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洛林王朝对罗马教皇的赏赐和回报（751—814 A.D.）
加洛林家族被罗马教会尊为救星和恩主，提供很多的恩惠足以表达感激之情。教会一些古老的产业像是农庄和房屋，很慷慨转移到城市和行省的世俗主权之下。丕平的征服行动获得最早的成果，就是把太守管辖区当成送给教会的赠与品。[56]阿斯托法斯在叹息声中放弃他的猎物，各主要城市的钥匙和人质都交给法兰西的使臣，再用主子的名义呈送到圣彼得的墓前。太守管辖区[57]的范围非常广阔，原来包括听命于皇帝和代理人的意大利各个行省，严格认定的真正疆界仅限于拉文纳、博洛尼亚（Bologna）和费拉拉（Ferrara）的行政区域[58]，还有不可分割的属地彭塔波里斯（Pentapolis），沿着亚得里亚海岸从里米尼（Rimini）延伸到安科纳（Ancona），东侧通向中部地区直到遥远的亚平宁山的山脊。这一次的交易行为，教皇的野心和贪婪受到极其严厉的指责。谦恭的基督教教士或许应该拒绝接受尘世的王国，要是他不抛弃宗教职责所具备的德行，便很难对所属的王国进行统治。忠诚的臣民应该将自己视为身份高尚的对手，不可急着分享蛮族的战利品。要是皇帝委托斯蒂芬以他的名义请求归还太守管辖区，我认为教皇并不能免于谋叛和欺骗的谴责。
按照法律的严格解释，任何人可以接受恩主赐予的东西，只要合于公正的要求都不会因而受到伤害。希腊皇帝放弃或是丧失他对太守管辖区的权利，何况阿斯托法斯的剑根本不是加洛林王朝的敌手。丕平在一次衔枚急进的远征行动，自己亲率大军越过阿尔卑斯山，这跟出于“圣像破坏者”的原因毫无关系，他可以占有也能合法转让征战的成果。对于希腊人一再的要求归还，他虔诚回答：“任何人也不能敦促他要回送出去的礼物，献给教皇是为了弥补自己的罪孽和拯救自己的灵魂。”极为丰硕的赠与获得最高和绝对主权的认可，世人头一次见到基督教的主教授与尘世君王的特权，像是官员的选用、司法的审判、赋税的征收以及拉文纳皇宫的财富。
在伦巴第王国解体之时，斯波莱托公国的居民要在迫近的风暴之中找寻避难的地方，比照罗马人惯用的方式剃光脑袋，自称是圣彼得的奴仆和子民，等到公国自愿归顺，形成的范围就是现在所称的教会国家。经过查理口头或书面的赠与[59]，神秘的范围变得无限扩张，而且查理从获得胜利刚开始的喜悦，把原来属于太守管辖区的城市和岛屿，从他自己和皇帝的手里转移给教皇。等他冷静下来深入思考问题，难免带着嫉妒和羡慕的眼光，盘算他的教会盟友过于壮大的声势。履行他自己和他父亲的承诺有关问题，他全都用外交辞令加以回避，法兰克人和伦巴第人的国王强调帝国不可转让的权利。拉文纳[60]也和罗马一样，无论在他生前还是死后，一直列名在主要城市的名单之中。太守管辖区的统治权逐渐消失在教皇的手里，他们发现拉文纳的大主教成为危险的内部竞争对手[61]，贵族和人民全都蔑视一个教士强加于他们的束缚，在那段社会秩序混乱的期间，他们只能保留对古老权利要求的记忆，过去曾经在繁荣的时代再度恢复和实现。
欺骗是衰弱和奸诈用来解决问题的手段，强壮却让无知的蛮族常常陷入教会策略的罗网之中。梵蒂冈和拉特兰宫（Lateran）是一个军械库和兵工厂，依据当前的情况，制造或隐藏许多真实或虚假、讹传或可疑的鬼祟伎俩，目的是在促进罗马教会的利益。在8世纪结束之前，有某一位教皇的御用作家或许就是名闻遐迩的伊希多尔（Isidore）[62]，编纂教皇的《法令集》以及颂扬君士坦丁的捐赠，这是教皇精神和世俗王国的两根神奇支柱。这笔令人难以忘怀的捐赠是用阿德里安一世的信函向世人宣布，他规劝查理效法君士坦丁大帝的先例，并且使大帝的名声再度受到世人的敬仰。根据当时的传说，罗马主教圣西尔维斯特（St.Silvester）[63]治愈最早基督教皇帝的麻风，使他的心灵在施洗的圣水中获得净化，从来没有一位医生获得如此光荣的回报。皇家新改信者放弃圣彼得的宝座和产业，宣布他的决定是要到东部去建立一个新的都城，把他对罗马、意大利和西部行省自由而永久的统治权，全部委托给教皇。[64]
这样一个杜撰的故事产生极为有利的效果，希腊的皇帝受到宣判犯下篡夺的罪行，格列高利的反叛是为了讨回合法的遗产，教皇从此摆脱人情的包袱，加洛林王朝名义上的礼物，只占教会国家极少的部分，何况所得都是应该归还给他的领地。罗马的统治权不再依靠心志不专的人民做出选择，圣彼得和君士坦丁的继承人都应授与凯撒的紫袍和特权。那个时代的无知和轻信真是令人印象深刻，即使最为荒谬的神话故事，在希腊和法兰西都为人接受而且同样重视，仍旧列入教会法的条款和敕令[65]之中。皇帝和罗马人都没有能力辨别的伪造谎言，已经损害到他们的权利和自由，唯一的反对意见来自萨宾（Sabine）地方的修道院，在12世纪初期，对于君士坦丁的捐赠就真实性和有效性提出驳斥。等到恢复文字表达的自由，杜撰的手法被劳伦提乌斯·瓦拉（Laurentius Valla）的大笔戳穿，他是能言善辩的学者和罗马的爱国志士。[66]
15世纪的当代人士对于他大胆妄为的亵渎行径感到极其惊异，然而独断的行动代表理性的进步，在默默中发展成为无可抗拒的潮流，还没有等到下一个世纪结束，这个神话故事就为大家排斥，受到历史学家和诗人的藐视、罗马教会辩护者的含蓄或温和批判。[67]教皇自己也难免对世俗的轻信加以讪笑，还能用不实和过时的头衔来支持他们的统治，何况有同样的运道附随教皇的法令和西比莱（Sibylline）神谕[68]，即使基础已经掏空，整座大厦还能继续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