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幸运人生
俗语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说的是人生际遇不幸往往远多于幸运。2015年，我76岁了，回忆往事，虽然不如意之事颇多，但幸运之事也不少，似乎没有俗话说得那么惨。
我的父亲强寄蛰，1899年出生于苏南水乡宜兴县芳桥镇梅子境中村一个耕读之家。他小时候读过一点私塾，后考入江苏师范学堂接受了现代教育，就萌生出“教育救国”的思想。毕业后，他返乡当了几年小学教员和督学，变卖了一部分田产筹集资金，到上海闸北工人集居区办了一所小学。我母亲袁规方，1915年出生于崇明县城三清殿弄一个店员的家庭。1935年从上海幼儿师范学校毕业，就职来到我父亲创办的小学。两人相遇、相识、相爱，不久就结为夫妻。1936年9月，母亲生下我姐姐。1937年8月爆发“八一三”淞沪会战，父亲的小学被日军炸毁，于是他投笔从戎，参加抗日，在国民党空军当军需官，先在武汉任职，后又随军迁至四川遂宁。我母亲将女儿留在崇明，千里寻夫，一路逃难也到了遂宁。1939年7月，我在四川东北一个小县城里降生。我虽出生在灾难深重的年代，但却庆幸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逃脱了沦陷区日本鬼子蹂躏之苦，生活上能维持温饱，这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不久，父亲因不满上级的腐败愤然离开军队，我们全家也就随父亲工作的变动（到中福汽车公司任出纳）而搬到了重庆。那时，重庆几乎天天遭受日机的轰炸，父亲为了安全，把母亲、我和弟妹四人送到了重庆郊区青木关镇乡下。那一年，我已5岁了，每天一早步行一段山路到镇上读小学一年级。那时，农民的房子很简陋，生活很贫困，但老乡们纯朴、友善，房东家的大孩子常带着我们到屋后的山坡上去玩，还帮我们削细竹子做水枪，用长豇豆做眼镜，大伙玩得都很开心。那年夏天，一位老乡办喜事，我们一帮孩子就在他家看热闹，结果一笼刚蒸好的米饭在搬运过程中脱了底，我恰好就在旁边，滚烫的米粒溅到我的腿上，顿时腿上就起了密密麻麻的水泡，疼得我嗷嗷地大哭。老乡们见状，马上按土方用酱油给我清洗烫伤处，又用箩筐挑着我，送我到镇上看医生。从那以后，老乡们轮流地送我上学，直到我的腿无大碍为止。虽然那时我肉体上很痛苦，但心里感到很温馨。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我们全家从乡下回到了重庆城里。我就读于求精小学，这是一所很有名气的学校。至于怎么个好法，由于年幼愚钝、懵懂无知，现在已说不上来了。只记得上学很开心，经常学表演，学儿歌，例如《两只老虎》《打死野兽歌》之类的歌曲，怎么表演，怎么唱，至今仍历历在目，这算是我的文艺启蒙教育吧。1946年冬，我祖母去世，为了奔丧，父亲带领我们全家从四川回到了宜兴老家。在返乡的江轮上，父亲给我们讲家乡的风土人情，特别是父亲绘声绘色地讲了“周处除四害”的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不仅为家乡有这样的先贤而感到自豪，也在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为民谋福”思想的种子。
1949年4月，“百万雄师过大江”，人民解放军攻克南京，不久宜兴也解放了。当时我正在村里办的初级小学读四年级，就根据解放军队伍走过我们村这件事写了一篇周记，不曾想从来没有得到过语文老师夸赞的我第一次被他拿这篇周记作为范文在全班讲评，这让我心里美滋滋的，从此我开始喜欢上了语文和作文。五年级第一学期，我是在芳桥中心小学上的，那是区里的名校，但由于离家太远，第二学期我就改在离家不远的曹家桥小学就读。这所小学校舍破旧，学生也少，但矮子里面拔将军，我经常被选中代表学校去参加写字（书法）比赛、演讲比赛，还经常参加文艺节目的排练、演出，这使我得到不少锻炼的机会。那时，土地改革进行得如火如荼，我家被定的成分是地主，这常使我在村里感到低人一等，由此我便背上了家庭的包袱。但在学校里，由于我学习成绩突出，各项工作包括下乡支农都很积极，得到了老师们的喜欢和同学们的尊重，还顺利参加了少先队，当上了班干部。
1950年冬，分田地、房产之后，我家隔壁住进了贫农协会主席一家。为了表达翻身的喜悦，贫协主席组织了一支锣鼓队，还特地从无锡买了一套锣鼓家什。没有想到的是，他力主把我这个地主家的儿子吸收进锣鼓队，并委以重任，叫我司板鼓（实际上相当于是锣鼓队的指挥）。也许，他看中的是我的聪明机灵，我也不负所望，很快就背下了《锣鼓经》。在他组织下，我带着全队练习，不久这锣鼓就打得像模像样了。我们从春节前一直打到元宵节，好不热闹，且开了风气之先。很快，周边几个村也跟着学了起来。我也从这件事中得到些许心灵的慰藉。
那时，我们家也分了几亩地。由于父亲患上了严重的胃病，曾三次大出血，后来又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只得离开镇子返乡养病。母亲要忙家务，我和弟弟就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莳秧、拔草、车水、耥稻，样样农活都得干，还要插空割草，养羊和兔子，就没有多少时间用于学习了，于是我对自己的前途感到非常迷茫。正当临近小学毕业之时，父亲找我认真谈了一次话，说不管怎样，书还是一定要读下去的，家里的事情不用我多操心。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将面临一次升学考试，这也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1951年7月，刚满12岁的我遵照父亲的嘱咐，带上一本汇集多家江南名校初中入学试题的《升学指南》，独自一人从家乡步行到万石桥，搭乘长途汽车到无锡，再转乘火车到安亭，去参加安亭初级中学的入学考试。考完试后，我又辗转赶到上海，参加江南名校上海中学的入学考试。幸运的是，我临阵磨枪的一番努力还真起了作用，两校同时发来了录取通知书。但由于安亭初级中学的收费低廉，加之我姐姐已在江苏省安亭师范学校（现更名为上海市安亭师范学校）简师部读二年级，于是全家决定让我去安亭初级中学上学。
按照我当时家庭的经济条件，别说学杂费，就连每月的伙食费也是交不出的。幸运的是，根据我的实际情况，学校给我发放了乙等助学金，基本上伙食费不用我再掏钱，只需家里筹集点钱供我买纸、笔、牙膏、毛巾等日常用品即可，而且这样的待遇一直延续到了大学。我真心要感谢党和政府对我的照顾，否则我只能辍学回家务农，那样的话，我的命运就会被改写。因此，我十分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在各方面都很努力，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还当上了班上的宣教委员。我经常利用早自习的时间，带领同学到安亭镇的茶馆等人多的地方去读报纸，宣讲时政和有关抗美援朝的消息。学校常组织我们下乡支农，访贫问苦，回来后我就写稿子、出黑板报。有的稿子我自我感觉不错，就向《新华日报》投稿。当时有一项政策，凡向报社投稿，只要将信封剪去一个角，注明“投稿”二字，就不必贴邮票。由于我的稿子内容有限，文字稚嫩，均未被采用，但编辑并非不予理睬或一退了之，而是写来退稿信，说明理由。有一次，编辑部还给我寄来几本少儿读物，勉励我要好好学习。此后，我虽不再投稿，但更加努力练习写作。每年学校组织作文比赛，我都踊跃参加，每次都能获奖，这使我萌生出当作家的梦想。于是，我利用课余时间大量阅读文学著作和刊物。语文老师知道我爱好文学，也主动把他订阅的《人民文学》杂志借给我看。另外，我十分喜爱数学，特别是几何，于是经常以寻找一题多解的方法为乐。“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思想对我的影响也很深，因此我也梦想将来能当上科学家。到底是当作家还是科学家，当时的我一直处于两难的选择之中。回顾初中生活，有两件事令我至今难忘。