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朝外贸政策
绍兴十六年（1146年）八月，三佛齐国王写信给广州市舶机构的官员，谈论贩卖乳香的情况。宋高宗得知，对身边的宰相和副宰相说：“市舶之利颇助国用。”[41]但他并非从一开始对海外贸易的作用就有这样的认识。高宗在初登基的最初几年，对海外贸易虽不排斥却心怀戒备。
我们先看高宗对海外贸易最初的态度。高宗登基伊始，就对海外进口的贵重奢侈品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态度。建炎元年（1127年）六月十三日，高宗诏令：“市舶多以无用之物枉费国用，取悦权近。自今有以笃褥香、指环、玛瑙、猫儿眼睛之类博买前来，及有亏蕃商者，皆重置其罪，令提刑司按举闻奏。”[42]昂贵奢侈的海外商品进口数量少；进口时容易被人藏匿起来，躲避征税，对国家和地方财政的帮补作用不大。这类商品时常被用于贿赂和享受，败坏了官场风气。重建王朝的宋高宗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故而严词排拒。这是六月的事，七月间，高宗以行动宣示臣僚，表示自己对宝物毫无兴趣。京师龙德等宫津收到“诸色宝器”等，“上命碎之于殿庭间；卫士有持去者，听之”。[43]建炎三年（1129年），大食国遣使奉宝玉珠贝入贡。高宗又一次申明：“大观、宣和间，茶马之政废，故武备不修，致金人乱华，危亡不绝如线。今复捐数十万缗以易无用之珠玉，曷若惜财以养战士？”他诏令张浚不要接受外国贡品，但给予对方以优渥的回赐，“优赐以答远人之意”。[44]
有“亏蕃商者，皆重置其罪”和“优赐以答远人之意”，显示高宗要求善待外国商人和朝贡使者。他并不排斥外贸。官方其他场合的表态也表明了这一点。[45]皇上只是通过这一些事情表明厌恶昂贵进口奢侈品的态度，并且警示臣下不准纵情挥霍，靡费财物。
高宗的态度是当时政治、军事、财政状况的反映。南宋王朝建立初期，皇帝及其臣僚为生存而战。宋金战场上的连连失利，使赵构君臣一路南逃，居无定所，困难重重，险情一再，朝不保夕。与此同时，军费开支浩大，财政收入不足。“渡江之初，东南岁入犹不满千万，上供才二百万缗”。[46]对比五六十年前的情况，南宋初年的财政经费确实少得可怜。熙宁二年（1069年），知谏院陈襄奏云：“臣观治平二年（1065年），天下所入财用大数，都约缗钱六千余万，养兵之费约五千万。”[47]
财政困难之外，沿海地区社会治安和官场风气等也无不堪忧。南宋初，闽广海盗猖狂，重创中外航海贸易。大臣李纲指出：“广南、福建路，近年多有海冦作过，劫掠沿海县镇乡村，及外国海船、市舶司上供宝货，所得动以巨万计。”“贼船来去，近远不常，并海之民，罹其毒虏。掠船舶既多，愚民嗜利喜乱，从之者众，将浸成大患。”[48]
局面失控与治理荒忽有关。“官司不能讨捕，多是招安。重得官爵，小民歆艳，皆有仿效之意。”南宋大臣李纲担心“自此为患未艾”。因为“两路帅司，并无战舰水军，遇有海寇，坐视猖獗，不能进讨，止是于沿海摆布些小兵卒，为保守之计”。[49]绍兴四年（1134年）七月，大食国进奉使人蒲亚里即将归国，不料“被贼数十人持刃上船，杀死蕃牧四人，损伤亚里，尽数劫夺金银等前去”。朝廷立即下达一道措辞严厉的命令：“当职巡抚先次特降一官，开具职位、姓名申枢密院”。盗贼令安抚、提刑司督捕，一个月之内必须捉拿归案，“如限满不获，仰逐司具名闻奏，重行黜责”[50]。
