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参政党当前的困境浅析
我国的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作为我国政党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与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通力合作，走过了60多年的光辉历程，经历了种种磨难和曲折的考验，逐渐成长、壮大，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方面，从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历史来考察，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有7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实行多党合作这一政党制度，但东欧剧变之后先后中断了，唯有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仍在不断发展和完善，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既值得我们自尊和自豪，也值得我们警觉和审视，这对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从参政党的建设与发展来考察，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参政党的建设与发展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持和引领，且受到多次极左路线的冲击，不断出现一些困扰和难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参政党人才匮乏，其智力优势、人才优势式微
作为参政党的民主党派，包括无党派著名人士在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集中了当时社会各界的知识精英、知名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虽然仅有1万多人，但他们大都具有较高的政治素养和丰富的专业知识，这正是当时建设新中国所亟须的，也是中国共产党所缺乏的，他们在与共产党共商国是中，常发出睿智高见，他们中有不少人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担任要职，因此民主党派被称之为“人才库”“智囊团”是名副其实的。从1949—1957年，短短8年时间，各民主党派人数从1万一下子猛增至10万，其中多数为高级知识分子。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好，民主党派的作用得到执政党的认同；另一方面，也说明民主党派在高级知识分子群体中有较大的吸引力。但今天情况大不一样，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的大党，拥有8 600多万党员，集中了中国社会的精英。据统计，目前党内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知识分子有3 600多万，约占党员总数的四成，相当于8个民主党派总人数（约100万）的30多倍。特别是1978年之后，加强干部队伍的“四化建设”，党内许多学历高、专业强的才俊进入了领导班子。而且，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大学生党员的发展工作，每年大学毕业生中的党员人数已超过全国发展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反观民主党派，“文革”以前加入组织的老一辈党派成员，1976年约为6.5万人（其中大多数是1957年前加入民主党派的），到今天这批人因到了耄耋之年，便陆续退出了政治舞台。当前，民主党派成员绝大多数是“文革”以后加入的，他们虽多为中高级知识分子，但总体上与共产党内的知识分子相比，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均无智力优势和人才优势可言，“人才库”“智囊团”的特色已难显现，而且面对执政党组织发展工作的强势，参政党要发展优秀的知识分子就显得空间的逼仄和吸引力的孱弱。这与新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政党关系的发展是不相适应的。
2.参政党政治意识淡漠，政治素质偏低
当今我国民主党派成员出生的年代大体上可分成20世纪30—40年代、20世纪50—60年代和20世纪70—80年代。对于20世纪30—40年代出生的党派成员，即所谓“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那一代人，他们对旧社会有一定的记忆，都亲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各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反右运动和“文革”动乱，政治经验相对比较丰富，政治素养也相对较高，但大多数人于世纪之交前后退休或退居二线；对于20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党派成员，特别是现在还在职的1955年以后出生的党派成员，他们缺少新旧社会对比的体验，对“文革”等政治运动的直接体验也不多，因而政治经验不足。他们现在既有在党派内部担任重要职务，也有在省、市级组织内部担任领导职务；对于20世纪70—80年代（主要是“文革”以后）出生的党派成员，他们普遍学历较高，思想比较活跃，看重个人价值的实现，但政治经验较为欠缺。尤为明显的是，“文革”以后加入民主党派的这代人，与老一辈民主党派成员之间的差别很大：他们缺少政治实践和经验，对民主党派的历史不甚了解，对民主党派创始人民主政治的追求，对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制度历史性选择的深远意义缺乏认识，政党意识比较薄弱。客观地讲，我国的民主党派受历史、社会和自身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政党意识本来就“先天不足”，后又屡遭极左路线的冲击，政党意识更是“后天缺失”。在社会上民主党派“无用论”“花瓶论”的影响下，真正把加入民主党派作为实现政治理想、施展政治抱负、展示政治才华的人极其少见，他们往往缺乏政党意识和政治责任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历史使命和政治担当是很不相称的。
