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中国科学技术何以落后？

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各种不同的见解，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早在1922年，哲学家冯友兰就认为：“中国落后，在于她没有科学。”其后，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一直延续不断。2004年9月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教授做了一个题为“《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的演讲，尖锐地批评《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并断言这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时间引起了很大争议。但是，通过不同意见的讨论，我们还是可以大致归纳出以下几个近现代中国科技落后的主要原因：

首先，我国传统文化中“重文轻理”“重术轻学”的倾向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重文轻理”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书籍大都是文史方面的，少有科学技术著作就是明证。究其原因，可从古代中西方哲学存在的差异上找到根源。古希腊及西方其他各国的哲学家大都精通自然科学，他们对观察和思考自然怀有浓厚兴趣，并从中引出有哲理的内涵，因此可以说，古代西方哲学是一种典型的“自然科学”。至今，西方还常把自然科学的博士冠以“哲学博士”的头衔，从中即可看出西方自然科学与哲学是紧密联系的。而中国古代哲学以儒学为代表，注重政治理论，轻视自然科学，当时的哲学家都与统治阶层保持着密切联系，或为君主的谋士，或为说客，他们的著述中都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兴趣和议政色彩。他们重政治谋略，重道德修养。这是一种“社会哲学”“处世哲学”，当然他们也就轻视自然科学。特别是实行科举制度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优秀人才都集中在“读经书、走仕途”这条道路上，视科学技术为雕虫小技。至于“重术轻学”，即重实用技术而轻科学研究，这在前面的叙述中已经做了论述，因而不再赘述。正是这种“重术轻学”的倾向，导致了我国古代虽有极为丰富的实用技术，但鲜有科学理论的创造。这就阻碍了我国古代科学向近代科学发展。正如李约瑟博士所言：作为一个整体的近代科学没有发生在中国而发生在西方，有两个基本原因：一是在哲学思想上，中国哲人并不具备作为西方科学开端所具有的自然观；二是在中国中世纪的一些发现，纯粹是实用的，并总是停留在经验阶段。他还指出：中国有许多技术发现，但这还不是近代科学，也不是理论科学而是经验科学。这就是我国虽早在殷商时期就有彗星的记载，在春秋鲁文公十四年（前613）就有过哈雷彗星的记录，在古代建造了那么多天文观测仪器，编制了90多种历书，却无人探讨彗星的运行周期、行星的运行规律及宇宙起源等问题。这种“重术轻学”的传统至今仍在影响我国科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对基础科研的投入过少，评价科研成果追求经济效益，重论文数量、轻论文质量，等等。

其次，我国传统的思维模式与西方有很大不同。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运用严密的逻辑思维和科学方法，对科学现象、科学规律和理论的表达十分具体、精确、清晰。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的《工具论》、英国近代实证科学鼻祖培根（1561—1626）的《新工具》、法国数学家笛卡尔（1596—1650）的《方法论》，到德国哲学家黑格尔（1770—1837）的《逻辑学》，他们都有良好的方法学传统。而中国则多为直观的形象思维，简略、笼统、模糊地表述事物的规律或理论，且带着某些故弄玄虚的神秘色彩，始终没有形成完整的科学方法学，更没有形成近代的科学实验方法。所以，爱因斯坦指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中国近代科学的落后与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自然哲学方法的缺位也是紧密相关的。

最后，中国传统的教育观念上只注重知识传授，不重视质疑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西方科学有着良好的“求异”传统，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他们倡导个性解放，这就培养了他们思维奔放、大胆怀疑的性格，增强了他们富于想象、刻意求新的胆识。他们为了科学真理而不惜献出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如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等。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就是这种科学精神的写照。但中国古代的教育传统是重视思想上的“齐一”和“和合”，要求人们重圣贤、守古训，强调师道尊严，以圣人言论作为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还有“三纲五常”那一套，什么“君令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等。在这种封建思想、孔孟之道的大一统式的思想控制之下，严重地抑制了人们思维的个性化，扼杀了人的独立性、创造性和批判精神。不敢越雷池于一步，不敢大胆追求求异思维，不敢为天下之先，遵循中庸之道，习惯于求稳保守，明哲保身。“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枪打出头鸟”之类的谚语，充分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风尚。这正是科学发现之大忌，而且这种传统至今仍然影响着人们的思想。特别是极左思潮的泛滥，人们以做“党的驯服工具”为信条，不敢提出不同的看法。

