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中国历史地理学家、广州大学广州十三行研究中心主任王元林教授和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王美怡副研究员共同主编了一套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断代史研究”（5卷）的洋洋160万字左右巨著。现在书稿杀青即将付梓之际，二王教授要我为本书撰写总序言。恭敬不如从命。我不揣谫陋，欣然应允。
本人有幸于1992年2月9日出席外交部与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迎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1987—1997年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综合考察”（Integral Study of the Silk Roads：Roads of Dialogue）的“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学术座谈会，开始涉足“海上丝绸之路史”研究。28年来发表了《阿拉伯沉船的唐代商货文物实证海上丝路繁盛发展》《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高度发展》和《清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中美贸易》等论文20多篇；主编和撰写出版了《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2014年修订再版。因此，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有所了解。现将自己的认识整理撰写成文，滥充二王教授主编的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断代史研究”丛书总序。
恕我孤陋寡闻，就我看到的中外古代典籍，未见有“海上丝绸之路”的名词记录。应该说此名是“舶来语”。它是德国地质地理学家费尔特南·宛·李希霍芬（Fauldnand.Von.Richthofen）于1876年提出命名、创立的一个近代学术名词。
李希霍芬于1856年在柏林大学毕业，后获得1868至1872年加利福亚银行和上海外商会的资助，来中国的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南和西北的陕西省等地进行了7次考察，于1872年回国，1875年出任波恩大学地质学教授，把对中国7次考察的资料，撰写成5卷本的著作，名曰《中国——根据自己的亲身旅行和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的结果》（China：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and darauf gerundeter studien，5Vol，1887—1912），简称《中国》。1877年在柏林出版第1卷，全卷共758页。内容分为2编，第1编《中国和中亚》，叙述中亚地区与中国在自然地理学的关系；第2编《有关中国的知识之发展》。在第1编的第10章，专论中国与南方民族以及来自中国的西方民族之间的交通往来之发展。此章是第1卷的重点，共380页，占全卷书篇幅超过一半，叙述古代至1877年的中西交通史，主要是参考玉尔（Yule）著《中国和通往中国之路》，同时论述了2世纪腓尼基地理学家托密勒（Claudius ptolemaeus）和马利努斯（Marinus）提出的“赛里斯路”。在目录和469页处，两次提出了“丝绸之路”，而且把德文的“丝绸”（seiden）和“道路”（strasse）合并成一个新名词“丝绸之路”（seidenstrasse）。同时，在该书的第500—501页夹印李氏于1876年绘制的一幅中亚地图，并在地图说明中提出“海上丝绸之路”名称，只是未加详细论说。《中国》第2、第4卷分别于1882、1883年出版；第5、第3卷分别于1911、1912年出版。1883年，李希霍芬编写的与《中国》一书相配套的两卷本的《中国地图集：山岳形态学和地质学地图》亦于1885年在柏林出版。因为两部巨著的出版，李希霍芬获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授予最高金质奖章创建者奖章的奖励，从而成为19世纪西方最伟大的中国地理学专家而倍受称赞，饮誉全球。
此后，欧洲国家有更多的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关注和研究“海上丝绸之路”。19世纪末，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rmos）出版了《西突厥史料》（Documents Chinois sur les Tures Occiden taur），书中提出世界有陆、海两条“丝绸之路”，云：
丝路有陆、海两道，北道出康居，南道为通印度诸港之海道，以婆庐羯沈（Broach）为要港。又称罗马Julstin Ⅱ，谋与印度诸港通市，而不经由波斯，由于五三一年遣使至阿拉伯西南yemen与Himyarites人约，命其往印度购丝，而转售于罗马人，缘其地常有舟航至印度。[1]
1933年10月21日，李希霍芬于1888—1892年在柏林大学任教时指导的博士研究生、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以国民党南京政府铁道部顾问兼西北公路查勘队队长的名义，率领一个考察队从北平出发，向西南下西安，经河西走廊，然后沿着罗布泊北岸和孔雀河直至库尔勒，再北上乌鲁木齐回北平，进行了三年（1933—1935年）的查勘，最后编著了3本探险性著作：《大马的逃亡》《丝绸之路》和《游移的湖》，称为有关“战争” “道路”和“湖泊”三部曲，共70多万字。其中《丝绸之路》一书于1936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出瑞典文版；在德国莱比锡出德文版；1938年在美国纽约出英文版；1939年在日本出日文版，向全世界介绍了“海上丝绸之路”：
在楼兰被废弃之前，大部分丝绸贸易已开始从海路运往印度、阿拉伯、埃及和地中海沿岸城镇。[2]
1945年，法国近代最大的印度学和梵文学家让·菲利奥札（Jean Filliozat，1906—1982）开始致力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并于1956年出版《印度的对外关系》和1986年出版辑录《从罗马看有关印度的古代拉丁文文献》（Inde Uue de Rome，Les documents Latins Sur Linde）两本著作，把自己研究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见解和文献介绍和阐述出来。
