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出口商品
通过海船运出的中国商品多是手工业品。部分商品因官府不加控制，出口一直很顺畅。另一部分商品情况比较复杂，有些是始通而后禁，如金银、米粮；有些与国别、国际关系等多种因素相联系，如书籍；有些则一直禁止，但禁令的执行时松时紧，如铜钱、兵器等。米粮和兵器的有关情况已在上一节中提到，下面不再重复。
（一）出口商品中中国官府不加控制的部分包括各种丝织物及制成品、精粗瓷器，以及漆器、铁鼎、伞等。
丝织品通常称为绢帛，又有罗、绫、锦等名称。绍兴二十六年（1146年），朝廷赐、回赐、别赐三佛齐国王的物品中有不少丝织品及丝织物制成品。赐物有“初封宽衣一对六件，紫罗夹公服一领，小绫宽汗衫一领，勒帛一条，熟大帛绫宽夹裤一，腰红罗绣夹三，襜一副，抱肚一条，……杂色衣著绢二百匹”。回赐物有“生绫一千一百七十匹，生压罗三百匹，生克丝六百匹，生樗蒲绫六百匹，杂色绫六千匹，江南绢二万五千匹，锦六百匹，青锦三百匹，红锦三百匹”。别赐物包括“衣著绢三百匹”。[36]不难想见，丝织物及其制成品在出口商品中的比重颇大。
宋朝是中国生产质量最佳陶瓷器的时代，福建、广东出口的陶瓷器不少是名窑制品或它们的仿造品。当时亚洲各国尚未生产瓷器，中国瓷器是独一无二的。[37]因此，中国瓷器广销海外许多国家。据《诸蕃志》的不完全记录，商人将中国瓷器运销海外近20个国家和地区。1987年，考古人员在广东省阳江海域发现一艘古船沉船。根据现有资料判断，这是一艘南宋船舶，当年从中国东南沿岸，可能是泉州港驶出，前赴东南亚或中东地区海外贸易，不幸在途经广东阳江水域时沉没，这艘南宋古船被定名为“南海一号”，考古人员从中清理出各类文物约18万件，在众多不同的文物中，尤以瓷器为多，约10万件，有青瓷，青白瓷，铅绿釉质地的碗、碟、盘、瓶、壶等。
（二）在始通而后禁的出口商品中，金银合法出口时间很长。淳化四年（993年），大食国王遣使贡献，太宗的回赐品中包括黄金。[38]淳熙元年（1174年）三月的一份诏令显示，贡使携带银两出境仍然是准许的。[39]但最晚到淳熙九年（1182年），朝廷已明令禁止金银从海路出口。这年九月，朝廷“禁蕃舶贩易金银，著为令”。[40]
（三）书籍出口的放行与严禁。在中国古代，统治者将书籍视为教化工具和“国之利器”[41]，因而示人与否很有讲究。汉宣帝的儿子刘宇被封为东平王，曾上书成帝，请求颁赐诸子、《史纪》等书，遭到拒绝。因为是这些书中有对教化百姓、稳定统治不利的内容，“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42]皇帝在自己的统治范围内、对皇亲国戚尚且如此，境外就更不用说了，“夫以东平，帝之懿戚，尚不欲示征战之书，况西戎国之远藩，曷可贻经典之事”。[43]
这种观念代代相传。到唐代，出现了书籍是否许可出口的两个标准。一是可能产生有碍王朝安宁稳定等不利后果的书不能出境；二是反映正统儒家思想，可向外国宣扬、传布的书籍允许出口。唐朝大臣曾就《毛诗》《春秋》《礼记》等书可否进入突厥这个敌对国家展开讨论。于休烈认为，“吐蕃，国之寇仇，今资之以书，使知用兵权略，愈生变诈，非中国之利也”。裴光庭则认为：“吐蕃聋昧顽嚣，久叛新服，因其有请，赐以《诗》、《书》，庶使之渐陶声教，化流无外。”他认为于休烈“徒知书有权略变诈之语，不知忠、信、礼、义，皆从书出也”。[44]几年后，渤海国遣使“求写唐礼及三国志、晋书”等，也得到皇帝批准。[45]
