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对外部外界的认识
元朝前期一再发动对外战争，一个重要原因是统治元朝的蒙古贵族野心太大，又对世界缺乏基本了解，总是从征服与被征服的角度片面理解国际关系，认识不到除了战争、征服之外，还有相安无事的国家关系，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资源和军事力量其实很有限，并非取之不尽、耗之不竭、所向无敌。
宋朝一般用“招徕”“招诱”的语言形容劝说、吸引外国贡使来华的行为。言语间虽没有把海外国家置于平等位置，不经意间总带有居高临下的气势，但态度是和平的，不要求非来不可，更不在意对海外国家是否拥有实际控制权。
元朝前期，统治者对海外国家不但没有摆出友善的姿态，还经常露出獠牙，显出一副随时准备扑将上去的模样：要么投降内属，要么兵戎相加。“昔我国家之临万方也，未来朝者遣使喻而服之；不服则从而征伐之。”[4]尚未遣使朝贡的国家受到敌视，常被称作“未下之国”“不庭之国”等。[5]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九月，因琉求“未曾归附”，海船副万户杨祥请求领兵六千“往降之，不听命则遂伐之”，得到朝廷准许。[6]
因此，遣使劝说、吸引外国朝贡常被视作仅次于对外战争的准军事行动，朝廷一再使用“招降”[7]、“喻降”[8]、“谕降”[9]等词汇，一再派遣武官充任使者。至元十六年（1279年）十二月，“遣广东招讨司达鲁花赤杨庭璧招俱蓝”[10]；同月还派兵部侍郎教化的、总管孟庆元、万户孙胜夫与唆都等使占城，“谕其王入朝”。[11]至元十九年（1282年），万户何子志、千户皇甫杰使暹国，宣慰使尤永贤、亚阑等出使马八儿国。[12]
与上述心理相适应，凡愿与元朝保持关系的国家多被视为投降，既非出于自觉自愿，也不是和平友好的交往。
至元十七年（1280年）二月，占城国王保宝旦挐啰耶卬南詙占把地罗耶遣使贡方物，“奉表降”。[13]此时元朝与占城未曾交战，“奉表降”从何说起？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海外诸蕃国以杨庭璧奉诏招谕，至是皆来降”。这一次，“遣使贡方物”的所谓“来降”之国有十个：马八儿、须门那（又称须文那）、僧急里、南无力、马兰丹、那旺、丁呵儿、来来、急兰亦䚟、苏木都剌。[14]古籍中找不到十国中任何一个曾同元朝交战的蛛丝马迹。“奉表降”“来降”云云，虽非当时所有时候和一切场合都使用的词汇，却代表着元朝统治者的观念和态度。(https://www.daowen.com)
既是投降，就得听任摆布。早在铁木真时代，蒙古贵族已要求实际掌握附属国的统治权，“凡内属之国”，都要“纳质、助军、输粮、设驿、编户籍、置长官”。[15]这也是元世祖的心愿，处理与高丽关系就照此办理。至元十八年（1281年）十一月，世祖下令已遣使朝贡的爪哇国王亲自来华觐见，“诏谕瓜哇国主，使亲来觐”。[16]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十一月，元朝命令已同元朝关系正常化的安南国王陈日烜“亲身入朝，否则必再加兵”。[17]
受上述心理影响，海外贸易也曾与军事行动密切联系。至元十四年（1277年），中书左丞董文炳说“昔者泉州蒲寿庚以城降，寿庚素主市舶，谓宜重其事权，使为我扞海寇，诱诸蛮臣服”。为此，他自作主张，“解所佩金虎符佩寿庚”。金虎符是官府发兵或表明身份的凭证，但因战事紧急，元朝一般由皇帝赐予或授予较高级别的官员，由中书省发放。董文炳的做法不合规矩，但战事紧急，“便宜从事”也未尝不可。事后董文炳请求忽必烈宽恕自己的“专擅之罪”。由于此举效果不错，蒲寿庚甚为得力，世祖满心欢喜，“帝大嘉之”。[18]至元十六年（1279年），百家奴“升镇国上将军、海外诸蕃宣慰使，兼福建道市舶提举，仍领本翼军守福建，俄兼福建道长司宣慰使都元帅”。[19]以军官身份兼领市舶司，是元代才有的新鲜事。
统治者对海外国家的态度还打入普通士人意识中。我们知道，周去非在成书于南宋淳熙年间的《岭外代答》中，用“都会”将海外国家进行归类。“都会”包含经济中心的意义，是从经济、社会和民生角度看待海外国家及其关系。元朝中期，编撰《大德南海志》的元代士人陈大震则用“管”字归类海外国家。[20]关于《大德南海志》中的“管”，日本学者山川达郎认为，意味着主“管”国拥有商业、经济的优势与交通网络上的主导地位。有时“管”字也有“政治控制”的含义。高荣盛认为，我们虽无法一一精确地厘清“管”字所包含的确切含义，但它“有时确能反映当时南部海区诸地政治、经济形势的某种变化”。[21]联系元朝前期对外关系以及元朝对海外国家的态度，笔者看来，“管”所包含的军事、政治意义似乎更为突出。
一般地说，古代中外之间、经常与中国交往的海外各国之间，并不以军事占领和政治控制为主，元代亦然。世祖时代，元军东征西伐，中外关系紧张，而海外军事占领既不成功，政治控制实现程度也很有限。即使是与中国海路相通的近邻，勉强称得上为元朝所“管”的，仅一两国而已，成宗以后更不用说。在这个意义上，主要活动于元后期的汪大渊的看法比较接近实际。
皇元混一声教，无远弗届，区宇宙之广，旷古所未闻。海外岛夷无虑数千国，莫不执玉贡琛，以修民职；梯山航海，以通互市。中国之往复商贩于殊庭异域之中者，如东西州焉。大渊少年尝附舶以浮于海，所过之地，窃尝赋诗以记其山川、土俗、风景、物产之诡异，与夫可怪、可笑、可鄙之事，皆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至正己丑冬（至正九年），大渊过泉南，适监郡偰侯命三山吴鉴明之续《清源郡志》，雇以清源舶司所在，诸蕃辐辏之所，宜记录不鄙，谓余方知外事，属《岛夷志》附于郡志之后，非徒以广士大夫之异闻，盖以表国朝威德如是之大且远也。[22]
汪大渊关于中外关系的看法，观察海外国家时的心态，都没有给人多少新鲜感，不过沿袭汉族统治阶层世代累积下来的文化传统，即使元世祖时代类似言语也时有闻见。但他毕竟肯定“梯山航海，以通互市”为中外交往的重要内容，也与元初统治者看待海外国家的意识形态拉开了距离。观念的变化当然与个人素质和文化传承有关，但中外关系变迁的现实，似乎具有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