我们再看高宗朝提高外贸运作效率的努力。
南宋初年，朝廷记取北宋末年的教训，致力于节省成本，以提高外贸经济的运作效率，具体表现是：
第一，调整市舶司制度以节省成本。南宋初期，沿海各地市舶贸易制度不太稳定，机构的并转裁撤一再出现，提举市舶司间或改由本地别的官员兼任。建炎元年（1127年）六月十四日，高宗下诏：“两浙、福建路提举市舶司并归转运司，令逐司见在钱谷器皿等拘收，具数申尚书省。”[51]建炎二年九月，朝廷“命福建提举茶盐官兼领市舶司”。[52]市舶司是个行政管理机构，需要人力财力来维持。长期以来，宋朝只有在外贸收入丰足时，才愿意保持市舶贸易制度的完整无缺，否则不是撤并机构，便是精简管理者。南宋初年，外贸比较繁荣的广州港，市舶贸易制度相对健全；两浙、福建沿海不太安宁，外贸尚未走上正轨，市舶司制度上上下下、动荡颠簸，显示宋朝很在意裁节开支，开源节流。
第二，节省进口商品运送等成本。建炎元年十月，官员李则上奏：“旧制，闽广市舶司抽解舶货，以其贵细者计纲上京，余本州打套出卖。大观后始尽。今计纲费多而弊重，望复旧法，仍许商人赴行在纳钱，执据往本州偿其数。”他的提议得到皇帝批准。[53]建炎二年七月八日，朝廷为节省费用，诏令两浙路提举市舶司：裁节每年宴请犒劳中外商使的费用，并将进口商品集中在一起，通过水路运送行在“每遇海商住舶，依旧例支送酒食，罢每年燕犒。其上供细色物货，并遵旧制，团纲起发，罢步担雇人”。[54](https://www.daowen.com)
大约从建炎末年开始，高宗开始重视海外贸易，对海外贸易的态度发生显著变化，积极性明显提高，又制定和颁行了一些新政策，包括调整税收官市政策，保护商人的外贸经营热情，不许任何人侵蚀市舶司的本钱、积极推销进口商品、加强吏治、打击盗贼等。
保护内外商人的经营积极性的政策。绍兴年间，进口商品税率曾经很高。绍兴十六年（1146年），三佛齐国王写信给广南市舶司官员，抱怨贩卖乳香亏损：“言近年商贩乳香颇有亏损”。当时任提举市舶的袁复一因此受到降级处罚。[55]其实番商亏损，应负主要责任的不是袁复一，而是朝廷的高税率。两年前，朝廷曾规定，向商舶贩到的龙脑、沉香、丁香及白豆蔻等，征收40%的进口税。由于商人抱怨和反对，绍兴十七年（1147年），即袁复一降官次年，朝廷将上述四种进口商品的税率降至10%。[56]
营造良好环境以提高海外国家来华朝贡贸易积极性。绍兴六年（1136年）十月，广州的道观“奉真观”被改为来远驿，以备招徕诸国贡使。[57]宋朝对海外国家来华朝贡持积极招徕姿态并不多见，仅有过几回，持续时间都不长，这是其一。
祭祀海神。海洋喜怒无常、难以捉摸的特性，给远涉重洋的人们带来极大的不安全感。当时的航海者只能把航行的成败、个人的安危托付于神灵的庇佑，祭祀海神极为虔诚，无敢稍懈。宋人洪适说：“大贾乘巨舸往来蛟龙沧溟之中，一瞬千里，风稍失便，则沦溺破碎不可救。非神相之，安能布帆无恙。”[58]宋朝为稳定统治和推动外贸，定期祭祀海神，祈求濒海地区风调雨顺、海路贸易波平浪静。自开宝四年（971年）攻下广南起，朝廷就年年遣官祭神，并从世俗等级观念出发，给海神加以种种封号。封号的字数越多就越显赫。绍兴七年（1137年），高宗加封南海神为“洪圣广利昭顺威显王”[59]。这是八字王爵，此前却只有四字王爵“洪圣广利王”，南海神显得更为荣耀。提高南海神的地位，在朝廷是一种积极的姿态，寄托着良好的希冀；对于海商水手，有大神保佑的海路贸易，风浪为之低减，往来似乎也安全了不少。
