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宗教改革的发端、特质和后续影响
宗教改革所能建树的功勋和具有的价值，如果要哲人加以衡量，他会很谨慎就信仰这个项目提出问题，看看他们所标榜的论点，是否超越或反对人类共有的理性。历史的伟大人物为基督徒争取自由，就能否与真理和虔诚兼容而论，整个行动无疑带来利益。经过一番坦诚的讨论，我们为首批改革者的怯懦感到惊愕，而不是为他们所争取的成果愤慨难安。[23]他们与犹太人一样，凡是希伯来经典所记载的信念和辩护之辞，以及从亚当的花园到先知但以理（Daniel）所见的异象，所有神奇惊怪之事，都毫无异议全部接纳；而且他们也像正统基督徒，反对犹太人是因为他们背弃神的律法。提起“三位一体”和“道成肉身”极其崇高的奥秘，改革者遵行严格的正统教义，可以毫无拘束采纳最早四次或六次宗教会议的神学观点；他们的说法与阿塔纳修斯派的信条毫无差别，凡是不接受正教信仰的人会得到永生的灭亡。圣餐变体论就是面包和葡萄酒在看不见的状况下变成基督的肉身和鲜血，坚定的信念可能反驳争辩和诙谐产生的力量。他们根本不考虑视觉、触觉或味觉感官提供的证据，最早的新教徒为自己的犹豫和顾虑牵扯不清，耶稣在圣事的规定中所说的话也使他们敬畏不已。
路德的主张是耶稣的“肉体”出现在圣餐之中，加尔文的意见是“实质”存在，茨温格利认为不过是精神的契合交流和简单的纪念仪式，提出的观点慢慢在新教教会占有优势。[24]然而损失奥秘的圣餐礼得到丰富的补偿，像是原罪、救赎、信心、恩典和宿命让人惊异的教义，都可以从圣保罗的书信中获得和滥用。神父和教师确定对微妙的问题都有答案，最后的改进和普遍的使用还要归功首批宗教改革者，他们把神圣的教义视为灵魂得救最基本的要项。迄今为止，超自然的信心所产生的力量对新教徒有不利的倾向，很多头脑冷静的基督徒宁可赞同那片薄饼就是神，总比神是残酷而又善变的暴君要好得多。
不管怎么讲，路德和他的敌手还是有实质和重要的贡献，哲人对于大无畏的狂热分子应该有责任要说公道话。[25]其一，迷信的雄伟结构从赦罪的滥用到圣母的讲情，在他们的手里夷为平地。数以万计立下修院誓约的男女，恢复自由而勤劳的社会生活。圣徒、天使以及不完美的次级神明组成的圣秩制度，剥夺尘世的权力，只能享受天国的幸福，他们的图像和遗骸从教堂撤走，无知和轻信的人民不再孕育成日重复出现的神迹和显灵。祈祷和感恩运用纯洁和精神的礼拜方式，那是来自对异教信仰的效法，主要的观点就是：凡夫俗子最有价值，神明圣灵言过其实。然而，是否如此高尚的简朴能与普遍的信仰完全吻合，是否庶民不再面对可见之物就会免于宗教狂热的刺激，逐渐陷入倦怠和冷漠的处境，还要留待以后方知分晓。
其二，权威的链条可以拘束怀有偏见的人士不会再生别的念头，约束蠢蠢欲动奴隶的直言无讳，可是现在这根链条已经断裂。教皇、神父和宗教会议不再是世界至高无上和绝不出错的审判官，每位基督徒接受教导获得认知：只有《圣经》才是律法，唯独良知做出诠释。无论如何自由并非宗教改革的策略而是结果。爱国的改革者有野心要继承遭到推翻的暴君，他们的教条和宣示表现出同样严苛的要求，断言官员基于正义有处死异端的权利。加尔文基于宗教或私人的憎恶，宣判塞维图斯（Servetus）[26]犯下背叛自我的罪行[27]；狂热的克兰麦（Cranmer）为再洗礼教派（Anabaptists）煽起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的怒火，结果使后者为火焰吞噬。[28]自然界的猛虎还是同样凶狠，却逐渐被敲掉利齿和毒牙。罗马教皇拥有宗教和尘世的王国，新教的神学家被列入卑微阶级的臣民，没有征收税捐和审判裁决的权力。古老的正统教会使教皇的敕令具有神圣的性质，表达的观点和产生的争论要交给人民来决定；然而他们诉求私下的判决，会被好奇和热诚所接受，完全超出他们的愿望。