一件事是与数学考试有关。我历来数学成绩不错，一次几何考试，题目很难，大部分同学不及格，上80分已属不易，我却考了96分，位居榜首，不禁沾沾自喜，忘乎所以。结果下一次考试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我考得十分不理想。数学老师把我叫去他的办公室，严厉地批评了我，并语重心长地告诫我要谦虚谨慎、踏踏实实、持之以恒，并宽容地给我打了70多分，不让我在同学面前丢脸。这次教训可谓终生难忘，对端正我的学风起了很大作用。此后，我再也没有出现成绩大起大落的现象。另一件事就是我的入团问题。我一直以来积极要求进步，1953年我刚满14周岁，就向共青团组织打了入团申请报告。组织上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于当年的岁尾召开支部大会公开讨论我的入团问题。会上，先由我陈述入团动机、家庭情况及社会关系，再由介绍人介绍他们对我的考察结果和优缺点分析，并讲述同意介绍我入团的理由。然后由团员们讨论，提出问题，我再一一解答。会议开得十分严肃紧张，时值寒冬，我的头上竟冒出了一层层细密的汗珠。提的问题主要是针对我的家庭出身，也有针对我的缺点提出了批评。最后集体表决，我仅以微弱的票数勉强通过，但还是因为对家庭认识不够深刻未被校团委批准入团。这对我的打击很大，使我的思想包袱加重了不少，也使我对自己的家庭出身产生了抱怨情绪。
初中毕业后，我面临升学考试的压力。鉴于家庭经济状况的窘迫，我的第一选择是报考苏州电力学校（现更名为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一方面是考虑中专可免费读书，减轻家庭负担；另一方面是考虑中专毕业后可早日参加工作，支援弟妹们求学。可惜那次考试我发挥欠佳，未能如愿。在背水一战的情况下，我参加了苏州市高中阶段统一招生考试，幸运地以第一志愿被江苏省苏州中学录取。现在看来，也许没有考上苏州电力学校并非坏事，反而使我拥有了更多的发展机遇，但我的求学之路也因此变得更为艰辛了。人生的轨迹往往就是这样难以预料。
江苏省苏州中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名校，能跨入她的大门都是很优秀的学生。像我这样从乡村中学考进来的学生就显得格外平庸，因此也促使我要更加努力上进。入学不久，学校发起征文活动，我决定一试身手。当时，我初中同班的陆康元同学在临毕业前报名参军被光荣批准，分到南京的一所军官学校学习。恰好9月下旬他路过苏州，我到旅馆看望他，畅叙初中毕业后的情况和各自的学习生活与感想。我便以此为题材，写了一篇文章应征。结果评选出8位获奖者，我光荣地成为一年级获奖者中的一员，真是喜出望外，这也鼓励我继续初中时的文学梦。我首先把黑板报作为练笔的阵地，经常投稿，也屡被采用，更进一步激发了我写作的热情。当时，文学界冒出了一批年轻作家的佳作，如陆文夫的《小巷深处》，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邓友梅的《在悬崖上》，等等。我们江苏省苏州中学还有幸请到陆文夫校友到校做有关创作《小巷深处》的报告。其中他谈到小说创作要注重运用细节来表现人物性格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举了《小巷深处》女主人公（妓女出身的纺织工人）从男主人公（夜校教员）的裤兜里掏出脏手绢去洗这个例子，我至今印象深刻。这进一步燃起了我对文学的热情。
就在我的兴趣逐步转向文科的时候，党中央向全国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我数理化的成绩本来就不差，特别是数学，我一直很感兴趣。一次，数学老师从上海观摩教学回来说，上海一所名校在课堂上出了一道难题，学生最快的只用了5分钟就做出来了，想让我们试试能用多长时间做出来，结果我只用4分钟就做出来了，老师当场表扬了我，让我信心满满，又点燃了我当科学家的梦想。之前，我曾参加学校的化学兴趣小组，感受到了化学的魅力。后来，我又参加物理兴趣小组，由驻苏部队汽车连的技术员给我们讲解内燃机的结构和原理。学校还把唯一的一辆小轿车让给我们兴趣小组练习驾驶技术，使我对物理和机器充满了兴趣和好奇。此时，我正好读了一本书，书中讲了包括居里夫人在内的一批科学家的故事，这使我当科学家的愿望强烈起来。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我下定决心，弃文从理，走科学强国之路。
1956年1月5日我终于顺利加入了共青团。不久，我担任了团支部学习委员，这使我暂时卸下了原有的家庭成分的思想包袱。我的学习成绩也慢慢地从平庸状态进入先进行列。临近毕业，我信心大增，决定报考被誉为“工程师摇篮”的清华大学。我从招生资料得知，清华大学首次公开招生，但并未详细说明工程物理专业是研究什么的，只说了该专业属于尖端科学技术专业，学制5年半，比其他专业多半年，主要培养研究型工程师。既能做工程又能从事研究，正合我意，于是我把它列为第一志愿。接下来，我又填报了清华大学的自控与远控专业、汽车拖拉机专业，这些都与我参加物理兴趣小组的经历有关。最后一个志愿（第十二个志愿）是扬州师范专科学校数学专业，我的考虑是，万一考试发挥失常，我要确保有书可读，将来有一份工作，以后再寻找发展机会。
1957年暮春，正当我全力以赴迎接高考时，苏州不少中学的高三学生收到了署名为“同济大学一群人”的来信。信中称，今年高校招生仅为107 000人，比往年要少很多，国家教育部却制定优惠政策，允许因中苏关系紧张不能出国的留苏预备生和工农速成中学应届毕业生可以免试择校入学。这会使高考形势更加严峻，雪上加霜。来信极尽煽动之能事，据说苏州市一中、二中等学校的高三学生纷纷行动起来，有的学校已经组织游行，以示抗议，江苏省苏州中学的学生也跃跃欲试。此时，我们班的团支委碰头，商量对策，我提议通过公开辩论的方法，说服大家不要参与闹事，静下心来，认真复习功课，才是上策。全班辩论会上，我和其他几位支委的意见占了上风，使这次风波在我们班上平息了下来。全班聚精会神，复习迎考。结果，当年全国高考录取率仅为10%左右，有的学校、班级出现全军覆没的情况，我们班录取率高达80%，其中有6人考取清华大学，3人考取北京大学，还有许多人考取了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名校。毕业离校之前，我给学校领导写信建议，鉴于前一段时间毕业生思想混乱的状况，应在其离校之前组织他们学习，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我的意见虽未被采纳，但全市召开了一次高中应届毕业生代表大会，我有幸作为代表参加。会议的内容包含了我给学校提的建议，我感到十分欣慰。同年7月，我年满18周岁，就向学校党组织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
尽管我对自己的实力还是有一定的自信，尽管我在考完之后的自我感觉也还不错，但等待发榜的日子仍然十分难熬，特别是各个学校陆续发榜，我仍然没有收到任何的消息。正当我濒临绝望的时候，才于9月初收到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被填报的第一志愿录取了（据说工程物理专业是当年全国录取分数最高的专业），真是喜出望外。这个消息还引起了乡里的轰动。我去宜兴县里转团员关系时，办事人员告诉我，说我是当年第一个来办团关系的清华学子，他还露出了钦慕的神色。但开学的各项费用让我们全家发了愁，就连我赴京的火车票钱都没有着落。于是，我赶紧回到母校江苏省苏州中学，向校方求助。学校开具介绍信给苏州市教育局，为我申请到一张为新生赴京增开的专列车票，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但两天两夜路途（因为是临时客车，属于慢车，时间特长）的伙食，我就只好自己想办法克服了。
