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外贸的挫折与复兴
宋元易代，广州曾是两军反复争夺、一再拉锯的战场。在南宋王朝的最后二三年，广州是宋军残余部队与元军交战的最后战场和激烈争夺之地。广州争夺战在至元十三年（1276年）五月打响，当年六月元军首次进入广州。但经过几次得而复失，两年半后元军才最终获得此地。从现存史籍看，广州城争夺战并非宋元两军的实力较量，也无久攻不下的壮阔场面，但战争对社会及其经济造成了破坏。元朝统治者对广州军民的韧性抗争恼羞成怒，于至元十五年（1278年）初“夷广州城”，更使长期繁荣富庶的广州遭受灾难性打击。情况的严重性在元人陈大震笔下得到反映：“自王师灭宋、平广以前，兵革之间，［广州百姓］或罹锋镝，或被驱掠，或死于寇盗，或转徙于他所，不可胜计。”[105]就外贸而言，战乱不但使它直接受到重创，伴随而来的人才和资本的流失具有更大的影响。
在元朝初年，泉州港就已受到统治者的倚重。宋末元初广州军民对元军的顽强抵抗，加上广州饱受战争之害，经济贸易备受摧残，都使元初统治者不满广州，对广州对外贸易的发展比较忽视。
但在元朝前期，广州外贸恢复和发展的步伐却比较快。
至元十九年（1282年），世祖下令用兵占城，元军将士由广州出发。[106]这意味着什么？进攻占城不是非取道广州不可。广州西面的广西钦州、廉州港距离占城更近；广州东面的泉州港，当时的物质条件应该比较优越。三个港口随后也都向占城派出部分舰船。至元十九年，元朝派出“淮、浙、福建、湖广军五千、海船百艘、战船二百五十”，以唆都为将领，进攻占城。[107]参加此役的主力显然来自广东以外地区，主将唆都还是福建行省的官员。元朝选择广州，此处不是地理上特别近便、不是综合物质条件特别优越，也不是兵强马壮，原因何在？
我们不妨从舰船供应的角度考察元朝选择广州的原因。
首先，从江淮、福建派遣大批战船到广州，再赴占城可能性不大。
江浙一带因为东征，民力财力严重消耗。世祖即位不久就想臣服日本，见对方并不情愿，便试图武力屈服，于是就有了东征之役。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朝首次东征，未达预期目标。这年十月元军攻入日本，但未能立足，“入其国，败之。而我军不整，箭又尽，第虏掠四境而归”。至元十八年（1281年）六月，元朝第二次征日，军队包括阿勒哈、范文虎等率领的十万人。但在八月间，“诸将未见敌，丧全师以返”。[108]滞留日本的将士后来多被日本军队消灭，仅有少数人陆续逃回。约略匡算，出征军人十四万，得以回归的仅五分之一左右。[109]第二次征日，准备两年，负责建造战船的包括潭州、扬州、湖南、赣州、泉州等省。[110]元军丢盔弃甲，亡失惨重，没有多少战船回归。世祖很快又打算第三次东征。建造舰船任务繁重，精疲力竭，可想而知。
泉州造船能力已基本耗尽。泉州在前代已是重要的造船基地，所产多为吃水较深、抗风浪能力强、适应远洋航行的尖底船。至元十八年（1281年）二月，福建行省左丞蒲寿庚提出：朝廷先前命令造海船二百艘，当时仅造好五十艘，百姓实在艰苦，难于建造其余船舶。朝廷只得同意停止造船。[111]泉州在宋元之交虽受战争动乱之苦，但破坏不甚严重，又得到蒲寿庚等的扶持，造船力量不弱。此次完不成造船任务，可能包含蒲寿庚对泉州的特别维护，但泉州自归属元朝以来，与东部其他地区一道，因应付东征等需要而承受了过分的索取应该是更重要的原因，否则元朝未必会如此痛快地同意停止造船。发兵占城在此后一年多，泉州等地情况不会有大的改变。
其次，其他建造战船的内陆行省提供大量船舶的可能性也不大。我们已经知道，湖南、赣州、潭州参与建造征日战船。至元十六年（1279年）七月以前，潭州行省不仅参与建造征日本船，还有征交趾战船。[112]刚刚建造东征战船和征交趾战船，很快又能造出大量船舶以供占城之役，除非出现奇迹。而且，这些地区以打造江船为主，海船则非其所长，即使勉为其难，造出的是否足够好，是个问题。宋人说“海舟以福建船为上，广东、西船次之，温、明州船又次之”。[113]优质海船的建造基地全在沿海地区，合乎逻辑。
