏再度建立共和国架构的知识或德性。智能不足的残兵败卒是奴隶和移民的后代子孙，在胜利的蛮族眼里毫无地位可言。法兰克人和伦巴第人要是用最藐视的口气对待仇敌，就会称对方是罗马人。勒特普朗德（Liutprand）主教说道：“这个称呼，包括人性当中最卑鄙、最怯懦、最恶毒、极端贪婪奢侈和腐败堕落的成分。”基于当前情况的需要，罗马居民安置在共和国政府粗制滥造的模式之中，他们被迫在和平的岁月选举法官，在战争的时期选举领袖。贵族聚会进行商议，决定的事项没有群众的参与和同意便无法执行。
罗马元老院和人民的施政风格已经恢复，然而内涵的精神完全丧失得无影无踪，法纪荡然和高压手段引起喧嚣的冲突，新兴的独立地位受到打击和玷辱。法治观念的缺乏只能靠宗教影响加以弥补，主教的权威使外交和内政的议事受到掣肘和拖累。教皇的赈济、布道、与西部的国王和高级教士通信联系、最近的礼拜仪式以及他们的感激和誓言，使得罗马人已经习于把他看成本市的首席官员或君主。教皇以身为基督徒的谦恭态度，不会为“主上”或“主子”的称呼产生反感，他们的面容和铭文在最古老的钱币上面历历可见。他对尘世的统治受到一千年的尊敬，现在已经获得肯定，高贵的头衔得之于人民的自由选择，因为是他们把罗马人从奴役的状况解救出来。
古代的希腊发生争执，伊利斯（Elis）[40]神圣的人民在朱庇特的保护之下，负责推展奥林匹克运动会[41]，能够享有永恒的和平。圣彼得的遗产要是受到类似特权的保护，免于战争带来的灾害，要是基督徒参拜神圣的庙堂，就会在使徒和他的继承人前面收起他们的刀剑，罗马人才有真正的幸福。然而只有身为立法者和贤德之士手执权杖才会追蹑神秘的循环过程，须知和平的体系与教皇的热忱和野心根本无法并存。罗马人不可能像伊利斯人能够安于纯洁和宁静的农耕生活，意大利的蛮族受到天候的影响，性情已经稍为温和，比起希腊城邦在公众和个人的生活都有规范，那也是不可同日而语。伦巴第国王勒特普朗德的忏悔和虔诚形成令人难忘的先例，身为征服者全副武装出现在梵蒂冈的大门，听到格列高利二世的声音[42]，就将部队向后撤收，放弃武力征战的行动，他带着恭敬的态度去参拜圣彼得大教堂，等到完成礼拜的仪式，将自己的长剑和匕首、胸甲和斗篷、银十字架和黄金皇冠，全部奉献在使徒的墓前。
宗教的热忱主要还是出于幻觉或策略，利益的着眼不仅强烈而且持久不变，伦巴第人的习性就是爱好武力和掠夺，对于他们的君王和人民来说，一直萦回在心就是意大利的混乱局面、罗马人的手无寸铁、新主子的放弃武力。皇帝颁布最早的诏书，他们公开宣称要成为圣像的捍卫者。勒特普朗德入侵罗马涅（Romagna）[43]行省，从这个很特别的称呼可见一斑。基督教的太守管辖区毫无反抗，为他的民政和军事力量所降服，一支外国军队首次开进拉文纳强攻不下的堡垒。威尼斯人主动积极发挥海上优势，很快光复失去的城市和堡垒，信仰虔诚的臣民听从格列高利的告诫，不要把利奥个人所犯的罪行算在罗马帝国的头上[44]。
希腊人不在意伦巴第人的附和从命，然而重视他们的冒犯行动，两个民族在信仰方面一直带有敌意，要用危险而反常的联盟关系化解双方的歧见。国王和太守进军去占领斯波莱托（Spoleto）[45]和罗马：风暴很快消失，没有产生任何成效，勒特普朗德的策略使意大利提高警觉，带来的困扰是要就敌对行动和停战协议两者作一抉择。勒特普朗德的继承人是阿斯托法斯（Astolphus），他宣称自己是皇帝也是教皇的敌人。拉文纳在武力攻打或阴谋叛逆之下为敌人夺取[46]，这场征战终结太守的职位，从哥特王国灭亡和查士丁尼的时代开始，太守一直运用从属的权力统治整个地区。罗马受到召唤要承认胜利的伦巴第人是他们合法的统治者，每个市民为了赎身，每年要缴纳一个金币作为贡金。要是他们不遵从命令，就会被毁灭的刀兵严惩。罗马人始终犹豫拖延，不断恳求和抱怨。直到最后教皇越过阿尔卑斯山，获得一位结盟者的保证，他不仅提供友谊的帮助，还对伦巴第人展开报复的行动[47]，威胁罗马的蛮族才为军队和谈判阻止。
