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抒怀

20世纪结束的钟声即将敲响，21世纪正匆匆向我们走来。我凝视着台历，感慨万千。

1999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它是新旧千年交替之年、五四运动8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和澳门回归之年。这一年不仅喜事多、庆典多，更重要的是全国上下通过回顾、总结、展望，增添了几许理性的思考和历史的成熟。

1999年对我个人来说，也是值得纪念的一年。因为，1999年我恰逢60周岁。我出生于祖国灾难深重的1939年，幼年在重庆躲避日机轰炸时的恐惧和警报解除后阵阵“炒米糖开水”叫卖声的凄凉，如今仍清晰可忆。1949年暮春的一天，茅山那边传来隆隆炮声，解放军的队伍从官路上通过，我的家乡宜兴解放了。我在周记中记叙了自己的观感，不料国文老师第一次在课堂上表扬了我，就此在我幼小的心中埋下了一颗热爱写作的种子。1957年那个多事之秋，我从江苏省苏州中学毕业，负笈北上，赴清华园深造。当时可谓踌躇满志，雄心勃勃。1963年9月，我来到玉门关外，投身原子能基地的建设，一干就是16年。1979年，我从大西北调回苏州医学院任教，一晃又是20年。就这样，我在这个世界上步履蹣跚地走过了60个春秋，尽管足迹歪歪斜斜，有些零乱，但总还是不断地向前走着。

我没有过生日的习惯，但1999年，我刚满60周岁。家人本打算庆祝一下，不巧生日那几天我正在昆明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会议组织者不知怎么地知道了我的生日，当晚预订了一家饭店并特意请主持人念了一段贺词，还赠予我一件小礼品，使我受宠若惊、感动万分。

我没有刻意追求60岁要如何庆祝，但1999年还是有些意外的收获。我主编的《简明放射化学教程（修订第三版）》和《科技写作·医学卷（修订第四版）》相继于1999年出版。我参与主编的国内第一本核环境学教材《核环境学基础》也已付梓。另外还有5篇论文刊发。这样，我在近20年内陆续编写了著译作15部，发表论文40多篇。此外，作为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我已有70多篇科普作品见诸报刊，仅1999年就发表了10多篇，其中1篇还获得了10家科普杂志联合评选的优秀作品一等奖。我始终认为，写作能力不只是文字功夫，而是一个人智能的综合反映。它既包括一个人的各种知识如专业知识、相关专业知识和人文科学知识，也包括一个人的诸多能力如认知能力、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等，甚至还包括一个人的多种素养。提高写作能力是培养人才的有效途径。因此，10多年来我致力于推进科技写作的教学，并乐此不疲，也要求自己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在1999年全国“两会”期间写了一份大会发言材料和5份提案，其中大会发言材料《我国现行科技奖励制度必须改革》不仅多家报纸做了报道，《科技日报》摘选刊登，《人民政协报》全文发表，而且从493篇大会发言材料精选出80篇汇集出版的《国是建言精粹》一书也收录此文，使我感到十分欣慰。

孔子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说来惭愧，我30岁时正在“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无从谈立；40岁时调来苏州医学院（2000年并入苏州大学，现为苏州大学医学院），那时才开始拨乱反正，政治思想上疑惑甚多，业务上也是重新开始；到1999年60岁了，与真正意义上的“知天命”“耳顺”还相距甚远。我没有轰轰烈烈的业绩，没有令人赞叹的成就，只有平平常常的经历、默默无闻的辛劳。现在满头白发，一脸沧桑，学术上也不可能有大的建树了。但我并不后悔，因为后悔不仅于事无补，还徒然自寻烦恼。我很赞同我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出版家罗竹风先生在赠我的《行云流水六十秋》一书中说的一句话：“人生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两者相交便是你、我、他以及所有人的遭遇……而对于革命者来说，必然性与偶然性总是同时代背景与个人遭遇密切相关。也可以说，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这是宿命论么（吗）？我认为不仅不是宿命论，而正是人生途程中的辩证法。”

（199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