旅途还算顺利。1957年9月14日清晨，火车到达北京前门车站。我只在南京车站收到母亲（正巧临时在南京帮佣）送来的几个馒头，吃了一路，扛到北京已是饥肠辘辘。趁着等待清华大学校车来接之时，我到车站外的小食摊花5分钱买了一碗荞麦面充饥。但这面条粗粝得难以下咽，我只好硬着头皮吞下去。后来到清华园报到，看到分班名单，我被分在工程物理化学1班，即物21班。名单上指定了班上3个干部：团支部书记、班长和学习委员。也许是高考成绩不错，我竟然被指定为班级学习委员，这一当就是3年，直到1960年重新按专业方向分班。不过，我大学里学习成绩可谓一般，因为进入清华大学的都是尖子学生，我们班仅留苏预备生就占了五分之一，大家各有学习绝招。比如我们宿舍的张承源同学，毕业于上海名校育才中学，他竟熟知世界各国的首都和货币，我那点小聪明算不了什么，只能自叹不如。
我就读的专业说是尖端科技，但到底是研究什么的，我一直也未弄明白。直到1957年一个冬天的晚上，系里通知我们去听苏联专家的专业讲座，这才解开了我心中的谜团。原来我就读的专业涉及原子能化工领域，简单来说，就是研究从铀矿中提取铀，再从中分离可裂变的铀-235的工作。专业带给我的这种神圣、神奇、神秘和自豪感成为我日后学习的强大动力，直至踏上工作岗位。
清华大学的校园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我通过清华大学音乐室老师们组织的识谱、视唱、练耳等一系列严格考试，被录取为清华大学合唱团团员，每周六晚上练习2小时。本来我还考取了军乐团，负责吹黑管，考虑自己一无基础，二无时间练习，就只好放弃了。我还参加了清华大学影评组，它有一项任务是看了电影后写影评文章，以供清华大学广播站播发。我们曾多次邀请著名导演、演员来清华大学讲课、与学生见面，还专门到《大众电影》杂志编辑部访问，请资深编辑教我们如何写影评文章。我之所以还知道一点蒙太奇之类的电影知识，就是在那时候学到的。
1957年春，苏州爆发流感，我幸运地躲过一劫。但到了这年冬天，北京又爆发了流感，我却未能逃过。当时疫情来势汹汹，清华大学校园内很多人都倒下了，校医院人满为患，校方只好把体育馆作为临时病房。我染病后也住了进去，高烧发到40℃，成天昏昏沉沉的，功课是没法做了，只好勉强看点闲书。记得苏联电影《第四十一个》的文学剧本就是在这个时候看的，其深刻的思想和大胆的题材至今仍令我印象深刻。幸好十几天后我就顺利出院了。
1958年暑假，大部分同学都回了家，我仍留在学校，参加老师的科研工作。当时我只上了一学年的化学课，尚未接触专业，每天专业老师交代一下做什么事情，然后我独自去完成。记得一次做化学实验，实验的内容是将灰黑色的八氧化三铀转化为黄色的二氧化铀，再加上氟化剂，将二氧化铀变成绿色的四氟化铀。看着铀化合物的颜色变来变去，我觉得十分有趣，对铀的畏惧感也逐渐消失。在实验过程中，我也掌握了不少化学实验操作的技能。
1958年暑假快结束时，中共中央下达了要求我们在京的大学生支援外地大炼钢铁的指令。在出征前的誓师大会上，周恩来总理亲临会场为我们送行。我就站在离周总理只有十几米远的地方，第一次与中央领导人如此近距离接触，使我无比激动。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干，不辜负党中央对我们的信任和期望。我们全班同学很快就乘火车来到了河南郑州，受到了当地政府的热情接待，顿顿饭都很丰盛。在我的印象里“大跃进”真是在创造“奇迹”，赶英、超美指日可待，我们正在跑步迈向共产主义。过了几天，我和另外4名同学就被分到了刚开始筹建的三门峡耐火材料厂，我的具体工作是帮助厂里筹建化验室。我一边开展调研工作，了解需要化验哪些项目、哪些器材和试剂，一边摸索这些化验方法，做到心中有数。同时，我还要对其他人员进行培训。厂里分配给我4名学员，一个是刚高中毕业的女生，另外3名是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工人，培训难度很大。好在我已有一定的化学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的基础，再加之努力学习，虚心向市中心化验室的同志请教，很快化验室就初具规模。于是，我立即按厂领导的要求，率领学员，带着一些简单的器材，到三门峡周围的大山里去寻找耐火材料矿源。当时已是初冬时节，我们带着干粮、水和行囊，一走就是一天，夜里就住在山洞里。一次，在下山的路上，由于我没有注意控制好下山的速度，走着走着就收不住脚了，人一个劲儿地往下冲。旁边的工人师傅急得直喊：“蹲下！抓住！”幸好我拽住了身边的两棵灌木，才未摔下悬崖。当时，我吓出了一身冷汗，这才真正体会到“下山要比上山难”的真谛。同年年底我们要离厂返校时，化验室已基本建成，开始正常运行，我也因此得到了厂里的表扬。回到清华大学后，我就这次寻找矿源之行，写了一篇题为《山地野战记》的文章。另外，我还写了一首长诗，记录了我们这段难忘的经历。我把拙作交给清华大学文学社，但杳无音讯。不料1年多后，他们把文工团编创大合唱《党的教育方针就是好》的作词任务交给了我。
1960年夏，第三学年临近结束，系里公布了按专业方向分班的名单，我被分在了“人工放射性元素工艺学”专业，学制延长至6年。这次分班有的同学因家庭问题而调离了本专业，我的室友张承源就去了新开设的高分子化学工程专业，我们都感到很惋惜。他大学毕业后去了纺织部工作，后来还当上了一个大公司的老总，相当于厅级干部。为了支援清华大学“200号”工程（实验反应堆和后处理中试工程）建设，同年10月我被抽调出来帮“200号”工程采购材料，主要是到市物资调剂市场去寻找工地需要的物资，或用我们富裕的螺纹钢去换我们需要的工字钢等型钢。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凡是吃的东西都很紧张。一个穷学生又没有钱，中午只好啃馒头、火烧，喝酱油汤。有时跑到东郊的工厂，谈完了工作，我就赶不上回西郊清华大学的公交车了，只好央求厂方让我在有火炉的会议室之类的地方休息一个晚上。由于工作太辛苦，营养又跟不上，年底我就得了浮肿病，下肢一按一个大坑，只得住进清华大学校医院的疗养病房，依靠配发给我的食糖和大豆粉，补充营养。系里决定给我免考和免修一些课程，以减轻我的学业负担。一段时间下来，我的病情大为好转。
1961年9月一开学，我们班就到大连化工厂实习了1个月，学习了化工工程的工艺与设备。自进入高年级以来，我们一直在配合专业教师做科研项目。到了第六学年，我开始专心做毕业论文了。论文的课题也都是与当时核工业的发展和专业教师的科研课题紧密结合的。分给我的论文课题是“钚的硝酸络阴离子与离子交换分离”。实际上这是核燃料后处理中的一个实际工艺过程。我先围绕这个课题开展文献调研，主要参考的是苏联和美国的文献。由于之前我曾利用一个暑假对照俄文版格林卡的《普通化学》及其中译本进行阅读与翻译训练，因此阅读苏联文献没有问题。但看美国文献就比较困难了，因为英文作为第二外语，我们只学了一个学年，共计80多个学时。因此，英文对于我而言，在阅读上仍有一定困难。但我也只好硬着头皮，搬来字典，边查边看，慢慢地，专业词汇熟悉了，我的阅读速度也就大大加快了，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看了上百篇文献，写出了近万字的文献综述。
接着，就是真刀真枪的实验研究。老师发给我当时十分珍贵的微量钚的溶液，再三叮嘱，一不可丢失，二严防污染。因为钚来之不易，其毒性很大。我们在正式实验之前，先做空白实验（又称“冷试验”）熟悉操作，保证万无一失。当我在做正式试验（又称“热试验”）时，看着绿莹莹的钚的色带在阴离子交换柱上缓慢下移，真有一种居里夫人看着她经过千辛万苦提炼出来的氯化镭在试管中发出绿色荧光时的兴奋。最终我的论文顺利通过答辩，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当时我听说1961—1962年由于三年困难时期整个国家经济形势的萎靡，核燃料后处理工程下马了，我们专业的毕业生分配都不够理想时，开始担心自己毕业时分配不到理想的工作。为此，我给蒋南翔校长写了一封信，说如果校方给我分配工作有困难，我愿意去从事科普工作，因为我既有较扎实的科技知识基础，又喜好文字工作，具有一定的写作能力，也热爱科普，可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不久，校办公室派人找我谈话，进一步了解了我的真实想法。出乎我的意料，随着1963年国民经济形势的好转，核事业有了新的转机，一线工地急需要人。于是，我和班上的许多同学都打报告、表决心，要求到核工业第一线去工作。幸运的是，我和其他6位同学得到批准，一同前往西北原子能基地工作，报到地点在兰州器材公司。我的第一次科普梦也暂时搁浅了。