1963年，法国著名汉学家布尔努瓦夫人（Llice Roulnois）出版了科学专著《丝绸之路》（La Route de La Soie，1963）。该书法文版在巴黎重版3次，并被译成德文、英文、西班牙文、波兰文、匈牙利文、日文、中文出版发行。该书将“丝绸之路”的时空扩展了，从古代写到现代，从中国写到全世界。她特别肯定1世纪中国丝绸运入印度至罗马有三条道路：第一条途经中亚，即通过大夏国的道路，“这条道路要翻越喜马拉雅山山脉”；第二条是“缅甸之路”；第三条是海路。
它从中国广州湾（今湛江市）的南海岸出发，绕过印度支那半岛，穿过马六甲海峡，再逆流而上，直至恒河河口，这条路似乎仅仅由印度商船通航。商人们再从孟加拉湾海岸出发，沿恒河顶风破浪，一直到达“恒河大门”，然后便停止了海航，商品经陆路一直运输到西海岸的海港、波斯和阿拉伯地区，后来也运销于欧洲……在1世纪末以前，地中海地区所进口的大部分丝绸似乎都是通过海路而运输的，并不经由穿过波斯的陆路。[3]
1981年，法国学者雅克·布罗斯（Jacques Brosse）在巴黎出版了《发现中国》（La decouverte La Chine，1981），在第一章第一节《丝绸之路》中，介绍了陆、海“丝绸之路”，云：
1世纪时，中国的丝绸传到了罗马，在贵妇人中风靡一时……
当时存在着两条通商大道。其一为陆路，由骆驼队跋涉，这就是丝绸之路。它从安都（Antioche）起，穿过了整个安息合帝国（L’Empire Parthe），然后在到达中国之前要越过帕米尔和塔里木盆地的绿洲，最后到达了可能为长安城的首都赛拉（Sera Métropolis，丝都）……
另一条路就是海路。它就是未来的“香料之路”，经红海和印度洋而抵达马拉巴尔的印度海岸之谬济里斯（Muziris），或者是科罗曼德尔（Coromandel）河岸的本地治里（Pondichéry，Pondonke），然后再经马六甲海峡和印度支那而沿中国海岸北上，一直到达《厄里特利亚海航行记》（Périple de lamer Erythrée）中所说的“特大城”秦那（Thina）。[4]
有鉴于国际研究“丝绸之路”热潮，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对“丝绸之路”进行国际性的全面研究，并实施“1987—1997年‘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综合考察”十年规划大型项目。在制定这项研究考察规划的时候，对以“丝绸之路”命名曾进行过讨论和争论，有些国家的学者提出，“丝绸之路”贸易的商品不仅有丝绸，而且有大量的香料和瓷器等货物，因此，这条东西方国家之间的商路应称为“瓷器之路”或“香料之路”。但更多国家的学者认为，“丝绸之路”更能代表和表达东方，特别是中国出产的丝绸向西方国家输出和包含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内涵。1990年10月23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由30多个国家的50多位科学家和新闻记者组织而成的海上远征队，乘坐由阿曼苏丹提供的“和平方舟号”（Ship of Peace）考察船，从意大利的威尼斯港起航出发，先后经过亚德里亚海、爱琴海、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阿拉伯海、印度洋、马六甲海峡、爪哇海、泰国湾、中国南海、东海和朝鲜海峡，途经意大利、希腊、土耳其、埃及、阿曼、巴基斯坦、印度、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泰国、文莱、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中国、韩国和日本16个国家的威尼斯（Venice）、雅典（Athens）、库萨达吉（Kusadas）、亚历山大（Alexandria）、塞拉莱（Salalac）、马斯喀特（Muscat）、卡拉奇（Karachiy）、果阿（Goa）、科伦坡（Colombo）、马德拉斯（Madras）、普吉（Phuked）、马六甲（Malacca）、苏腊巴亚（Surabava）、曼谷（Bangkok）、文莱（Brunei）、马尼拉（Manila）、广州（Guangzhou）、泉州（Quanzhou）、釜山（Pusank）、博多（Kyon-gin）、冈山（Hakaka）、大阪（Osaka）22个港口城市进行考察，历时近4个月，行程2.1万公里。考察船于1991年2月9日到达广州，停留3天，与广东学者在东方宾馆举行了“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学术座谈会，出版了论文集《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和《南海丝绸之路文物图集》。然后转赴福建泉州，于2月17—20日举行“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学术讨论会，后出版了《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论文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海上丝绸之路”是由李希霍芬提出命名、创立的，经欧州国家学者不断研究而成为一门显学，其名实实在在是“舶来语”。
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者对“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了研究。如1955年，当代国学大师、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发表了《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的5万字长篇论文。1974年，国学大师、香港学者饶宗颐教授发表了《蜀布与Cinapatta——论早期中、印、缅之交通，附论：海道之丝路与昆仑舶》，专论海道作为丝路运输的航线，指出：
海道的丝路是以广州为转口中心。近则及印度，南路的合浦，亦是一重要据点……而广州向来为众舶所凑，至德宗贞元间，海舶珍异，始就安南市场。[5]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更多学者研究了“海上丝绸之路”，1978年重版的词典《辞海》、1979出版的郭沫若主编的《中国通史》、1993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1995年出版的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等，都添设了“海上丝绸之路”专条、专节或专目进行阐释和论述。其他学者也发表了一些论文和出版了若干专著。
