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与科学普及的关系

科学发展观绝不是突然之间冒出来的。实际上，随着近代工业革命的兴起，人类、资源、环境等危机已初现端倪，一些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科学家就敏锐地指出人类肆意地破坏生态、浪费资源、污染环境，最终将危害人类的健康和生存。一个半世纪前，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手稿中就历数欧洲一些地方滥垦荒地带来了水土流失等严重后果，并警告人类破坏自然必将遭到报复。1962年，美国海洋女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寂静的春天》，尖锐地指出人类无节制地使用农药将带来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1987年，时任挪威首相的布伦特兰夫人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率先提出“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这些都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提供了理论铺垫。

其实，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等革命导师对科学发展早有论述。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辑录的《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论科学发展》一书就收录了他们关于科学发展的重要论述300多条。只是由于我们过去缺乏对科学发展的理论自觉和政治敏锐性，未能意识到科学发展的重要性，未领悟到科学发展的深义，因而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罢了。

但从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近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新一代领导人把科学发展提高到“观”的高度来强调，是针对我国当前所面临的严峻发展形势提出来的一项关于发展的重大战略思想，是涉及中国共产党今后如何正确发展的、具有“生死存亡”决定性意义的发展理念，是极大地丰富、发展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发展的理论。由此可见，科学发展观既有连续性、继承性，又有发展性、创新性。追溯起来，胡锦涛同志早在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又明确提出“坚定不移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到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在胡锦涛同志所做的政治报告中，则进一步系统地论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概括起来四句话，即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五个统筹兼顾”。中共十七大还把科学发展观写进了党章。中共十七大的另一项理论突破就是提出了“生态文明”。国内外发展的历史，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充分证明，生态文明在一定条件下会成为人类一切文明的最基本和最后的保障。假如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就会失去依托和支撑。生态文明不仅制约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且还密切联系着民生，左右着民心，影响着社会稳定，考验着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因此，生态文明成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至此，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发展分散、零星的论述变为系统、完整的科学发展观的转变。

由此可见，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人从中国乃至世界近现代发展的历史长河和复杂多变的世界格局中总结、揭示出来的发展理论，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我国发展所处历史阶段的科学判断和对世界发展形势的准确把握，是充分运用当今世界科技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简称“四科”）的丰富成果，有其历史必然性、内在逻辑性、时代紧迫性和理论创新性，而这“四科”恰好是科学普及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