1963年9月初，我和全惟俊同学结伴从上海坐火车赴兰州报到。到了兰州火车站，有人把我们接到一家旅馆，我们先接受保密教育，后来才知道自己具体的工作单位叫国营404厂。到了国营404厂后，我被分在一分厂工作。我刚一进厂，就赶上“大战八、九、十（月），拿出合格产品”的高潮阶段，全厂上下热火朝天地在进行安装验收和调试。我立即投入其中，一边向老技术人员和老工人师傅学习，尽快熟悉工艺设备、管线、阀门及其操作；一边阅读专业书籍、技术资料和图纸，还坚持写技术日记，把每天观察到的有意义的技术现象和问题记录下来。例如，有一次，我恰巧碰到氮气钢瓶的减压阀坏了，就请机修工来修理，并乘机把减压阀的结构仔细看了个遍，又通过请教专业师傅，弄懂了它的减压原理，回去后就做了详细记录。因此，我在技术上进步很快。
到了年底产品就正式投产了。开始时，我们吃住都在车间旁边的休息室，出现问题随时解决。厂长带领机关干部深入车间了解情况，还在半夜12点到食堂为工人服务，询问倒班工人对伙食和休息有什么意见和建议，使我们感到十分温暖。大家干劲十足，很快就拿出了第一批合格产品，立即向上级部门报喜。当时我是班组技术员，负责当班的技术工作，特别是当六氟化铀装满钢瓶要卸瓶时，就穿着气衣站在进行卸瓶操作的工人旁边观察，随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由于六氟化铀结晶体掉出来后，会立即蒸发气化，产生有毒的气雾，十分危险。每次我都是坚守岗位、严密监视，把危险降低到最小限度。一次，我们车间在操作中忘了把阀门的堵头取出，结果在释压工序时，钢瓶内气体出不来，压力越来越高，差点儿酿成大祸。后来事故责任人受到处分，厂里还把那一天作为“事故纪念日”，提醒大家防患未然，警钟长鸣。
艰苦的环境、紧张的工作、火热的生活、成功的喜悦教育着我，感动着我，激励着我。乘着春节前总结、休整的时间，厂里组织群众文艺汇演，我自告奋勇，创作了诗歌大联唱《我爱戈壁滩》。我亲自组织排练，并担任领唱，还拿了奖。我还根据厂长文锐深入到工人宿舍，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事迹，创作了诗歌《厂长搬到我们宿舍来住啦》，并亲自朗诵演出，也广受好评。不久，我就被调到一分厂厂部，担任生产副厂长的技术秘书。
1964年夏末的一天，厂长带我去检查重要物资和技术档案的秘密转移点，他严肃地对我说：“要是你把秘密泄露出去的话，我就毙了你！”我听完只得惶恐地点头承诺。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在新疆马兰进行了核试验，消息传来，我们欢呼雀跃，高兴得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这时，我才明白备战的真正原因。
核试验成功之后，二机部（核工业部）发动大家总结核工业建设10年的经验，我也自不量力地写了一份意见书交给当时404厂的厂长周秩（后升任二机部副部长）。具体提了哪些意见我已记不太清了，但有三条仍有印象：一是核企业选址不能离大城市太远，否则运输和配套设施花费太大；二是原子弹要有，但不在多，因此“增产节约”方针的关键在厉行节约；三是我根据厂里的实际情况指出，一线工人和机关干部及后勤人员的比例失调，人浮于事。在全国支援核工业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不计代价与成本，要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上下功夫。不久，厂办干部赵梓堂（“文革”后调至秦山核电厂任党委书记）代表周秩厂长找我谈话，表扬了我对核工业建设的关心，鼓励我今后好好干，使我原来忐忑不安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感到十分欣慰。
1965年三分厂（核燃料后处理厂）正式上马，我要求归队，得到了批准。同年5月，我离开一分厂到三分厂报到，被分在生产技术科工作。10月，厂里派我到北京原子能研究所十室实习，主要是参与核燃料后处理工艺实验流程的热实验，学习掌握整个工艺流程。由于相关内容在学校里都学过，来之前又了解了相关设计，特别是有些工艺与我毕业论文的研究内容是一致的，因此驾轻就熟，学习的过程也比较顺利。我又乘所里图书资料丰富的有利条件，多查阅了一些国外文献，结合实习实际，写出了一份比较全面的总结报告，还给厂里有关领导提了一些建议，受到了好评。半年过后，我就回到了404厂，开始是负责工人的技术培训，后又参与核燃料后处理中试厂（717工程）的验收工作。
1967年7月下旬，我被派往上海原子核研究所参加由部里主持的一个核燃料后处理重大工艺技术难题的攻关讨论会。正当我从实际出发提出了一些重要看法，得到与会者们的高度重视之时，厂里接连发来两封加急电报，催我立即回厂。无奈之下，我只得带着妻子和两个月大的孩子匆匆返厂。我到了厂里才知道，原来是领导要我回来参加运动。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在编者按中发表了毛主席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各地纷纷响应，办起了“五七”干校。于是，我又与大批机关干部一起，来到离基地50多千米的腰泉子“五七”干校，开始接受被监督劳动的生活。腰泉子地处祁连山下的戈壁滩，环境艰苦，气候恶劣。在这里，辛苦倒是其次，主要是我处处遭人歧视和白眼，这种心灵上的煎熬、折磨是最难忍受的。幸运的是，1年之后形势开始起了变化。浙东抗日游击队出身的404厂干部陈法森同志（我被分配到404厂报到时，就是他找我谈的话）被分到我们连（干校按军队编制）当指导员。接着，连队班排干部也做了大幅度调整。没有想到的是，我竟然在这次干部调整中被任命为三排九班副班长。名单公布的当夜，我由于心情激动而失眠了。虽然副班长算不上什么干部，但就当时的情势下，对我而言却是一种破格提拔，我终于回到革命队伍中来了。不过，不满一个月，我就被调回厂里，投身到418工程的试车投产中去了。
418工程试车投产很顺利，采用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两循环萃取工艺”，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可是我并没有回到主工艺的岗位上，而是被分到了放射性废水处理车间。当时，毛主席倡导“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有些人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不把放射性污染当回事，不采取积极的防护措施，以“吃（辐射）剂量”为荣，并视其为革命表现；有些人受到了放射性污染也不及时去污，而是携带着放射性物质到处跑，甚至把放射性污染扩散到了宿舍。作为一个熟知相关专业知识和管理规定的技术人员，我要管的话，会不会被人误以为是怕苦怕死？经过一番思想斗争，还是科学的良心占了上风。我找到管技术的领导反映了我的意见和建议，幸运的是领导还是认真听取和采纳了我的意见，开始整顿风气，加强科学管理，收效甚佳。