纵观自1876年李希霍芬正式创立“海上丝绸之路”名称至今144年的中外学者研究进程，可以看出这些研究专家都达成共识；自1世纪开始近2000年（实算是1951年）来，全球形成了东西方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乘载着全球各国的商品贸易和文化交流。而“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始发地是汉武帝平定南越后设置九郡（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跤、九真、日南、零陵、象）中的北部湾徐闻（今广东徐闻县五里乡二桥村和仕尾村一带）、合浦（今广西合浦县乾江圩三叉港）和日南（汉属中国，今越南中部平治省北部横山一带）；时间是元鼎六年（前111年）。这就是正史《汉书》卷28下《地理志》所记载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多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这条“海上丝绸之路”是一站接一站的陆、河联运航行出海的，即从长安出发南下到汉中的汉水向南流到长江，进入洞庭湖到湘江，经灵渠入漓江到西江，然后逆西江而上到藤县入北流江到达合浦出南海；顺西江下流至德庆入罗定江下鉴江至徐闻出南海，到达东南亚的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全程3540—5310海里。至唐、宋时期后，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口。贾耽所记的《广州通海夷道》已航达到波斯湾、东非和欧洲的丝绸之路长达14000公里，是16世纪以前世界最长的远洋航线。到了西晋太康二年（281年），大秦（东罗马帝国）使臣经番禺（黄武五年，226年改称广州）北上洛阳朝贡后，一直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第一始发港（1271—1319年次于泉州，屈居第二）。而自明朝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后，嘉靖元年（1522年）“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广东市船司”[6]贸易；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允准葡萄牙进入和以后租居澳门贸易；以及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实行开海贸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撤销闽、浙、江三海关，规定番商“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的319年（1522—1840年）期间，广州成为中国唯一对外贸易大港，从而开通了广州—澳门—长崎（1554年）、广州—澳门—望加锡—帝汶（旧航线）、广州—澳门—果阿—里斯本—欧洲（1554年）、广州—澳门—马尼拉—墨而哥—秘鲁（1578年）、广州—澳门—费城—纽约—波士顿（1784年）、广州—澳门—温哥华岛（1788年）、广州—澳门—俄罗斯（1803年）、广州—澳门—澳大利亚（1819年）等8条环球海上丝绸之路的网络航线。于是世界五大洲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人都云集广州通过明清政府规定的商人集团“三十六行”和“十三行”同中国各省商人做生意，购买中国价廉物美的商品。顿时广州成为世界贸易的中心市场。城市人口加上佛山共150万人，相当于欧洲城市人口的总和。
但是近年来，国内有被誉为世界新文明史观开拓者的专家推出一种新观点，断定：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源于湖南黔阳，后来其起点转移到广州、泉州等。炎黄时期大湘西地区的方雷氏和西陵氏及其后裔……在向西方迁徙中开始将蚕丝制品带到西方，从而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
今人不应该忘记，黔人和黔阳地区在古希腊和罗马时期开辟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贡献及其关键作用。[7]
对于此种将“海上丝绸之路”开始时间提前到距今4000年前的“炎黄时期”；始发港在“湖南黔阳”的“天在言说”：“其不在于证据，而在于言说本身。即使其言说内容不符合事实，证据无效，并不损害其微言大义的阐发。因为它是一种信仰的表达，一种文化慧命的精神呈现，作为一种希望与理想指向未来，属于信仰史学”[8]的推测，本人不敢苟同。
“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要义，是东西方国家之间的商品贸易之路。而我国在汉、唐、宋、元、明至清代前期（前206—1840年）期间，是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手工业和农业生产长足发展，从而为当时海上丝绸之路向西方国家输出商品提供充足丰富的货源。据统计，宋代已有生产铁年产量60000吨。明嘉靖年间（1552—1566年），中国生铁年产量亦达45000吨，居世界首位；而英国到1740年生铁年生产量只有20000吨。[9]乾隆十五年（1750年）中国工业总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32%，而欧洲的工业总产量仅占23%。[10]直到182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仍占世界GDP的32.9%，[11]居世界各国第一位，“占据全球最大商品生产国宝座。”[12]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被马克思称为“经济学之父”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出版其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名著《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时，亦论述：
中国是比欧洲任何国家都富裕得多的国家。
在马可·波罗时代（他在1275年去过中国）以前，中国就已经到了充分富裕的程度。
中国的国内市场从规模上也许不逊于欧洲各国市场的总和。[13]
荷兰驻中国台湾第三任长官纳茨（Nuyts）在给其国王的报告也说：
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能够把某些商品大量供应全世界。[14]
英国经济史专家研究指出：
