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籍两院院士何其多？
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不仅以物产丰富、气候宜人、风景秀丽闻名于世，而且一直以人文荟萃、名流辈出、才俊云集为人赞叹。
苏州大学物理学院副教授张橙华先生长期以来对古代吴地的科技成就和科技文化做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并对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籍贯做了专题探讨，从中发现了一些颇有意思的现象。
首先是从苏州走出去的科学大家非常多，他们之中有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和朱棣文，有“两弹一星”的元勋王淦昌和王大珩，有为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宇称不守恒定律做了实验验证的杰出女物理学家吴健雄，有世界级建筑大师贝聿铭，等等。他们都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根据截止到2000年年底全国两院院士的资料统计，华东籍的院士占60.8%，雄居榜首。其中江苏籍的院士占20.8%，列各省（市）之冠。而苏州籍（大市范围）院士又在江苏籍院士中首屈一指，占27.3%，有83位之多（2002年又增加6位，达89位），与上海籍院士数量相当（84位）。若按人口比例计算，由于上海人口数量远远超过苏州人口数量，因此苏州籍院士的密度要远高于上海，堪称全国之最。因此，苏州被誉为“院士之乡”是当之无愧的。
有学者对国内权威著作《中国大百科全书》做了统计，在各分册中专门列条目介绍的历代科技专家有2 677人。其中长江三角洲的科技专家共计903名，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而苏州就有102名，高居首位。如水利学家郏亶，天文学家王锡阐、朱文鑫，建筑家蒯祥，造园家计成，等等。此外，沈括虽祖籍浙江，但他青年时曾借居苏州母舅家读书学习。他的代表作《梦溪笔谈》可谓是世界古代科学名著，被世界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誉为“中国科技史上的坐标”，书中有不少内容与苏州的科技发明有关。因此，称苏州为科技专家之乡也名副其实。
此外，苏州还是著名的“状元之乡”。有人对清代的状元做了统计，清代状元共计114名。而苏州和吴县的状元有26名之多，约占全国状元总数的22.8%，如果加上属于苏州管辖的常熟、昆山等地就更多了，可谓独占鳌头。当然，在古代科举制度下，状元到底意味着什么，可能见仁见智。但科举制度创立之初，打破了世袭制的束缚，无疑是选拔人才的一大进步，也的确从平民中选出了一批杰出的才俊，为社会的进步做出了一定贡献。后来，科举制度逐渐僵化，采用“八股取仕”的方式禁锢人们的思想，成为摧残人才的桎梏。但不管怎么说，通过科举的各级考试，脱颖而出的佼佼者大多是勤奋攻读的饱学之士，其中仍不乏优秀的人才。
由此看来，苏州籍两院院士多，是有其历史渊源的，它与历代科技专家多、状元多是一脉相承的。当然，院士的情况与以往历代科技专家和状元有所不同。因为到了现代，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院士的成长之路不完全囿于家乡一地，他们很可能到外乡求学和工作，其成功的原因更为复杂。即便如此，苏州籍两院院士绝大多数，其幼年、少年乃至青年时代都是在苏州度过的。这一时期，家庭的影响、学校的教育、社会风气的熏陶，对他们基础知识的构建、科学兴趣的培植、人生观的形成都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因此，苏州籍两院院士多不是一种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的根源。那么，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苏州地区物华天宝，经济发达，生活相对比较富足、安定，人们崇文重教，逐渐形成了一种崇尚文化的风气，营造出一种尊重读书人的环境。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读书风尚的形成、文人墨客的聚集、士大夫的增多，推动了吴地的社会结构和民俗风气的演进，使吴地一带的人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温文儒雅的性格、坚韧不拔的品性，这对从事科学研究而言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素质。正如从小家住狮子林、拙政园附近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张钟华所说：“我一想起苏州园林来，就有一种非常美好的回忆，对我以后从事科研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设计得非常精巧，什么都给你挡着，进去一下，走几步，出现一个景，又走几步，怎么又出来一个景，所谓景随步移。这使我认识到一个客观的事物是非常多样的，它往往有很多很多面，你看过去仅仅一面，你走几步，换一个角度，会出现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方面。这个对我世界观的形成有一定的好处。”