自从路德和加尔文的时代以来，新教教会在内部暗中默默进行各项改革的工作，很多带有偏见的莠草都被清除干净。伊拉斯谟（Erasmus）的门徒弟子[29]散布独立和节制的精神。主张信仰自由视为与生俱有的福祉和不容剥夺的权利[30]，荷兰[31]和英格兰[32]的民权政府全盘采纳运用，时代的智虑和人道的精神扩大法律狭窄的接受范围。在实施的过程之中，心智已理解本身力量的权限，也许能让孩童很高兴的承诺和庇护，不再能满足成年人的理智。争辩的卷册如同蛛网一样密布：新教教会的教义对于平民出身的信徒而言，已经远超过他们的知识或信念，因而对于正统教义的形式以及宗教信仰的要项，现代的教士也不过用一声叹息或一丝微笑加以赞同。然而基督教的友人惊觉，调查和怀疑的冲动永不停息。正统教会的预言都已实现，奥秘之网已被阿明尼乌派（Arminians）、阿里乌斯派和索齐尼派（Socinians）解开，这些教派成员的数量，不可能从分离的会众之中计算出来。他们保留信仰的名义而非实质，有哲学的随心所欲却缺乏哲学的高尚情操，使得天启宗教的石柱摇摇欲坠。[33]
[1]在狄奥多里特（Theodoret）（译按：狄奥多里特是西拉斯（Cyrrhus）的主教，时为公元第6世纪）的时代，叙利亚的西拉斯（Cyrrhus）主教辖区下有八百个村庄，其中只有两个村庄的居民是阿里乌斯派和优诺米乌斯派（Eunomians）的信徒，八个村庄的居民是马西昂派，他们的主教工作辛苦，能与正统教会保持良好的关系。
[2]保罗教派拒绝接受《彼得后书》，古代和现在很多受到尊敬的人都认为颇有道理。他们同样也不理会《启示录》，这种忽略不被算是罪过，希腊人在9世纪时，对于这部充满预言的经文，必定抱着不屑一顾的态度。
[3]波菲利完全是出于恶意，认为在十二位使徒中间，还是有一两位使徒存着谬误的观念和个人的情结，彼此之间才会产生这些争论。克利索斯托姆（Chrysostom，John，347—407 A.D.，圣徒、君士坦丁堡主教）、杰罗姆（Jerom，Eusebius Hieronymus，347—419 A.D.，圣徒、翻译家和修道院院长）和伊拉斯谟（Erasmus，Desiderius，1466—1530 A.D.，人道主义者和学者）认为，这些都是假装的口角，也是虔诚的欺骗，能给非犹太教徒带来好处，更能对犹太人施以惩戒。
[4]要是有人对于充满异端邪说的图书馆感到好奇，可以参考博索布勒的研究成果。甚至就是在阿非利加，圣奥古斯丁提到摩尼教的书籍，说是“数量极多、文字优雅、装订美观”，要求大家不能姑息，“举火将这些邪恶的羊皮纸全部烧掉”。他的告诫极其坚定贯彻执行。
[5]琐罗亚斯德（628—551B.C.），古代波斯祅教即拜火教的创始人，建立善恶二元论的宗教体系，分别以阿胡拉代表善和光明，阿里曼代表恶和黑暗，两者不断的冲突和斗争，万物源源而出永无止境。
[6]两位才高八斗的学者博索布勒和莫斯海姆，对诺斯替教派基于善恶两元论所形成的各种体系，费尽心血去探索并且加以区别。
[7]这些国家位于幼发拉底河与哈里斯河（Halys）之间，为梅德人和波斯人据有超过三百五十年之久。本都国王的家世源远流长，是阿契美尼德斯（Achaemenides）王朝的王室后裔。
[8]很可能是庞培征服本都以后建立的殖民地。科隆尼亚位于吕库斯河（Lycus）流域，在新凯撒里亚的上方，土耳其人称为科莱希萨（Coulei-hisar）或科纳克（Chonac），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城镇，整个地区拥有强大的势力。