中国在（1890年）之前近两千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是到了19世纪90年代，它的这个位置被美国所取代。[15]
确实如此，据《明会典》和《清朝文献通考》等史书记载，16至19世纪初期，中国向世界各国出口的商品达236种之多，其中，生丝、丝织品、瓷器、漆器、茶叶、砂糖、棉布、中药材等商品的总量是英国的8倍，在国际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具有独占鳌头的竞争力。其时，中国在世界经济居主导支配地位。
而在18世纪至19世纪前期，欧洲各国由于“价格革命”的冲击，加上战乱、灾荒和黑死病流行，人口大减，经济日益萧条、衰退；美国刚建国不久，经济尚待发展，1830年仅有1500万人口，多数劳动人口均从事农业生产，各类商品极为匮乏。因此，欧美国家根本拿不出什么民生产品（手工业或农业生产品）打入中国市场，只好携带大量银子来中国购买各种货物回国内倾销，所谓夷船“所载货物无几，大半均属番银”。[16]马克思也在其著作中亦记载：
在1830年以前，当中国人在对外贸易上经常是出超的时候，白银不断地从印度、不列颠和美国向中国输出的。[17]
据统计，仅1700至1835年，西方国家到广州与中国贸易而输入中国的白银达到12亿两以上，[18]占美洲所产白银的80%和全球所产白银的50%，中国成为最大的“秘窖”。因此，当时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商品，中国是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的。
正是因为上述中国经济发达的优势，所以，在元世祖忽必烈派遣宿卫（皇帝贴身侍卫）亦黑迷失六下西洋（1272—1293年）和明成祖朱棣派遣郑和七下西洋（1405—1433年）拉开了大航海时代序幕之后，西班牙和葡萄牙国王亦派遣船队以寻找经济最发达和商品最多、最好的中国为动力和目标，于1492年8月30日派哥伦布（Cristopher Columbus）从帕罗斯港出发，向西航行去寻找东印度的广州、泉州和杭州。当他于10月12日到达伊斯帕尼奥拉岛（Isponioula，今天的多米尼加）时，就以为此地是亚洲的中国了。于是在此建立一个城堡，留下39名船员驻守。他自己带着其他船员回西班牙向国王报喜。次年（1493年）9月15日，哥伦布又奉国王之命，第二次带领1500名船员乘坐17艘帆船出航，11月3日抵达伊斯帕尼奥拉岛时，发现城堡已荡然无存，留下驻守的39名船员全部死亡了。于是他只好离开此岛，到另外一个名叫伊莎贝拉岛（Isapala，今多米尼加首都圣多明各）另建一个城堡，留他弟弟驻守，自己沿着今古巴方向继续航行，直到今天的牙买加国（Jamaica）国境上岸。本人于2015年3月，携太太庞秀声，儿子海波，儿媳易荣川，孙儿女尧骏、馨仪从美国奥兰度（Orlando）坐邮轮往加勒比海旅游经牙买加上岸游览时，曾在当年哥伦布上岸的口岸参观，并在该口岸拍照留念。（见下图）
（作者摄，下同）
1506年，哥伦布返回圣多明各的城堡与其弟相住，5月20日病逝，享年55岁。其弟将他的遗体安葬在大教堂内。本人于2009年11月携太太及儿子全家从多伦多到多米尼加共和国（Dominican Republic）度假，曾到圣多明各的哥伦布大教堂参观，当地称塞维利亚大教堂（Catedral de Sevilla）。教堂外观巍峨宏伟，规模仅次于梵蒂冈的圣彼得堡和巴西的巴西利大教堂，誉称为“世界第三大教堂”。教堂建筑属哥特式（见下图）。
教堂内前中央处有一副国王为哥伦布铜棺抬棺的雕像（见下图），以表示尊敬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带来的西班牙海权黄金时代的功勋。
之后我们步出教堂游览哥伦布公园，举目看去是公园中央矗立一座高大的手指新大陆的哥伦布雕像（见下图）。
有鉴于此，199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哥伦布葬地大教堂和哥伦布宫等附近的卡拉斯达马斯（Calle Las Damas）街区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供游人参观凭吊，以纪念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美洲的功绩。所以马克思说：“欧洲确实创造了历史，但是，是在他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创造的。”正如西班牙人所说“我们本来打算去中国，结果却到了加利福尼亚”。[19]
葡萄牙人华士古·达·伽马（Vasco da Gama）于1497年7月8日指挥四艘船队，从退加斯港Tucase起航向东方航行，到达今天印度的卡里库特（Calicut，旧称古里）。但他认为此地并非是到达东印度的中国，于是他向马六甲方向继续航行，后夺取了马六甲再往北航。他发现的东方航线为此后葡萄牙航海家到达中国澳门打下了极好的基础。为纪念伽马发现东方航线500周年，1998年澳葡政府除修饰原来矗立在水坑尾街附近的伽马雕像之外，还发行一枚邮票作为纪念（见下图）。
伽马发现东方航线后，欧洲人就把哥伦布发现的伊斯帕尼奥拉岛的美洲称为西印度，又称“新大陆”；而把伽马发现东方地域称为“东印度”。东、西印度航线的发现和开通，使“海上丝绸之路”扩展全球，成为人类历史最伟大、最重要的事件，影响了近代以来世界经济的迅速发展。
“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二要义，是东西方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之路。伴随着近2000年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东方发祥地的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文化互相碰撞、互相交流、互相渗透、互相容纳、互相促进。由于在近代以前（1840年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的更先进和更优越”。[20]因此，中国的文化（包括科技文化、思想文化、制度文化等）对西方国家近代文化的涵化更广泛、更强烈、更深入。现仅就科技、思想和制度文化各择一二历史事例阐述如下，以见一斑。
第一，中国科技文化促进欧洲国家科技和经济的空前发展。
孙中山说过：
外国现在最重要的东西，都是中国从前发明的。
经济史专家斯蒂芬·戴维思（Stefen Daivais）也说：
中国在1260年所达到的技术与经济的水平，欧洲在18—19世纪之交才超过它。[21]