第二，苏州地区文化教育事业一直比较发达，向有尊师重教的传统。北宋景祐二年（1035），范仲淹在苏州创办府学，开创全国郡学之先。明初徐有贞在《苏郡儒学兴修记》中写道：“吾苏也，郡甲天下之郡，学甲天下之学，人才甲天下之人才，伟哉！”苏州地区由于小城镇众多，经济比较发达，兴学积极性高，因此历史上书院学堂、义塾私塾数量之众可谓全国之最，且办学质量高，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苏州地区兴教办学之风盛行，名校名师层出不穷，如在苏州府学旧址办起来的江苏省苏州中学已有百年历史，是一所享誉国内的著名中学，罗振玉、王国维、吕叔湘、颜文樑、钱穆等知名学者曾先后在该校任教。在该校毕业的学生当选两院院士有30多名，这在全国中学里是极为罕见的。苏州地区还有几所中学也都具备很高的办学质量，从这些学校中也走出了一批两院院士。如苏州市一中、三中、四中、六中的毕业生中就走出了多名两院院士。百年老校东吴大学，现更名为苏州大学，也走出了30多名两院院士。无论是中学还是大学，培养的院士中有不少是外地学子。另外，苏州地区崇文重教的风气还表现在家庭学风浓厚，苏州籍两院院士中有多例家族亲属院士，如冯康、冯端，王守武、王守觉（兄弟），唐孝炎、唐孝威（堂兄妹），时钧、时铭显（叔侄）。很多院士出身书香门第，如顾诵芬（顾廷龙之子），顾翼东（王同愈之甥），吴传钧、吴仲华（状元之后），宋鸿钊（宋德宜后代），唐孝炎兄妹（唐文治后代），等等。
第三，苏州地区自古以来就有讲究实学、重视科技的优良传统。如以干将、镆铘铸剑为代表的冶炼技术，以伍子胥修筑苏州古城为代表的城建技术，以温病学派为代表的中华医术，以丝绸为代表的纺织技术，以苏绣为代表的工艺美术，等等。明末著名科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明代张翰在《松窗梦语》里记载：“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就是在这种氛围下，吴地的能工巧匠大批涌现，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到了近代，苏州又兴起光学手工业、钟表手工业。苏州成为全国吸收西方科学技术最为成功的地区之一。
第四，包容外来先进文化和吸纳外来人才的传统。苏州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保守的地方，它一直对外界保持开放的姿态。古代吴国就是来自黄河流域的泰伯、仲雍建立的。因此，吴国一开始就吸收了中原的先进文化。此后，在楚国人伍子胥与齐国人孙武的辅助下，吴国才逐渐强盛，称霸一方。苏州沧浪亭内的“五百名贤祠”中镌刻着从春秋至清朝的594位苏州名贤的头像和生平，其中80%以上是外来人。由此可见，吴地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明清以来，地处长江三角洲的苏州，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与海外文化交流的前沿城市，成为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和科技的领跑基地。苏州洋炮局是全国第一个用近代机器生产的工厂。苏州在兴办近代工业、翻译科技书籍、派遣留洋学生等方面都领先于全国多个城市。几千年来，苏州地区在保留自己特色的基础上，不断汇集、融合国内其他地区和海外文化的优点，创造出一种既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又博采众长的吴文化个性，既能吸纳外来文化又能保持自己独特的品性。这种多元的文化基因对培养高层次的科技人才是非常适宜的。
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是我国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领域中优秀人才的杰出代表，是中华民族的精英。苏州籍的两院院士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苏州文教昌明、人杰地灵，但也有不足之处：一是1949年以后，从苏州走出去的两院院士不多，无论是从江苏省苏州中学，还是从苏州大学走出来的两院院士绝大多数都是1949年前毕业的学生；二是在苏州本地工作的苏州籍两院院士一个也没有，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至少说明苏州目前在全国还不是一个科技大市，更不是科技强市，这与苏州市经济强市的地位极不相称。苏州现在提出要建设成为一个国际新兴科技城市，就需要培养一大批科技精英，其中就包括两院院士这样层次的人才。为此，必须加大“科教兴市”的力度，包括建设学习型城市，加强科学教育和科普工作，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让苏州培养出更多的两院院士，使苏州“院士之乡”的美名发扬光大。
（此文写于2004年8月，后收入《比科学知识更珍贵》一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