相比北宋，南宋更为迫切地需要外贸收入的支持。顾炎武说，“宋室南渡后，经费困乏，一切倚办海舶”[60]。“一切倚办海舶”之说，显然言过其实。前面分析的南宋初年榷货务收入结构可以为证。前面已经谈过，在南宋前期，包括香钱在内的市舶之利，约占南家财政总收入的3%至4%。[61]市舶贸易收入在财政总收入的比重虽然并不很高，但在“经费困乏”时，确实是一笔不可或缺的财源。
最后，让我们对高宗朝市舶贸易中的吏治问题做一简要考察。
南宋初年，金兵继续南进，攻势凌厉，赵构王朝危如累卵。在最需要君臣上下励精图治的当口，官场贪腐已然盛行。外贸发达的泉州，君子道消，小人道长，风气不好。汪藻于绍兴十一年（1141年）知泉州，他的清廉不能见容于同僚：“海舶次泉，阇婆国王附送龙脑数百两为公寿，公却之。或曰：异国之王因舶商致方物、修故事，不可却也。公饬送公帑，一铢不取。公于辞受类如此，亦以故遂多龃龉于世。”[62]
绍兴十三年（1143年）十二月，“泉州商人夜以小舟载铜钱十余万缗入洋。舟重风急，遂沉于海。官司知而不敢问”。[63]“小舟载铜钱十余万缗入洋”，数目很大。“官司知而不敢问”，可能的原因是：第一，朝廷已经要求沿海官府严格执行铜钱出界禁令，但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初申严淮、海铜钱出界之禁，而闽广诸郡多不举行”[64]。第二，地方官府不仅不执法，还参与走私铜钱。南宋时代，沿海官兵、市舶司和宗正司等机构公然走私犯禁，除了腐败因素外，还跟地方财政利益存在勾连。第三，偷运铜钱者有些来头不小，不是一般的小民百姓。
到了高宗后期，问题继续存在。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十一月，官员汤鹏举指出，前段时间贪官污吏郑震出任福建市舶提举；方滋知广州和福州，又仕宦明州。郑震“不历州县，骤躐监司，顷为福建市舶，每有货物，半入私帑”。方滋“阴狠恣横，奸赃狼籍，自楚州移桂府，自广帅移福州，其所出珠翠犀象，尽入于权贵之家。复得明州优厚之处。此诚公议不行，私恩特甚，高官美禄，一家有暖衣饱食之幸，而孤寒远官数年不得差遣，终身有号寒啼饥之忧，其怨将何归耶”。[65]贪官污吏遍布泉州、广州和明州这些外贸最为发达的港口，“所出珠翠犀象，尽入于权贵之家”的现象普遍存在是可以想见的，市舶贸易必定饱受其害。
高宗朝末年，吏治带来的问题更进了一步。沿海地区的将帅贵近、贪官污吏把手伸进商民的船舶，夺走他们的经营资源，也侵蚀官府财源。绍兴三十年（1160年）十月，有官员指出，“向来舶贾，率皆土人，事力相敌，初无攘夺相倾之患；其后将帅贵近，各自遣舟，既有厚赀，专利无厌，商贾为之束手。旧舶舟之行，惟给符引，财货盈缩，事止一身；其后附以官钱，或遇风涛，人溺舟覆，捕系妻子，籍产追偿。故海滨之民，冒万死一生之利，而得不偿费。人人失业，于是私切相戒，不敢发舟，官司又追捕纠告而遣发之。”大权在握者出手抢夺外贸资源，谁能奈何？于是乎，“商贩日疏，南库之储，半归私室”。“县官岁入坐损其半”。[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