3.参政党参政议政能力不足，民主监督尤为欠缺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主要有两大职能，即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参政党的参政议政面对的是执政党执政的广阔领域，但由于参政党人数少、人才匮乏，党派成员多为“业余闹革命”，因而时间有限、精力有限；同时还由于自身专业的局限、调研的困难、信息的不对称等因素，要想在短时间内对某个领域的某个问题提出中肯的意见和有见地的建议是十分困难的。而他们面对的是专门从事这个领域管理工作的党政领导干部，他们长年从事这方面工作，成天在思考这些问题，既熟悉情况，又有实际经验和理论水平，你的意见、建议要入他们的“法眼”，更是难上加难。因此，出现“说了也白说”的情况也在情理之中。针对这种情况，有人提出党派参政议政“拾遗补缺”的方针，想以此来摆脱尴尬局面，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参政党参政议政能力不足的无奈。
如果说，相对于参政党参政议政常常有“可圈可点”之处，那么其民主监督则往往是“乏善可陈”，已被公认为是当前参政党履职最为薄弱的环节。这主要与我国整体政治生态有密切关系。我国的政党关系和政治生态的最大特点是一党执政、多党参政，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形成众星拱月式的关系，往往强调合作性、协调性、一致性而忽略差异性、独立性、制约性，导致对民主监督的轻慢、忽视和疑虑，主要表现在：一是对一些尖锐问题、敏感问题和重大决策问题，往往有所顾忌、缺乏诤言的勇气而回避开展监督；二是由于监督机制、制度、渠道、程序等方面不健全、不完善而无法实施监督；三是民主党派受自身条件的局限而难以实施监督，使民主监督成为当前各民主党派履行政治职能的共同“短板”。
4.各参政党之间及参政党与执政党之间趋同现象日趋严重，影响政党关系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的各民主党派成立之初，其社会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同这些阶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其政治纲领是反帝爱国和争取民主，虽然各民主党派在成员的阶级和阶层结构上有些不同，但均属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政党，后在与国民党、蒋介石专制统治抗争的过程中，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张，共同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又与中国共产党一同走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康庄大道。这种相似的成长历程就成为各民主党派趋同性的先天基因。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各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不复存在，各民主党派基本成为知识分子政党，趋同性进一步增加。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以党为师”“参政为民”的观念的进一步强化，各民主党派无论是政治纲领、指导思想、政治主张、参政议政命题，还是社会基础、成员构成、组织属性等诸方面趋同性进一步增强。还应该看到，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趋同性也在不断增长。这是不符合我国多党合作制度蕴含的“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对增强我国政党制度的弹性和包容性，实现公共决策过程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加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行为的监督和制约，都是非常不利的。这已成为当前影响和制约我国政党制度可持续发展的症结所在。
5.参政党组织领导力、动员力不强，凝聚力、吸引力不足，社会知晓率、认可度低
首先，从组织系统上看，参政党一般有中央、省（市）、地（市）及基层四级组织，少数地方还有县（市）级组织，但领导机构人员都比较少。省（市）、地（市）级委员会，通常只有一名驻会副主委是专职的，主委和其他副主委，包括常委均为兼职，仅靠少数几个机关干部维持运转，这必然影响到参政党的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和合作共事能力，进而影响到参政党作用的发挥。
其次，从基层组织上看，由于党派成员人数少，基层组织往往是跨越不同单位、不同部门组建而成，其开展活动面临时间、场地、经费、联络等方面的限制，因此开展活动比较困难，活动形式比较单调，缺乏创新；纪律也较松弛，参与度不高，缺乏凝聚力和吸引力。据了解，通常开展活动较好的基层组织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多数基层组织活动能力一般，少数基层组织仅维持低水平的活动状态，个别基层组织甚至不开展活动几近。此外，不少党派知名人士（代表人物）很少参加党派活动，也就谈不上发挥其代表性作用。
最后，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极左路线与思想的影响，加之对我国政党制度的特点、优势和作用宣传不够，公众对作为参政党的民主党派知之甚少；另一方面，民主党派自身也存在不少问题，作用未能充分发挥，进而导致认可度低。不仅是公众，一些基层党组织及政府部门也对民主党派的作用认识不足，对民主党派工作的支持也不够。就是民主党派成员自身，也有不少人对民主党派的存在价值和发展前途存在疑虑。这些都是影响我国政党制度健康发展的负面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