根据1943年6月英国驻华大使馆战时科学参赞李约瑟（Joseph Needham）来到搬迁至四川南溪县李庄镇的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担任通信研究员，后来撰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统计，在2至16世纪，有100多项科技发明包括铁犁、太阳黑子、铸铁、炼钢、罗盘、指南针、造纸、印刷术、火药、历法、火枪、火炮、焰火、造船、数学十进制和种人痘防天花病等，“中国占据着一个强大的支配地位”。[22]这些先进的科技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向欧洲传播后，开拓了欧洲中世纪的科技前景，点燃了欧洲国家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火，奠定了欧洲国家的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商业革命、科学革命和军事革命等。特别是造纸、印刷、火药和指南针四大发明传入欧洲，发挥的历史性效用，成为欧洲变革之引擎动力。15世纪，正如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一书中所说：“火药、罗盘针、印刷术，这是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伟大发明。……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强大杠杆。”西班牙和葡萄牙吸收了指南针、火药技术，使如前述哥伦布向西航行发现新大陆和伽马由里斯本出发向东行发现东印度中国澳门后，17世纪，英、法、瑞典、丹麦等国家随西、葡两国前往新大陆和东印度。英国先是于1623至1839年前后13次东来中国与葡萄牙争夺澳门被中国政府驱逐后，于1840年发动鸦片战争，1842年割得香港。加上此前于1664年将荷兰人赶出新荷兰（New Netherland）改名为纽约；1756年击败法国人占领13处北美殖民地；1763年又打败法国人占领加拿大；1788年占领澳大利亚；1840年占据新西兰；1858年统治印度；19世纪末打败荷兰人占领南非。从而使英国成为名副其实的日不落帝国。俄国在扩展领土的掠夺中也不甘示弱，自1689年与清朝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确定边界已深入西伯利亚外，又通过1858年签订《中俄瑷珲条约》、1860年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和1881年签订《中俄伊犁条约》，割占了中国黑龙江以北和外兴安岭以南的6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乌苏里江以东的40万平方公里和新疆伊犁以南的7万平方公里，合计达到107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当时中国十分之一的领土）。这么一来，自17至19世纪末，西、葡、荷、英、法、俄和中欧的城市国霸占世界五大洲的大多数原著居民国家的领土，榨取美洲的白银；以其只占世界二十分之一人口的欧洲国家，却拥占有世界三分之二的财富，为欧洲国家的工业革命和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支撑，从而大大促进欧洲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力的空前高速发展，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指出：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段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于是打破了1820年中国GDP居世界第一位的经济格局。进而是英国在北美的13处殖民地于1776年7月4日宣布脱离母国（英国）独立建立美国后，立即仿效走英国老路，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于1784年2月22日，派遣由美国大陆会议最高财政监督官罗伯特·摩里斯（Robert Morris）为首的一群纽约商人合资购买一艘定名为“中国皇后号”（the Empress of China）商船，从纽约启航，沿着早于1578年开通了的广州—澳门—马尼拉—黑西哥—秘鲁的海上丝绸之路前来广州贸易，购买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回国倾销，获利30721美元。后又于1787年、1789年和1790年，有哥伦比亚·华盛顿女士号等3艘商船从波士顿启航经夏威夷前来广州贸易。之后，费城·沙伦和普淮登斯港口相继派商船到广州贸易，进一步促进美国经济的发展。加上1846年发动对墨西哥战争，占领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亚、德克萨斯州，和1867年与俄国沙皇签订《转让阿拉斯加条约》以720万美元购得俄国的阿拉斯加150万平方公里领土，终于在1860年夺得世界经济GDP第一位的桂冠，称雄至今。可以说，今天欧美国家的发达经济实是中国古代先进科技文化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向欧美国家传播和促进的结果。
第二，中国儒道哲理促进德国古典哲学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立。
1553年，葡萄牙人进入和租居澳门后，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天主教耶稣会士纷纷随商船前来澳门并进入内地传教，回国时带回无数中国古代典籍，如1772年法国会士傅圣泽（Joannes Francicus Foaqct）等回国时就带去3900种书籍。同时，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天主教耶稣会士等在内地传教时也把《老子》《孟子》《大学》《中庸》《论语》《易经》《礼记》等中国典籍翻译为拉丁文寄回欧洲国家出版。比利时会士卫方济（Francicus Noel）还撰写了《中国哲学》、法国会士马若瑟（Joe Maris Premare）著《中国经济学研究导言略论》等在欧洲出版，深受欧洲学者欢迎。正是这些典籍，“对于18世纪欧洲哲学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语）。[23](https://www.daowen.com)