假设泉州能勉强供应所需船舶，或者加上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以及一些内陆行省的战船可以满足需要，朝廷能否同意全数发赴占城还是个疑问。至元十九年（1282年），新一轮征日的准备已经开始，东线战场也需要相近地区保有较多舰船随时征调。(https://www.daowen.com)
总之，此时各地可供远洋的船舰都没有多少余裕。至元十九年，出征占城大军所以取道广州，主要是要利用广州的舰船。
从广州出发的船舶可以来自附近地区，不必皆由广州建造。从宋代情况看，两广沿海实力较强的地方可以说只有广州。排名第二的潮州可能提供部分船舶，但不会很多。潮州经济实力原先就远不如广州，宋末元初又经二十多天的围城之役，城市受创、经济凋残，同样处于恢复时期。[114]广西此时已在做征战交趾的准备。广西与交趾虽然壤地相接，但也需要战船。如果钦州、廉州有较多战船，它们就会是这支大军最近便的出发地或者出发地之一。从广州出发前往占城的船舰，看来主要来自广州本地。
宋元战争的最后一仗在广州新会海域进行。宋军动用“海舰千余艘”，当已尽力搜罗当地的合用船舶。战争过后，元军虽然在“焚溺之余，尚得八百余艘”[115]，其中受损残败船舶当不在少数。
朝廷决定把广州作为征伐占城的出发地，意味着广州要承担格外艰巨的船舶建造和维修任务，也意味着当地船舶修造和其他行业正快速复苏。
唐宋以来海外贸易一直是拉动广州经济进步的龙头。海外贸易推动造船业进步；造船业的进步反过来也为海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元初广州船舶修造业的复苏，可能与修复废旧船舶有关，其动力则来自海外贸易和沿海捕鱼、运输等需要；而适合远洋航行船舶的建造，主要起因于海外贸易。元朝人陈大震指出：广州“市舶亭在朝宗门外，至元十九年创建”。[116]市舶亭是以往商船停泊处的一座引人注目的建筑，既有实用意义，也有情感价值，在中外商民间颇有名气。广州创建市舶亭，表明当地外贸已经走在复苏路上。此时距宋元战争最后结束仅四年，与往后年代相比广州经济发展虽是很初步的，但与几年前的情形相比变化颇大。
古代的广州城，外贸发达，船舶往来，货物流动，人员穿梭，欣欣向荣。这个城市坐落在林海苍茫、河流纵横的蛮荒之地上，南面是一望无际的海洋，就像镶嵌在大陆边缘的一颗大珍珠，光华闪耀。外贸是广州经济进步的火车头，带起生机勃勃的都市经济。元朝初年经过短短的四年时间，广州外贸已有相当程度的恢复和发展。
到了元朝中期，在各地人口增长、国内外市场扩大、航海技术进步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广州外贸规模逐步达到甚至超过宋代水平。据时人陈大震记载，大德八年（1304年）以前，广州市场上的奇珍异宝之多，超过了往日地方文献的记录。[117]泉州聚集了不少蒙古、色目人，他们依仗特权经营商业贸易，广州外贸规模尚不足以与之相比。泉州此时仍是中国第一外贸大港。
在元朝后期，广州繁盛的图景从时人的笔下得以展现：“海外大蛮夷岁时蕃舶金珠、犀象、香药、杂产之富，充溢耳目。抽赋帑藏，盖不下巨万计。”[118]此处所记史事，当在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以后。[119]吴师道说：“炎州际沧溟，万舶集奇货。有司慎委寄，资用邦国佐。”[120]吴师道，至治元年（1322年）进士，此文作于其后。虞集说：广州为“服岭以南一大都会，临治海岛，近岁以来，贡赋货殖充斥，瑰异比于中州。”[121]元统年间（1333—1334年）虞集写成此文，元后期广州繁荣景象跃然纸上。至元四年，欧阳玄在为傅若金出任广州儒学教授而写的序文中有“其民庶而富”之句。[122]杨翮说：“世传岭南诸郡近南海，海外真腊、占城、流求诸国蕃舶岁至，象犀、珠玑、金贝、名香、宝布，诸凡瑰奇珍异之物宝于中州者，咸萃于是。”[123]杨翮写此文在至正元年以后。刘仁本描述了顺帝至正年间广州的情况：“广海在南服，万里为天子外府。联属岛夷，聚落作大藩。贾舶所辏，象犀珍珠，翡翠玳瑁，委积如山。”[124]
从外贸政策的角度，广州外贸的阶段性跟泉州相似，也是分成两个阶段，以至元三十年（1293年）为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