后来，领导就把我抽调出来做技术革新项目。我参与的第一个项目是TBP-煤油回收再生项目。TBP-煤油作为萃取剂是核燃料后处理工艺过程中花费最大的试剂，其价格比航空煤油还要高，但在使用过程中，由于接触强放射性辐射，会产生多种降解产物，影响萃取分离的效果，因此只能在一次性使用后就排入不锈钢大罐贮存起来，但仍存在长期贮存可能泄漏造成放射性污染之虞，最好的办法是回收利用。西北核技术研究所根据美国的文献报道，做了TBP-煤油回收再生工艺的实验室研究，我们则承担了中试工程应用研究。在中试过程中，我发现了不少问题，采取相应技术措施后将问题解决了。但到了工程具体应用时，我发现回收TBP-煤油的质量指标总是不理想，担心会影响萃取分离的效果，就具体研究了质量分析数据，认为主要是再生煤油有问题，便大胆建议增加一个煤油精馏塔，将煤油组分进一步分离纯化，果然收效明显，甚至比新鲜的TBP-煤油的质量还要好。该项目投入运行后，每年可节省TBP-煤油上百万元。后来，这个项目获得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核燃料后处理工艺过程中另一项大的试剂消耗就是高纯度硝酸，它使用过后会就作为放射性废液，经蒸发浓缩后贮存到不锈钢大罐中。但由于其酸度高、腐蚀性强，而不锈钢大罐造价昂贵，其安全问题就显得更为严重，成为废水处理车间的一大隐患。于是，我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我查阅了大量国内外文献，决定采用精馏的办法从废液中分离、回收硝酸。经过反复试验、改进，采用钛合金材料解决了强酸腐蚀的问题，最终成功用于工程上，这不仅节约了大量昂贵的高纯度硝酸，而且大大减少了放射性残液的贮存量，是一项重大的技术革新。这在国内尚属首例。除此之外，我还参与了核燃料元件铝包壳溶解废液的浓缩实验，大大减少了铝包壳废液的量，减轻了废液贮存的压力。我还参加了从元件溶解废气中回收氪-85的试验与应用研究。由于我在技术革新中的突出表现，从1973年起，连年被评为厂里的先进生产者。1974年我被调回三分厂生产技术科工作。1977年“文革”结束不久，我被晋升为工程师。这是中断了20年后第一次恢复技术职称评审，我真是十分幸运。
在发挥专业特长的同时，我的写作才能也得到了充分展示。从1970年开始，每逢冬季厂里大修，我就被抽调出来参加业余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活动，负责编演节目。曾创作《钢筋铁骨梁中衡》（诗歌）、《学大庆中的小故事》（话剧）、《陇西村口》（戏剧）等作品，广受好评。1971年，我被抽调出来参加总厂“抓革命，促生产展览会”的筹备工作，负责展览剧本和解说词的写作，得到负责宣传工作的厂领导的高度赞扬，后来部分内容被二机部用到了部办的一个展览上。此外，我还被吸纳为总厂的一个学习小组成员，可享受从工人俱乐部图书馆封存的书库中随意借阅图书的特权。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等系列名著，我就是在这一时期看完的。1973年，我就废水处理车间增产节约的一些做法和经验写了一份总结报告，不曾想这份报告被二机部作为典型材料转发给部内所有企业学习。当时担任三分厂党委书记的陈法森同志对我称赞有加，我内心的喜悦难以言表。
不久，我给时任二车间党支部书记的李世魁、英勇抢救事故负伤的老工人梁中衡和二车间集体的先进事迹写材料，李、梁二人都成为部级先进个人，二车间也成为部级先进集体。后来，李世魁还被提拔为三分厂厂长和总厂厂长。由此，我写材料的名声传遍404厂。坊间流传我有“三好”：笔头好（善于总结）、口才好（能说到点子上）、脑袋好（思维敏捷）。实际上这是科里开玩笑时的戏谑之言，不过还真有人上门请教，或直接求我写材料的，我只得一一婉拒。1975年，正值核工业发展20周年，部里派工业学大庆办公室主任到404厂来总结核工业第二个10年的建设经验，我又被抽调参加4人写作小组。由于当时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这份材料没有多少价值，但参与写作的几个同志以后都有很好的发展，其中袁鹏雁年龄最小，“文革”后先被推荐为刘杰（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秘书，不久被提拔去一个地级市当市长、市委书记，后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秘书长。其他两位同志“文革”后也都调到省里任厅级干部。
打倒“四人帮”后不久，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举办“工业学大庆”展览会，甘肃省和核工业部都把404厂作为“工业学大庆”的先进典型推荐参展，我再一次被抽调出来负责展览的文字写作工作。由于时间紧，我和黄季陶（后任核工业部副部长、国家核安全局局长）拿着设计小样在大年三十乘飞机赶往部里向部领导汇报。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乘坐飞机，第一次当面向部长和几位副部长汇报工作，我从来没有想到，做文字工作还会有这样的机遇，后来我出色地完成了任务。1976年，原子能出版社编辑韩国光到404厂组稿。我与韩国光早在1968年7月的一次上海原子核研究所会议上相识，并同住一间宿舍，相谈甚欢。当时，他对我在会上的发言印象深刻。这次他来厂组稿，我就向他介绍了废液处理、回收等几个技术革新项目。我认为，这几个项目保密程度不高，易实现脱密化处理，且经济价值大，有推广意义。于是，韩国光便邀请我编写书稿，要求既要有基础理论，又要讲清楚工程的实际知识。我先撰写了一份书稿提纲，经批准后，我和另一名技术员花了半年时间，才终于定稿，并将书稿命名为《精馏及其在核燃料废液处理中的应用》，共计25万字，后于1981年由原子能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出版的第一本著作。1977年夏，在青岛召开二机部核燃料后处理学术研讨会上，厂里指派我负责筹备论文的征集工作，我组织和撰写了七八篇论文参会。会后，部里决定出版会议论文集，作为内部资料以供查阅和存档。我又被抽调任论文集编辑小组组长，在部里苦战了2个多月，顺利完成任务，将成稿交由原子能出版社出版。
正当我在多方面都小有成就之时，却萌生了离开404厂的念头。此时，时任404厂党委副书记的陈法森同志调任苏州医学院党委书记。1978年春，乘他回厂搬家之机，我找到他谈了我想调往苏州医学院工作的想法。另外，我也直接给苏州医学院放射医学系的领导写信，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并表达了自己想当老师的意愿。非常幸运，这次调任十分顺利。1979年7月，我们全家人顺利回到了苏州，我被派到苏州医学院放射医学系任教，离开了贡献我整个青春年华的戈壁滩。那年，我正好40岁。
“六十学吹打”，讲的是学艺不能太晚。尽管我40岁开始执教，教的是放射化学，所幸还算属于我的专业范畴，但高校老师不能只教书，还要做科研，就必须抛弃我熟悉的放射化工工程，另起炉灶，与放射医学相结合，这可是我完全陌生的领域。怎么办？我考虑再三之后，决定选择放射化学与放射卫生相结合的课题作为突破口，兼顾教学与放射医学的研究，一举两得。我通过文献调研发现，环境中存在的放射性核素及其对人体的危害，涉及许多环境化学的问题。于是，我就大胆提出将放射化学与环境化学交叉、渗透、融合、综合，形成一门新的边缘学科——环境放射化学的设想，我对这门新学科的定义、研究范畴及其需要解决的问题做了深入探讨，写成论文，并发表在与放射有关的核心期刊上。此后，我又围绕环境放射化学对环境中不同的放射性核素的来源、存在形态、化学行为、在环境中的迁移及向人体的转移等课题接连发表了多篇文章。后来，国家标准局颁布学科分类时，将环境放射化学正式列入了专业目录。我不仅因此幸运地被全国核化学与放射化学学会选为理事，还因第一个提出环境放射化学这门学科而被选为新成立的环境放射化学专业委员会的委员，此时我还只是一名讲师。