德国近代著名哲学家莱布尼兹（Gofuried Wilhelm Leibniz）对儒家文化十分感兴趣。他发愤研读耶稣会士翻译的儒家经籍，于1697年编辑出版了著作《中国近事》（Novissima Sinica Historiam Temporis IIjus-tratura），全面向欧洲国家介绍儒家文化，特别赞扬儒家和道家哲学思想，“在实践哲学方面，欧洲人就大不如中国人了”。因此，“我甚至认为，必须请中国派出人员，前来教导我们关于自然神学的目的与实践”。[24]他特别吸收老子关于“道”的思想精华，创立他的哲学思想中的单子学说（Monadenlehre），从而创立德国古典思辨哲学，于1714年发表了《单子论》（Monadologie），肯定中国理学的“理”与“单子”是相通的。他把思辨哲学传授给他的学生沃尔夫（Christian Wolff）。沃尔夫经过努力研究后，于1721年在哈勒大学发表标题为《论中国的实践哲学》（De Sinarum Philosophica Practic）的演说，把思辨哲学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首次将哲学分为本体论、宇宙论、心理学、自然神学、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七部分，认为哲学的一切原理均可以用数学或演绎的方法建立起来。沃尔夫又在玛尔堡（Warburg）大学发表标题为《论哲学与治国哲学》的演讲，把中国的实践哲学与德国的思辨哲学联系在一起。他的哲学思想又为其学生康德（I’m manuel Kant）、谢林（Sehelling）、黑格尔（Hegel）等人所批判接受，进而创立近代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利用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有”和“无”概念约100次，撰写其名著《小逻辑》，作为其创立辩证法的支柱。而马克思又在黑格尔辩证法内核的基础之上，颠覆了传统的“形而上学”，建立了一个现实中得以实践的唯物辩证法思想体系。
与此同时，孔子的“天然自由”和司马迁的“自由经济”思想；“天下熙熙，为利而来；天下攘攘，为利而生”的“自利心”动机；“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追求利润；“贫富之道，莫之夺争，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的自由竞争和“物盛则衰，物极而转，一质一文，始终之变”的价格波动（价值规律）等思想精华，直接影响了被马克思称为“经济学之父”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clam Smith）所吸收，从而于1776年写成和出版其政治经济学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简称《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多次提到“天然自由”和“自由经济”等中国资料24次，创立了英国近代古典政治经济学，为欧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同时，他还接受和吸收了孟子的博爱思想，出版了又一名著《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侧重论述和强调人的“利他性”，指出只有把经济学的“利己性”和道德伦理学的“利他性”有机地结合，才是完整的真实人性。因此，亚当·斯密不仅是超分析力深刻的经济学家，而且是一个悲天悯人的伦理道德哲学家，为世人所敬仰。
第三，中国的人文思想和制度文化奠定欧美国家近代民主思想和文官制度的雏形。
中国典籍《大方广佛华严经》提出的“王以人为本，亿兆同一身”和《列子·天瑞》的“天生万物，唯人为贵”；《周礼》的民主政治、公平，以及明代黄宗羲著《明夷待访录》一书提出“君民非主从尊卑，府为民所设，诸侯自主”等接近民主制度主张等思想，经由海上丝绸之路传至西方国家之后，为欧洲国家的近代思想家如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孟德斯鸠（C.L.S.Montoquieu）和伏尔泰（F.de.Voltaire）等所接受，从而衍生出人权观念，奠定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宪政和三权分立的民主雏形。就是说，是中国儒家民主思想促进欧洲国家的民主化，影响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1776年7月4日美国的《独立宣言》和1787年9月15日制宪会议通过的《联邦宪法》。因为该宪法第1条第9款第八则规定：“合众国不得授予贵族爵位。”为了纪念儒家民主思想对美国建国立法的贡献，美国最高法院的楼檐雕塑孔子的浮象。因此美国建国之初，许多哲贤人士高度赞誉：
建国奠定宪政，其信仰与作风，直接挹取于欧洲，间接导源于中国……中国文化实为启发西洋民主政治之源泉，亦为创造西洋民主政治之一动力。[25]
与儒道家思想西传欧美国家的同时，儒经《礼记·礼运第九》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学而优则仕”和“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的科举制度文化，也经海上丝绸之路向西方国家传播和发生强烈影响，使欧美国家纷纷仿效而建立文官考试制度。先是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葡萄牙耶稣会士达·克鲁斯（da Clues）经澳门入广州和内地传教，1569年回葡萄牙，次年写了一本共29章的《中国游记》，向欧洲国家介绍中国的科举制度，说：
中国的官员，必须有那项功名或头衔。他们奉行学而优则仕。[26]
该书原以意大利文出版，后由韦尼斯（R.Weinisi）译为英文，改名为《来自中国行省的报告》出版，使英国人于16世纪末得看此书。1596年，英国女皇伊丽莎白写了一封信给万历皇帝朱翊钧，表示对中国的科举考试制有兴趣。1665年，曾在中国传教38年，最后在广州逝世的曾德昭（Alvare de Semedo）所写专著《中国通史》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其中第三章专门系统地介绍中国科举制度考试的内容和方法，从而在英、法两国引起强烈和广泛的反响。法国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首先发文赞扬：
在中国的社会制度中，这种在品学兼优的文人中通过科举而选拔官吏的做法，使一种文明——欧洲文明惊得犹如五雷轰顶。[27]
于是法国先于1791年进行文官考试，可惜好景不长，1801年却中断了。后来派人到德国实行文官考试经验后才恢复。
英国在19世纪末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世界最富的强国后，于1829年先在殖民地印度实行文官考试选拔官员，首次突破原来的“赐官制”。1835年7月又在东印度公司实行考试选拔文职官员。1853年12月23日，政府讨论了由查尔斯·特里维廉和斯坦福·诺斯科特两人提出的《关于建立常任文官制度》调查报告，为英国实行文官考试制度奠定基础。1868年格莱斯顿（Gladstone）出任内阁首相，于1870年6月4日，颁布关于文官制度第二号枢密院命令，规定：