[9]贝洛纳的庙宇在本都的科马纳，是一个势力强大和雄于资财的宗教团体，高级祭司在王国受到尊敬，是仅次于国王的第二号人物。斯特拉博提到庙宇的状况、祭典的过程以及每年两次盛大的节庆，特别表现出心满意足的神色，尤其是他母亲的家族一直据有祭司的职位。本都的贝洛纳具有女神的容貌和气质，不是战神而是爱神。
[10]新凯撒里亚主教格列高利（240—265 A.D.）的称号是陶玛特古斯（Thaumaturgus），意为奇迹创造者。过了一百年以后，他的老乡尼萨（Nyssa）的格列高利写出他一生的事迹或传奇，这位与他同名的人物是圣巴西尔的兄弟。
[11]保罗教派在取名的含意和精神的层次方面，都持保留的态度而且安排回旋的空间。等到正统教会发现这个棘手的问题，他们在受到贬抑的状况下，轮替成为叛教者或殉教者。
[12]佩特鲁斯·西库卢斯（Petrus Siculus）谈起宗教迫害的行为，感到极为满足和欢愉，说是“正义得以伸张”。西美昂并非别号而是指怪物，这条巨大的鲸鱼，将一群水手淹死，因为这些人将鲸鱼误认为是一个岛。
[13]［译注］胡斯（Jan Hus，1369—1415 A.D.），捷克爱国者和宗教改革家，布拉格伯利恒教堂的教士，反对天主教的专制，抨击圣职人员的腐化堕落，和教皇出售“赎罪证”敛财，要求进行改革，遭到逮捕判火刑处死。他的信徒和追随发起教宗改革和民族解放运动，称之为胡斯教派。
[14]奥特（Otter）可能是曾经拜访过特夫里斯独立自主蛮族的唯一法兰克人，他跟在一个土耳其军官的后面，能够很幸运的脱逃。现在这个地方叫迪夫里伊（Divrigni）。
[15]科普罗尼穆斯将他的异端邪说人士全部运走，这是锡德雷努斯的说法。锡德雷努斯抄录狄奥菲尼斯的编年史。
[16]佩特鲁斯·西库卢斯为了赎回俘虏，在特夫里斯住了九个月（870 A.D.），得知他们打算进行的任务，于是将他保存的书《摩尼人历史》题献给保加利亚新的总主教。
[17]安娜·康妮娜在《亚历克修斯皇帝传》中，记载她那行为有如使徒的父亲，处理摩尼教徒的有关状况。她渴望能驳斥这些极为可厌的异端。
[18]巴西尔是个僧侣，是鲍格米勒派（Bogomiles）的创始人，这是诺斯替教派的一个分支，很快遭到绝灭的命运。
[19]我们英国历史学家的这段文章是出于迪康热对维尔哈杜因（Villehardouin）极为卓越的注释。维尔哈杜因发现，菲利普波里斯的保罗教派成为保加利亚人的朋友。
[20]保加利亚人这个民族有几种称呼像是BuIgari、Boulgres和Bougres等，这个特有的名词是法兰西人用来谴责放高利贷者，或是违反自然的性犯罪者。Paterini或Patelini是指一个处事圆滑而又善于奉承的伪君子，像是《帕特林律师》（l'Avocat Patelin）就是一出原创和欢乐的闹剧。摩尼教徒可以称为卡撒里（Cathari），是纯洁的意思，以讹传讹叫成加扎里（Gazari）。
[21]用法律、十字军和宗教迫害来对付阿尔比异端，莫斯海姆有公正无私但笼统混杂的描述。有关整个事件的细节，教会历史学家都有详尽的记载，无论是古代和现代、天主教和新教，在这些人中弗勒里的论点最为公正和宽厚。
[22]林波克（Limborch）在出版《宗教裁判法庭通史》之前，先刊行《图卢兹的宗教裁判法》（1307—1323 A.D.），这些作品应该要有学识更渊博而评论更正确的编辑。我们不应该中伤宗教法庭，甚至对撒旦也要讲公道话，然而我一定要说清楚，罪人的名单填满十九页对开的纸张。只有十五个男子和四名妇女被判无罪，释放回到家人的怀抱。