我调入苏州医学院不久，就碰上了教师的外语考试。这场考试主要是测试教师翻译专业文献的能力。我分析了一下形势，苏州医学院的老师由于在1978年以后的最初几年里，教学任务不多，因此用于学习外语（主要是英语）的时间相对较多，且水平较高。反观我，由于大学主要学的是俄语，毕业后长期不用，已经淡忘殆尽，而英语作为第二外语学得本来就不扎实，后来到厂里虽然陆续查阅过一些英文资料，但只是满足于翻着字典能看文献，水平十分有限。“文革”后，我曾开始自学日语，调来苏州医学院后，我又参加了市里组织的业余日语学习班，摸到了日语学习的门道。于是，我大胆做出决定，突击学习日语来应考，争取考出好成绩。果然，结果如我所愿，我外语考试成绩优秀，名列前茅，这进一步增强了我学好日语的信心。不久，我就在专业杂志上发表了日语译文。后来，我还单独或与他人合作翻译了两本译著。不过，事后想来，我改学日语的决策太过急功近利。毕竟日语的用途比英语要小得多，也影响了我与国外交流的广度与深度，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我调入苏州医学院之前，放射医学系就已经在组织人力编写放射医学专业的教材，其中就有《放射化学》。但这本教材几经修改也未能达到出版要求。原子能出版社知道我调到苏州医学院，便推荐由我来完成该书的全面修改任务，系里采纳了这个意见。我想这是组织对我的信任，于是就应承了下来，从调研文献着手，根据放射医学专业特点和需求，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写，不仅增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还增加了大量的图、表，使之更系统、条理更清晰，图文并茂、文字顺畅，便于教学。花费了将近半年多的时间，这本教材终于达到了出版要求，我还得到了出版社和责任编辑的赞扬。5年后，这本教材需要再版，核工业部教育司和出版社坚持由我任主编，我又做了大幅度调整，使体系更完整、内容更新颖，并将书名更名为《简明放射化学教程》。由于这本教材具有体系创新、简明扼要、特色鲜明、文笔流畅，适用于非放射化学专业学生使用等优点，很快就从多种放射化学专用教材中脱颖而出，被评为全国核科学技术类优秀教材奖，我也因此被选为全国核科学技术教材委员会委员、放射化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1999年我再次担任这本教材的主编，编写了《简明放射化学教程（修订第三版）》。1995年我与范我教授合作主编了我国第一部《核药学》（高校核医学专业用教材），后该书获核工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2005年又出了修订版。此外，我还与宋妙发教授合作主编了我国第一部《环境放射学基础》，受到读者的一致好评。
1988年9月我从教研室的一名普通教师、党外人士直接被任命为研究生处副处长，这在苏州医学院发展历程中实属少见，也算是一种破格晋升吧！我在处里主抓教学，注重提高教学质量和管理水平。我利用晚上业余时间到宿舍与研究生交谈，了解情况，征求他们的意见。我发现研究生在科研和论文写作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于是就建议增设“科研方法学”和“论文写作”两门课程，还自告奋勇，主动承担了论文写作课的教学任务，并花了很大精力去学习、研究，组织编写了《医学写作教程》一书作为该课程的教材。我结合研究生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写作经验，讲课时既有理论阐述，又有实例评析，还组织课堂讨论，形式生动活泼，广受学生欢迎。后来，这本《医学写作教程》获得了院教学成果一等奖。之后，又接连出了四版，获得中国写作学会科技写作研究会评选的优秀著作一等奖。我还被选为该学会常务理事、医学写作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此外，我特别注意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研究并建立了一套质量评估体系，后来该体系作为教学科研成果获省部级优秀成果一等奖。
1987年恢复职称评审制度后，由于教研室名额所限，我连申报副教授的资格都没有。受“文革”的影响，我由技术员晋升工程师（中级职称）用了13年。我从工程师（1977年）晋升到副教授（1990年）也用了13年。第一次晋升工程师时，我完全不知情，在毫无任何奢望的情况下被破格提升，可谓喜从天降。而第二次晋升却费尽周章，这其中有单位调动的原因，但更多的是人事关系复杂的因素造成的，使我十分心寒。这也是我当时同意从教师岗位调到管理岗位任副处级干部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我既然到了高校工作，不升教授心有不甘。于是，我一边搞行政工作，一边仍努力从事科研工作，承担教学任务，即所谓“双肩挑干部”，这也是我当初同意调动提出的条件。虽然工作辛苦一些，但我甘之如饴。事有凑巧，那一年我看到职称晋升的文件，就仔细分析文件中破格晋升教授的三个条件，即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要达到一定要求，有重大经济效益或社会影响的科研成果和独立完成的重要著作、译作，似乎这些条件我均已具备。于是我下定决心，放手一搏，大胆申报。经过精心准备、层层答辩，我一路过关斩将，最后在第三次职称晋升时，用了不到5年的时间由副教授晋升为正教授，实现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转变，可谓幸运之极。
我从青少年时期就热爱文学，曾梦想当作家，后来“弃文从理”；又迷恋上科普，曾想当科普作家，但长期在保密单位工作，这一愿望无法实现。自从调到苏州医学院后，我的科普作家梦开始复苏。加之当时社会上对核辐射有一种恐惧感，“谈核色变”，严重影响了核科技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中的应用，特别是核能的发展。于是，我觉得结合自己专业所学撰写科普文章普及核科技知识，责无旁贷。开始，我写了一些小文章投寄给《苏州日报》，文章很快就被登了出来。于是我又接连参加了两届全国晚报科学小品征文竞赛，写了多篇科学小品应征，其中在《新民晚报》上发表的文章连续两届荣获优秀作品奖，这更增添了我从事科普创作的勇气。我开始给多家报刊写稿，先后发表作品近百篇，编写科普图书6本，多次获奖，包括曾获得10家科普杂志联合评选的优秀作品金奖。我也顺利加入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圆了一个作家梦，后来还当选为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苏州科普促进协会副理事长（现为顾问）。
1994年7月，我被调任院科技处处长。作为党外人士任正处级干部，这在当时也实属罕见。我到任后立即开展调研工作，寻求科技工作的突破口。我认为，作为核工业部的直属医学院校，科技工作既要有医学特色，也要为核工业发展服务，遂提出以“两医两技”（即放射医学、核医学、生物技术、核技术）为中心，推动全院科技工作发展的方针，根据“在管理中体现服务、在服务中加强管理”的指导思想，使我院科技工作有了很大改观。为了提高科研课题申报中标率，我每年组织召开课题申报战略研讨会，并亲自做申报战略的报告，取得了明显成效，不仅从部里获得了大量经费支持，从国家自然基金会等多种渠道申请的经费大幅度增加，而且每年论文发表的全国排名也不断提升。我们科技处被江苏省教委评为科技管理先进集体，我也被评为科技先进工作者。