一切文官职位的任命，都必须根据文官制度委员会委员们的规定，通过公开竞争考试，委员会在财政部的监督下，有权独立决定被录用文官必须具备的合格重要条件。[28]
这就标志了英国近代文官考试制度的最后正式确立。这种文官考试制度就是源于中国的“科举考试，选贤与能”。正如权威性极高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解释说：
在历史上，最早的考试制度出现在中国，先用考试来选拔行政官员，并对已经进入仕途的官员实行定期考核的文官制度。
英国经过4年的争论和试验，然后实行的文官考试制度影响欧美各国和地区的文官制度。
美国后来实行的文官考试制度，基本上是照搬英国的。先是经过3年的争论准备，1868年5月波士顿市市长爱默生（Edmoshen）访问同治皇帝穆宗载淳，回去高度赞扬中国科举考试制度：
是的，在杜绝任意用人方面，中国，还有英国，法国，已走在我们前头。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教育获得高度的重视，这是使中国享誉域外的必不可少的保证。[29]
同年10月，北京同文馆总教习博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出版专著《中国科举制》，又高度赞扬和介绍中国科举制度。1870年，美国《每月杂志》又发表了A.R.麦克多瑙（A.R.Markdonu）呼吁美国学习中国科举制，建立考试选拔文官：
在中国，王位以下的一切政府职位，全部向每一位居民开放……官吏由竞争性考试选拔，其迁谪视忠诚与否而定。[30]
经过一番争论，1883年，美国国会讨论通过调整和改革美国文官制度的法律，即《彭德尔顿法》（Pendleton Act）。[31]采纳英国文官考试选拔官员办法，正式确立美国的文官制度。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发源于世界东方中国南端徐闻、合浦和广州港的海上丝绸之路，主宰了东西方国家和地区之间近两千年（前111—1840年）的商品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历史事实，充分说明古代中国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和非物质文明，用今天的话说是硬实力和软实力）均是超越西方欧美国家和地区的；近代欧美国家和地区的物质文明和非物文明都是源于古代中国文明的。因此，古代中国文明对近代，甚至现代的西方国家文明的促进发展功不可没。而作为沟通中西方国家和地区两大文明载体的海上丝绸之路亦功不可没。
有鉴于古代中国文明的光荣历史传统和发源于中国南海北部湾的海上丝绸之路向西方国家传播两个文明的作用和贡献，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场合均老话重提丝绸之路，[32]作为我国实行对外开放贸易和人文交流的历史借鉴。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自2013年以来49次论说“丝绸之路”，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并写入十九大政治报告和党章，以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大力实施此倡议，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奋斗。这一倡议7年来得到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支持和参与建设，总人口约44亿，占世界总人口的63%；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9%。同时，2016年11月，第7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获得193个会员国一致赞同，将“一带一路”建设内容纳入发展纲要；2017年2月，在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写入联合国决议；2017年5月14至15日，中国在北京举办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有100多个国家元首和国际组织领导人前来出席会议。2019年4月26日，又举行了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90多个国际组织近5000名外宾出席论坛。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主旨演讲，表示愿意同世界各方“共建风清气正丝绸之路、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和创新丝绸之路”。
现在，将要出版的王元林、王美怡教授主编的“海上丝绸之路断代史研究”丛书，包括第一本《秦汉魏晋南北朝海上丝绸之路史》，由周永卫、钟炜教授撰著；第二本《隋唐五代十国海上丝绸之路史》，由孟昭锋、王元林教授撰著；第三本《宋元海上丝绸之路史》，由章深研究员撰著；第四本《明代海上丝绸之路史》，由衷海燕教授撰著；第五本《清代海上丝绸之路史》，由刘正刚教授撰著。他们都是长期在广州各高校和研究机关从事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并出版了有关专著的壮年专家。就我所知，他们编著的5卷本“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断代史研究”丛书是目前国内最系统、最全面、最有分量和高水平的巨著。因此本套书的出版将会助力于我党当下大力实施的“一带一路”倡议，因为“一带一路”与古代丝绸之路有着祖孙基因传承之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今天，我们传承古丝绸之路精神，共商“一带一路”建设，是历史潮流的沿续，也是面向未来的正确抉择。
“一带一路”建设根植于历史，但面向未来。古丝绸之路凝聚了先辈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促进了亚欧大陆各国互联互通，推动了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完全可以从古丝绸之路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本着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推进合作，共同开辟更加光明的前景。[33]
谨此是为总序。
黄启臣
二〇二〇年三月