格列高利一世在极为困苦的状况之下，要向那个时代的英雄人物“铁锤”查理（Charles Martel）恳求援助。查理虽然用不起眼的头衔像是皇宫总管或公爵统治法兰西王国，由于他打败萨拉森人取得光耀千古的胜利，把自己的国家甚或整个欧洲从伊斯兰的枷锁下拯救出来。查理用适当的礼仪接见教皇的使臣，除了从事友善而无效的斡旋，即使想要完成最重要的占领行动，却由于他的寿命过于短促，无法对意大利的事务进行干预。他的儿子丕平（Pepin）传承全部的权力和德行，负起罗马教会捍卫者的职责，宗教的爱好和荣誉激起法兰西君主的炽热情绪。台伯河畔的情势极为危急之际，盼望的援军却还在塞恩河河边。要是考虑到距离遥远的灾难，我们的同情心也会冷淡下来。
教皇斯蒂芬三世处于全城欲哭无泪的状况，采取最有效的解决办法是亲自拜访伦巴第和法兰西的宫廷，抗议敌人极不厚道的行动，或是使朋友产生怜悯和义愤之心。他用连祷和演说安抚公众不要灰心丧志，在法兰西君主和希腊皇帝的使臣陪同之下，展开这趟极为辛苦的行程。伦巴第国王仍旧固执己见态度强硬，威胁之辞无法平息罗马教皇的怨言，也不能减缓他行进的速度。斯蒂芬越过潘乃阿尔卑斯山（Pennine Alps），在圣莫里斯修道院停憩，急着抓住保护人的右手，他知道无论是战争还是友谊都不会落空。他以使徒的继承人身份受到妥善的接待，在接着来的会议当中以及该年3月或5月的战场上面，他把所受的委曲表现在一个虔诚而又好战的民族面前。等他再越过阿尔卑斯山之时不再是一个可怜的求援者，而是站在法兰西军队前面的征服者，出征的部队由他们的国王亲自率领。伦巴第人经过一阵虚弱无力的抵抗，只有签订丧权辱国的和平条约，立誓要恢复罗马教会的权利，尊重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阿斯托法斯一旦从法兰西军队前面全身而退，立刻就忘记他的承诺而且要洗雪所受的羞耻。
罗马再度被伦巴第人的军队包围，斯蒂芬忧虑外高卢同盟因为倦怠失去宗教的热诚，迫得他用圣彼得的名义，写出感人的书信诉说他所受的冤曲和目前的需要。[48]使徒向他的义子法兰西的国王、教士和贵族提出保证，即使他的肉体已死亡，灵魂仍然永存不朽。他们现在听命和服从罗马教会创始人和捍卫者的呼吁，圣母、天使、圣徒和殉教者以及所有在天国的人，异口同声认为有救援的需要，而且肯定这是他们应尽的义务。财富、胜利和乐园用来奖励虔诚的冒险行动，要是他们让使徒的坟墓、寺院和他的人民落在不忠不义的伦巴第人手里，有意的疏忽带来的惩罚是永恒的诅咒。丕平的第二次远征行动像第一次那样迅速和顺利，罗马获得拯救，让圣彼得感到满意。阿斯托法斯遭到外国主子的鞭笞，使他获得教训，知道行事要公正，做人要守信。伦巴第经过两次惩处国势凋敝，二十年内一直陷入衰弱和破落的状况。他们的心情还不会自卑到自艾自怜的地步，缺乏实力并没有使他们产生爱好和平的德性，仍旧保持乖张的作风，用一再的主权要求、边境入寇和攻击行动侵扰罗马人，开始之际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等到接受羞辱的打击就草草结束。
陷入绝灭的王国在两面都受到压迫，南边是热诚而审慎的教皇阿德里安一世（Adrian I）[49]，北边是丕平的儿子查理那个伟大而又走运的天才人物。教会和国家的英雄靠着公开和家族的友谊联合起来，他们对趴俯在地上的讨饶者施以无情践踏，表面上装出一副和颜悦色和悲天悯人的样子。伦巴第人仅有的抵抗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关隘和帕维亚的城墙，丕平的儿子对前者运用奇袭加以攻克，对后者施予水泄不通的包围。经过两年的封锁，德西德里乌斯（Desiderius）是位土生土长的君王终于献出自己的权杖和都城，向敌人投降。伦巴第人在外国的国王统治之下，还是运用本国的法律，成为法兰克人的弟兄，而不是变成他们的臣民，而且法兰克人从同是日耳曼人的渊源当中获得他们的血统、习俗和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