1990年冬天，我突然接到中共苏州医学院统战部的通知，叫我去中共苏州市委党校参加一个为期两周的“党外干部学习班”的培训（因为我是当时院内少有的无党派副处级干部），主要是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通过学习，我才第一次比较系统地了解了党的统战理论，了解了我国民主党派是怎么回事。自1957年7月我第一次提出入党申请之后，又多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即便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我入党的决心也始终不变。1974年中共十大召开之后，我再一次提交了入党申请书，但由于家庭成分问题而未能如愿入党。调到苏州医学院后，在198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之际，我再次提出入党申请。1983年我由于在科研和教材编写中表现突出，被评为年度先进个人，正当党组织准备讨论我的入党申请之时，出了一些状况，使我入党一事再次搁浅。此时，正值苏州医学院的民主党派开始恢复活动，积极发展成员，也有人动员我加入民主党派。但我当时的想法是，共产党我入不了，民主党派我也不屑入。但通过这次学习，我开始对民主党派有了新的认识。此后，民进苏州市委通过院统战部动员我入会，我有些犹豫。后来，时任苏州医学院党委副书记的顾钢同志找我谈话，说是民进有意让我入会，组建民进苏州医学院支部。顾书记认为我加入民主党派同样可以为中国共产党工作，可能还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我被民进的诚意和顾书记的谈话打动了，于是便于1990年7月正式加入民进。在我的努力下，又发展了4名会员，加上原有的3名会员，1992年12月民进苏州医学院支部正式成立，我任支部主委。我非常感谢民进的知遇之恩，就想着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作为报答，因此我对会务工作非常投入，精心组织支部活动，营造宽松、民主的氛围，不断增强会员的政党意识，积极审慎地发展会员，努力把支部办成会员之家。我的倾心投入很快就有了回报。1993年年底，我们支部被评为民进苏州市先进集体，后又先后被评为苏州市各民主党派联合表彰的先进集体、江苏省民进先进集体，我也先后被评为苏州市各民主党派联合表彰的先进个人、江苏省民进表彰的优秀干部。
1995年我被增补为民进苏州市委委员。1996年换届，我又被选为民进苏州市委常委。1993年3月，我被选为苏州市政协常委，在较高层次的政治舞台上参政议政，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于是，我对自己提出了一个基本要求，那就是一心为公，做到“三真”：一是“求真”，即求真务实，敢讲真话；二是“认真”，即认真调查研究，认真思考问题，力争“参政参到点子上，议政议出水平来”；三是“纯真”，即坚持政治信念和理想追求，保持政治热情，甚至要有一点理想主义，不为世俗偏见所动。我认真参加政协的每一次活动，开动脑筋，积极发言，认真调研，写好每一份提案。1995年，我被评为苏州市政协活动积极分子，我的提案被评为优秀提案。1996年，我被选为民进苏州市委参政议政领导小组副组长。更加幸运的是，我不仅于1998年连任苏州市政协常委，还被推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在更高层次上参政议政。这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我自己心里很清楚，我之所以能当上全国政协委员，主要是机缘巧合。因为当时核工业部要求推荐全国政协委员候选名单的条件有三：一是正教授，二是60岁以下，三是党外人士。这样就把不是正教授、60岁以上和中共党员这三批人群中的优秀人才排除在外了。而这三批人群中比我优秀者大有人在，我由于恰巧符合这三个条件而被列入推荐名单。当然，符合这三个条件的不只是我一人，可能是在核工业体系内，我算得上核专业科班出身，早在404厂就已小有名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抑或是我已当上了市一级的政协常委，并表现出一定的参政议政能力；抑或是我已是民进苏州市委常委、苏州医学院支部主委，在会务工作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也多少算得上市一级民主党派的代表性人物，占有一定的先机。但无论怎样说，我只是一个平民委员。一般来说，全国政协委员都是在社会上有名望的人。就拿我当年所在的全国政协医卫界来说吧，就有像钟南山这样的两院院士10名，像北京医院、北京协和医院这样的全国著名医院院长多名，像北京医科大学（现称“北京大学医学部”）、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现称“北京协和医学院”）这样的著名医学院校校长多名，以及民主党派省级领导人多名，等等。就拿民进会员来说，医卫界有3人，除我之外的2人均为民进省委副主委。相比而言，我官位不高，仅为苏州医学院的一个科技处处长；知名度也不高，仅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影响不大的文章；学术成就有限，并无突破性的科研成果，是一个普通的教授；对社会贡献也不多，仅得过几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三等奖。我能当上政协委员，实属幸运。但正因为是这样，我更应该努力，比别人付出更多，不辜负组织的信任、人民的重托。每次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我都事先做好充分准备。开会的那几天，我全力以赴，注意力高度集中，踊跃发言，也认真听取别人的发言，认真学习大会的报告和文件。晚上，我在宾馆里整理资料，多思考，勤动笔，记下感想与收获，常常忙到深夜。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积累，因此每次要求传达“两会”精神，我都有生动的材料和自己的观点，而不是抄报纸，照本宣科，因此每次作传达报告都比较受欢迎。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当下来，我写了20多份提案，6份大会发言材料。其中多份提案被报纸杂志全文转载或摘登，4份大会发言材料在《人民政协报》《中国政协》等报刊全文发表，其中1份大会发言材料还被选入《国是建言：全国政协九届二次会议大会发言精选》一书正式出版。另外，第九届全国政协组织评选优秀提案，从16 000多份提案中评出200多份，我的一份提案有幸入选，我还应邀于2002年10月赴京参加优秀提案表彰大会，这使我感到十分幸运和欣慰。
1999年11月，我从科技处处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到本院的医学生物技术研究所工作。2000年4月苏州医学院并入苏州大学。2003年3月，我卸任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大学马上就给我办理了退休手续。9月，生物技术研究所返聘我继续在所里工作，发挥余热。我主要是参与核工业部和国防科工委研究课题的申报和科研管理工作及研究生的培养工作，工作量较过去大为减轻。于是，我有更多的时间用于学习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此时，我还担任三项社会职务：第一，我担任民进苏州市委参政议政领导小组副组长一职，继续参与市委会重大课题的调研和集体提案、大会发言材料的修改、定稿工作。第二，我担任了苏州市科普促进协会副理事长一职，主要负责科普理论研究与创作，还编写了一套市民科普读本，其中一本由我任主编，另一本由我独自编写，即《比科学知识更珍贵》。这本书主要是用一个个有趣的小故事来宣传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出版后大受读者欢迎。我还开始从事科普理论研究，先后写了14篇论文，其中有9篇发表在中国科协机关刊物《科协论坛》上，5篇论文在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上宣读，其中一篇题为《浅论科学普及与科学发展观》的论文还被国际科普理论研讨会选作大会的主题报告，赢得中外科普专家的高度评价。另有一篇题为《浅谈科普“政府主导”与“政府推动”方针》的论文发表在科普理论学术刊物《科普研究》上。第三，我还担任了苏州科技史学会理事长一职，组织会内专家申报苏州市科技局的软科学研究课题“苏州科技文化史研究”获得成功。而后，我又带领大家进行原始资料的调查、收集和研究，对科技史料进行甄别、整理和挖掘，举全会之力，费8年之功，甘坐冷板凳，几易其稿，撰写出30多万字的《苏州科技文化》书稿。不仅开了地区科技文化史研究之先河，弥补了吴文化研究之一大缺憾，还对苏州科技文化的特色做了比较科学的概括，从科技的角度对水文化、城建文化、农业文化、冶铸文化、丝绸文化、状元—院士文化等九个方面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此外，我还对造就苏州深厚科技文化的原因做了探索，不仅具有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对广大干部和群众均具有启迪作用和普及意义，获得了评审专家的高度评价。后来，这本书稿在民进苏州市委和民进企业家联谊会的关心和支持下，由江苏凤凰科技出版社正式出版。