我曾在《素质教育在美国——留美博士眼中的中美教育》（黄全愈著）一书中看到了中西方教育的差异。书中讲了两个故事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一则说的是作者的儿子从小在中国跟老师学画画，通常中国的教育是老师画一样东西让孩子跟着画，给予指点，并以是否画得像为评判标准。到了美国，同样学画画，老师只出一个题目，由学生自由想象、发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小孩子个个兴趣盎然。而这个中国孩子失去了“依葫芦画瓢”的“样板”，竟无所适从，不知如何画了。他感到画画没有意思，甚至不想再学画画了。另一则说的是有个中国孩子参加小学生校际足球比赛，结果要以罚点球决胜负。中国孩子自恃点球技术好，罚点球非他莫属，在一旁踌躇满志、一声不吭，等着教练点将。结果教练没有点他，最终他们输了。这个孩子及其家长很不理解，询问之下，教练说出了原委：“我不能派一个没有强烈上场欲望的人去罚点球。你没有欲望，就表明你缺乏自信，我很难相信你能干好这件事。”这两个例子充分说明美国的教育是鼓励学生自由创造、标新立异，鼓励学生勇于表达自己的意愿，张扬个性；中国则相反。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刘燕敏于2004年写的一篇题为《25年前的预言》一文中的一段话：

1979年6月，中国曾派了一个访问团去美国考察初级教育。回国后，访问团写了一份3万字的报告，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美国学生无论品德优劣、能力高低，无不趾高气扬、踌躇满志，大有“我因我之为我而不同凡响”的意味。（美国）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大字不识一斗，加减法还在掰着手指头，就整天奢谈发明创造。在他们眼里，让地球掉个个儿好像都易如反掌。重“音体美”，而轻“数理化”，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学校，音体美活动无不如火如荼，而数理化则乏人问津。课堂几乎处于失控状态，学生或挤眉弄眼，或谈天说地……

中国访问团的结论是：美国的基础教育已经病入膏肓。可以预言，再过20年，中国的科技和文化必将赶上并超过这个所谓的超级大国。作为互访，同一年，美国也派了一个考察团来中国。他们在看了北京、上海、西安的几所学校后也写了一份报告，在其见闻录部分有这样一段文字：中国的小学生在上课时喜欢把手放在胸前，除非老师发问举起右手，否则轻易不改变；幼儿园的学生则喜欢把胳臂放在身后，室外活动除外。中国的学生喜欢早起，7点前在中国的大街上见到最多的是学生，并且他们喜欢边走边吃早点。中国学生有一种叫“家庭作业”的课余劳作，据一位中国教师的解释，它是“学校作业在家庭中的延续”。中国把考试分数最高的学生称为学习最优秀的学生，他们在学期结束时，一般会得到一张证书，其他人则没有。

美国访问团的结论是：中国的学生是世界上最勤奋的，也是世界上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人。他们的学习成绩与任何一个国家同年级学生比较都是最好的。可以预测，再用20年时间，中国在科技和文化方面，必将把美国远远甩在后面。

26年过去了，美国的基础教育并未“病入膏肓”，中国不仅没有把美国远远甩在后面，相反中美科学技术的差距还在继续拉大。中美两个代表团的预言都错了！但他们的报告倒是客观、真实地反映了中美教育思想的强烈反差。我们是否从中也可以悟出中国科技何以落后的一些道理来呢？

（此文写于2004年10月，后收入《比科学知识更珍贵》一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