（作者：黄启臣，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广东省政府文史馆馆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任中山大学法政学院副院长兼社会学系系主任，广东省文史学会副会长；曾应邀到美国、加拿大和日本讲学和访问；已出版《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等共31部书）
【注释】
[1]沙畹：《西突厥史料》，冯承钧译，中华书局，2004，第167页。
[2]［瑞典］ 斯文·赫定：《丝绸之路》，江红、李佩娟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第212页。
[3]［法］布尔努瓦：《丝绸之路》，耿昇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第45页。
[4]［法］ 雅克·布罗斯：《发现中国》，耿昇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第3—5页。
[5]季文见《历史研究》1955年第4期，饶文见《选堂集文·史林》上册，香港中华书局，1982，第390页。
[6]《明史》卷七十五《职官四》。
[7]杜纲建：《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光明出版社，2017，第455、003、018页。
[8]杜纲建：《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光明出版社，2017，第464页。
[9]世界银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主要报告》第7页，1981。
[10]戴逸：《论康雍乾盛世》，2003年2月23日，在北京图书馆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的讲稿。
[11]Angus Maddison，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m，960-2030AD.（见［英］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修订版）》，伍晓鹰、马德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第39页），亦可参考［德］贡德·弗兰克（Andre Gnuder Frank）：《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ReOrient Global Eeonomy in the Asian Age），刘北成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第1、第4章。
[12]《隔百多年重登宝座：中国超美成最大制造国》，载《明报》2011年3月15日，A16版。
[13]［英］亚当·斯密：《国富论》，唐日松等译，华夏出版社，2005，第145、56、484页。
[14]厦门大学郑成功历史调查研究组编《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第119页。
[15]Angus Maddiso，Chinses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960-2030AD.（［英］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修订版）》，伍晓鹰、马德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第38页）。
[16]《福建巡抚常赍奏折》，《文献丛辑》第176辑。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5，第2卷第2页。
[18]濑弘：《清代西班牙的流通》，转引自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中信出版集团，2018，第180页。
[19]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中信出版集团，2018，第537页。
[20]［英］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蒋葆英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第4页。
[21]China’s Forgotten Ⅰndustrial Revolution，JUNE 01，2003 by STEPHN DAVⅠES， WWW，feel，org\the freeman\dctail\Chines-forgotten-industial-rrevolution#axzz2jXDT3ess.
[22]Andre Gunder Frank，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第197页。
[23]张之联主编《中英通史二百年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第122页。
[24]［德］ 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朱杰勤译，商务印书馆，1991，第71页。
[25]转引陈立夫：《中国文化概论》，台湾正中书局，1987，第112页。
[26]转引黄启臣：《黄启臣文集》（一），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第596页。
[27]［法］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耿昇译，商务印书馆，2000，第715页。
[28]D·C·Douglas，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Vol 12，P554，London，1956.
[29]哈佛《亚洲研究期刊》第7卷。
[30]哈佛《亚洲研究月刊》第7卷。
[31]Fredenrick C·Mosher， Democracy and the Pubile Service，P68，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
[32]黄启臣：《邓小平等四代领导人老话重提丝绸之路》，载《岭南文史》2015年第1期。
[33]《习近平谈“一带一路”》，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第190、第1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