2010年5月，我从民进苏州市委参政议政领导小组副组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但民进苏州市委仍要求我参与一些重大课题的调研和重要参政议政文本的修改及定稿工作。2012年7月我被苏州市政协理论研究会聘为特约理事，2013年5月被民进江苏省委会聘为参政议政特约研究员。为了不辜负他们的厚爱，我只好勉力而为，努力学习与思考，4年来写了8篇相关理论研究论文。幸运的是，这些论文不仅连续4年在相关研讨会上宣读，而且其中6篇论文已正式发表，有5篇在《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上刊登，这是完全出乎我的预料的。因为我毕竟不是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专家，而是地地道道的科技工作者，缺乏社科理论方面的知识，能在较高水平的社科理论学术刊物上连续发表论文，并获得一定好评，实属幸运，也给我增添了不少信心与勇气。因此，2015年3月民进苏州市委向我发出邀请，给各专门工作委员会委员和基层干部做参政议政报告时，我慨然应允。由于我年事已高，身体状况欠佳，我想好好总结一下多年来自己对参政议政的实践与思考，与大家交流和分享，还是很有意义的。因此，我认真做了准备，报告也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后来，我还把报告内容整理成文，即《肝胆相照 参议求真——对参政议政工作的几点认识和体会》一文，并发布到民进苏州市委的网站上。
俗话说，命运对谁都是公平的，如果上帝在这个地方给你关上了一扇门，会在另一个地方给你打开一扇窗。这话很有哲理。回顾我的一生，还算是幸运的。在我生命的每一个阶段，虽然都会遭到这样那样的坎坷和挫折，但也都会受到机遇的眷顾。只要你不一味抱怨，不对机遇视而不见，或不计较窗户比门小，或不对机会不屑一顾，你就一定会有所作为、有所收获，甚至会发现窗外风景比门外的更加丰富多彩。我从系里调到院机关工作就是最好的例证。原来我调来苏州医学院，是想在学术上有所建树。但9年下来，虽也有所进展，但距预期有很大距离，我感觉有很多无形的牵绊和掣肘，难以施展拳脚，而且仅靠个人力量是难以解决的。于是，无奈之下离开系里，到了机关，不曾想这给我施展才能提供了另一个广阔的舞台，也使更多的人，特别是学院（包括行政和学术）的人对我有了更多的了解和客观的评价，这是在系里偏安一隅所无法比拟的，为我日后破格晋升教授打下了较好的基础。由于是副处级非党员干部，我被民进苏州市委看中，加入了民进组织，这也为我日后在参政议政方面做出成绩开辟了道路。总之，在我这一生中，幸运的机遇还是很多的，这不仅给我的人生增添了丰富的色彩，也带来了幸运和喜悦。虽然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相比于我破格晋升教授，学术水平得到公认，有了定评；相比于我当上苏州市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委员，在较高的政治舞台上施展才华，我已经知足了，还去计较那些干什么呢？那只能是自寻烦恼。
我这一生起起伏伏，蹒跚前行，螺旋上升，不断进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机遇的惠顾，当然这中间也有我自身的勤奋和努力，在机遇降临时能抓住，不至于错失良机。能否抓住机遇的另一个要素就是要有点悟性和想象力，这主要靠知识、文化和能力。这方面的体会很多，我这里只想重点总结分析一点，那就是写作能力帮了我的大忙，它为我创造和抓住机遇做出了重要贡献。我在酒泉原子能基地小有成绩和名气与此有关；我调到苏州医学院后能脱颖而出，也与此有关；我后来破格晋升教授，当上政协委员，在参政议政实践和理论研究方面能做出成绩还是与此有关。我始终认为，写作能力是一个人多种素质和才能的综合反映，其中包括熟练掌握专业知识、相关专业知识和人文科学知识等多方面的知识，包括正确运用感知能力、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公共关系能力等多方面的能力，还包括积极培养思想政治素养、心理素养、文化素养等多方面的素养，因此这也是一个人（非文字工作者）成才的重要条件。正如文化学者余秋雨所言：“写作实际上是构成一个现代人人格素质的重要部分，没有足够的写作能力就很难算作一个真正的现代人。尽管从事传统意义上的写作的现代人仍然很少，但他们必须具有一种准确表达自己、广泛与他人沟通，甚至能够把自认为重要的事情说得娓娓动听的能力，这便是现代意义的写作。”现在我们国家从上到下都提倡创新，创新能力已成为衡量人才是否优秀的一个重要标志。而写作就是实现创新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拿科学研究来说吧，通过观察、调查、实验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原始数据、感性认识等，只是一堆“矿石”，必须运用创造性思维方法进行分析、比较、综合、归纳、总结等一系列“冶炼”过程，才能得到含量高的“金属”——科研成果。科研论文写作是一个挖掘、揭示、提升、完善的过程，因而也是实现创新的关键。科研工作是这样，其他工作也有类似之处。
以我的体会，写作一可总结工作，深化认识；二可发表成果，得到公认；三可发现不足，及时改进；四可促进学习，不断提高；五可训练思维，帮助记忆。因此写作也是培养人才的重要手段。我之所以倡导给研究生开“科技写作课”，并亲自讲授，还编写了多本教材，也是这个道理。至于我能具备一定的写作能力，一是靠多写，因为写作是一种实践性的技能，就像俗话说的“拳不离手，曲不离口”那样，只有多写，才能不断提高；二是靠多思，写作是一种复杂的脑力劳动过程，无论确定课题、提炼主题、凝聚观点、布局谋篇，还是材料的收集、加工、运用，都需要反复认真地思考，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做到有所发现，有所突破，有所创新；三是靠多读，即多阅读书籍，我从小喜欢阅读文学著作，进而阅读文学评论，再后来扩展到其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专著，广泛的阅读，益智修身，不仅对写作是一种滋养、熏陶，还对人格、心灵也有启迪、净化作用；四是靠多干，即多干事，实践岀真知，只有通过多干、多实践，才能获得丰富的积累，写作的灵感才会不断涌现。
2015年，我退休已整整12年了。2013年冬，我得了膀胱癌，做了手术，至今还在治疗和调养之中。本来退休之后我就处于发挥余热的状态，不再有事业发展的计划，更没有对名利的追求，倒是要正确面对疾病、面对死亡。我总结为三点：一是正确面对，二是积极治疗，三是乐天听命。癌症并不可怕，它现在已成为一种多发性的慢性病。只要我们努力了，最终如果无法扼住病魔的凶狂，那也只好尊重自然的秩序，只求一个有尊严的、安宁的善终。但在这之前，我还是遵循我心中的追求，量力而行地去做我喜欢做且对社会也有益的事，有一分热尽量发一分光，让生命之火在燃烧中逐渐熄灭，而不是在被动无为的衰朽中消亡。这不是什么宏愿豪语，我只是追求心中的快乐，直至在快乐中安眠。
（此文写于2015年7—8月，并于同年11月稍做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