宋朝的书籍出口政策，跟唐朝有相似之处。《九经》是九部儒家经典的合称，宋朝不禁止《九经》的出口。[46]购买中国书籍的多是中国周边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国家，包括东面的日本、高丽；北面、西北面的辽夏；西南面交趾等。宋朝出于防范的目的，严格禁止当朝史籍和时政类书籍出口。《太平御览》北宋太宗时编撰的百科全书，其中有大量年代较近的史书，涉及国家治乱兴衰等往事和经验教训，这类书受到比较严格的禁止。元祐八年（1093年）正月，“诏高丽国自先朝以来，累次陈乞《太平御览》，以禁书难为传示外国，故不许。今又陈乞，宜依向来例，或别作一不许意降指挥”。[47](https://www.daowen.com)
书籍出口的宽严，经常与朝廷一个时期的政策相联系；从北宋前期到后期呈现出趋于严格的走向。
高丽近迩辽国，关系密切。真宗大中祥符（1008—1016年）以后，由于同辽国的关系趋向和缓，宋朝对向高丽出口书籍的戒备和控制随之略有放松。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十一月，真宗赐高丽国主物品包括：诏书七函、衣带、器币、鞍马、经史、圣惠方、历日等。[48]所赐经史有：《九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及诸子等。[49]天禧五年（1021年）九月，高丽显宗王询派遣礼部侍郎韩祚等百七十人来谢恩，并求赐阴阳、地理书和《圣惠方》等，真宗全部应允。[50]
徽宗朝，外贸管理制度一变再变。蔡京的拜相常是外贸制度相对完备，贸易规模有所扩大的时期。大观初年蔡京居相位，交趾贡使至京师，请求购买一批书籍，执法部门认为不合法律规定。皇帝却把法规撇在一旁，“嘉其慕义，可除禁书、卜筮、阴阳、历算、术数、兵书、敕令、时务、边机、地里外，许买。”[51]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嘉其慕义”“全不生事”是朝廷法外施恩的原因。这显示，文化产品的出口跟国家政治关系的勾连比其他产品要更加紧密。第二，尽管已是法外施恩，书籍出口的控制还是比北宋中期严格。天禧五年（1021年），真宗批准把阴阳、地理书送给高丽使者；宝元二年（1039年），仁宗将《孙子》及《通典》所引诸家兵法排除在禁书之外；而在此时，它们却全部不许带出国门。徽宗朝是北宋最糟糕的时期，书籍出口的限制也最为严厉，两者的关联并非偶然。历史一再表明，开放与明朗自信为伍，封闭与萎缩自卑相伴。
（四）铜钱和兵器出口受到严厉禁止。兵器出口早有禁令，“旧制弓矢兵器不入外夷”。[52]铜钱出口亦然。通观两宋，铜钱和兵器出口都经历了禁而不严到严厉禁止的过程。这个过程曲折多变，铜钱还曾有过解除出口禁令的时期，但持续时间不长。[53]
开宝六年（973年）三月，铜钱“不得入蕃界及越江海至化外”。[54]此后朝廷禁止铜钱出口政策呈加强趋势。北宋仁宗朝铜钱出口，禁令加严，违者“于旧条第加其罪”。死刑的起点从五贯以上降至一贯以上。[55]另外，曾经许可的有限量的路费钱后来也不准了。嘉祐及庆历以前汇编敕令的《编敕》都规定中外商人可以携带一定数量的路费钱，“商客蕃客往南蕃者，听逐人各带路费钱五百文。过此数者，许诸色人陈告，犯人依杂禁条将铜钱出中国界刑名施行”。[56]南宋淳熙五年（1178年）的诏令显示，五百文已经成为依法惩处的数额。[57]
尽管禁令日益严厉，防范措施逐渐缜密，但由于海外许多国家将中国铜钱作为他们的通货，需求强劲；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驱动下，不但中外商人、沿海居民，就连边防驻官兵、地方官府和官员也汇入走运铜钱的洪流；[58]从朝廷到地方，贪赃腐败风气的逐渐蔓延滋长，使法令和制度的社会控制力大为衰减，甚至形同虚设。因此，禁令和防范措施许多时候只反映铜钱漏泄的严重性，较少获得预期成效。中国铜钱继续被大量运出国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