[23]莫斯海姆的《通史》第二部分，揭露宗教改革者的革新主张和各种记录。虽然他能洞察当前的一切状况，写作有定见不受影响，但还是逐渐倾向路德教友的一边。
[24]爱德华六世在位期间（1547—1553 A.D.），我们的宗教改革更为大胆和完美。在英格兰教会的基本条款中，为了讨好人民、路德信徒或伊丽莎白女王，最早的原始文件原本强硬而明确的反对“实质”存在，后来放弃持异议的立场。
[25]宗教狂热的惠斯顿（Whiston，William，1667—1752 A.D.，英国神学家）对哲学家哈雷（Halley，Edmond，1656—1742 A.D.，英国天文学家）说道：“要不是有路德和我这样的人物，你现在还跪在圣威妮弗蕾德（St.Winifred）的画像前面呢！”
[26]有一本专书提到塞维特（Servet）条款，是一份最好的记录文件，让我看到这种极为可耻的处理方式。
[27]塞维图斯被判处死刑，比起西班牙和葡萄牙点燃的大屠杀，使我感到更为愤慨：其一，狂热的加尔文完全是怀恨在心，无法克制的恶意很可能是出于嫉妒。维也纳的法官是他们共同的敌人，他竟然就在这些人的面前指控他的对手，为了达成毁灭塞维图斯的目标，不惜背叛神圣的信托，提供他们之间的私人信件作为罪证。其二，不能用教会或国家遭到危险当成借口，来掩盖残酷的行为。塞维图斯行经日内瓦，根本是个不会造成伤害的陌生人，没有传播教义也没有出版作品，更没有劝人改变信仰。其三，正统教会的宗教法庭审判官要求别人服从，自己也会遵守服从的戒律。加尔文违犯为人处世最基本的条件：以身作则。我从伊索克拉底（Isocrates）的道德规范上读到这句格言，是福音书以前四百年。
[28]年轻国王在总主教的淫威之下，理性的情感和人道的思想都受到压制。
[29]我们可以推崇伊拉斯谟是理性神学之父。宗教宽容在沉寂一百年以后，又能恢复到当年的盛况，这些献身的人士是荷兰的阿明尼乌派（Arminias）信徒，还有格劳修斯、林波克和勒·克拉克；在英格兰是契林沃斯（Chillingworth，William，1602—1644 A.D.，英国神学家）以及剑桥的宗教自由主义者，像是蒂洛森（Tillotson，John，1630—1694 A.D.，英国坎特伯雷主教）、克拉克（Clarke，Samuel，1675—1729 A.D.，英国神学家）和霍德利（Hoadley，Benjamin，1676—1761 A.D.，英国主教）。
[30]我很抱歉还要提到上个世纪的三位作者，用高贵的态度来维护宗教宽容的权利，贝尔、莱布尼茨和洛克（Locke，John，1632—1677 A.D.，英国唯物论哲学家）都是俗家人士和哲学家。
[31]可以参阅威廉·坦普爵士的《低地国家的宗教》最令人激赞的章节。我对格劳修斯并不满意，他赞同宗教迫害的法律，仅仅谴责宗教法庭血腥的审判。
[32]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1723—1780 A.D.，法学家和历史学家）爵士解释英格兰光荣革命时期所确定的法律。要不是民族的气节比数以百计的成文法有效，那么除了天主教徒以外，对于任何否认三位一体的人士，宗教迫害仍旧留下可供施展的空间。
[33]我要提出两篇与普里斯特利（Priestley，Joseph，1733—1804 A.D.，神学家和科学家）有关的文章，让公众得知可以同声责难，这些文章揭露他的论点所要达成的终极意向，其中第一篇可以让教士战栗不已，第二篇会使官员大惊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