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最初的市舶司、外贸及管理制度
在宋元战争最后时刻，由于东南沿海地区相继得手，取得全国统治权指日可待，元朝开始考虑实行比较稳定的海外贸易政策。从至元十四年（1277年）在泉州设置市舶司，到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为止，是元朝开始制定和推行其外贸政策的第一阶段。
在这个阶段，元朝的对外政策的主导倾向是发展与海外各国的关系，让海外国家归顺自己，并通过中外贸易，充实军费国库，满足权贵的私欲；以泉州港作为海外交往和贸易的重心。为此，统治者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重用蒲寿庚，利用泉州与海外的联系实现军事经济目的
早在南宋时期，泉州因地近临安，获得了得天独厚的外贸发展机遇，成为能跟广州相拮抗的中外贸易大港。元军将领在进取泉州前夕，至元十三年（1276年）二月，曾派人联系蒲寿庚。[9]这位来自占城的阿拉伯人，在泉州长期管理外贸事务，“擅海舶之利”长达三十年之久。[10]当年十二月，由于得到蒲寿庚的配合，元朝顺利取得泉州。[11]
元朝一方面是论功行赏，另一方面继续利用蒲寿庚经略海外国家。至元十四年，为元朝夺取中国东部沿海立下汗马功劳的董文炳对世祖说，先前泉州蒲寿庚以城降，此人长期掌管泉州海外贸易，熟悉沿海敌情，应该委以重任，让他在抵御海盗、守卫海疆，并为招谕海外国家朝贡臣服做出贡献。世祖高兴地采纳了董文炳的提议。[12]
于是在至元十五年，元世祖让蒲寿庚与忙古䚟、唆都这两位为元朝攻城略地功勋卓著的将帅一同在福州出任行中书省高级官员，“诏忙古䚟、唆都、蒲寿庚行中书省事于福州”。[13]泉州外贸，因为蒲寿庚降元而得到保护，也因蒲寿庚出任高官而得以发展。泉州不是元军最先占领的外贸港口，却是元朝第一个设置市舶司的外贸港口。此后一段时间泉州享有独一无二的外贸特权。
（二）设置市舶贸易机构，制定外贸和税收制度
在这个阶段，元朝制定外贸政策以承继宋代制度为主，同时根据蒙古贵族惯例和进入南宋统治区后的实际情况稍事调整，主要做了以下事情：(https://www.daowen.com)
第一，东部和南部沿海主要港口普遍建立市舶司。
至元十四年，元朝“立市舶司一于泉州，令忙古䚟领之”。[14]这是元朝历史上第一个市舶司。
泉州设置市舶司后，庆元、上海、澉浦等地也有了市舶司。《元史》卷九十四《食货志·市舶》载：“立市舶司三于庆元、上海、澉浦，令安抚使杨发督之。每岁招集舶商，于蕃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后听其货卖。”[15]以上文字紧随在泉州立市舶司之后，给人的印象是，设置时间比泉州稍后。袁桷等撰《（延祐）四明志》载：“至元十五年，立提举庆元市舶使司。”[16]袁桷，庆元人。四明为庆元路别称。《（延祐）四明志》书成于延祐七年（1320年）。根据此书，庆元等处市舶司的设置应该都在泉州设置市舶司的后一年，即至元十五年（1278年）。
最初的市舶司，往往并不单一管理海外贸易，或兼管盐政，或兼管国内贸易。在泉州，至元十四年市舶司设置之初，不仅掌管海外贸易，还“兼办盐课”，市舶司“领煎盐征课之事”。[17]当时在沿海港口，掌握最大权势的是市舶和盐政管理机构。至元十四年的泉州，市舶司兼管两者，财雄势大。在广州，市舶司一直兼管来往海南岛的国内沿海贸易。上海市舶司的职责不限于进出口贸易，还管理国内贸易。[18]
第二，早期市舶贸易管理制度。
元朝最初的市舶司，除专职管理人员之外，地方官也兼管其事。在泉州，最早兼管市舶司的是当地一位重要官员蒙古人忙古䚟。至元十五年七月，朝廷任命他为福建路宣慰使。[19]至元十七年（1280年）四月，中书省臣言：“唆都军士扰民，故南剑等路民复叛。及忙古带往招徕之，民始获安。”诏以忙古带仍行省福州。[20]直到至元二十年（1283年），忙古䚟似乎仍掌管泉州市舶贸易。[21]
在庆元、上海等处，最早受命兼管市舶司的是安抚使杨发：“立市舶司三于庆元、上海、澉浦，令安抚使杨发督之。”[22]
第三，早期进口商品税收制度。
元朝消灭南宋残余势力后，就在主要海港全面推行外贸税制，进口商品被分为粗细两类，分别征税，不再专卖和官市。元人苏天爵说：“国朝平定江南，幅员既广，贡赋益伙。于是泉州、上海、澉浦、温州、庆元、广东、杭州，邻海诸郡与远夷蕃民往复互易舶货，因宋制细物十分而取一，粗物十五分而取一，以市舶官主之。”[23]这是元朝最初制定的海外贸易税制，确定于至元二十年（1283年）六月。[24]
（三）大规模遣使海外国家
招谕海外国家来华朝贡的行动也随即展开。
第一步是通过商人招徕海外国家朝贡，但成效不大。元朝行中书省左丞唆都等奉玺书十通，招谕诸蕃。不久占城和马八儿国“奉表称藩”：在至元十六年（1279年）六月，占城、马八儿诸国遣使，以珍物及象犀各一来献。元朝回赐诸王所部银钞、衣服、币帛、鞍勒、弓矢及羊马价钞等。[25]但响应者寥寥，多数国家未见动静。元朝统治者认为，这意味着有些海外国家尚未降服，“余俱蓝诸国未下”。[26]
第二步是派遣官使官船前往海外国家招徕朝贡。至元十六年十二月，世祖派遣广东招讨司达鲁花赤杨庭璧前往俱蓝国。次年三月，杨庭璧等至其国。以“回回字降表，附庭璧以进，言来岁遣使入贡”。[27]
“来年”指的是至元十八年（1281年）。但在至元十七年十月，急不可耐的元世祖，授予哈撒儿海牙为俱蓝国宣慰使，让他与杨庭璧一道，再次前往俱蓝国。[28]哈撒儿海牙和杨庭璧一行于次年正月在泉州港出海，经僧伽耶山，马八儿国新村马头，但他们为风浪所阻，最终没有到达俱蓝国。至元十八年年底，杨庭璧第三次出发，前往俱蓝，次年二月终于到达目的地，见到了该国国王。杨庭璧等在回国途中，又顺道招徕几个小国。[29]
杨庭璧几次出访，收获颇丰。至元十九年（1282年）九月，俱蓝国、那旺国、苏木都速国等，遣使来华朝贡。“俱蓝国主遣使奉表，进宝货、黑猿一。那旺国主忙昂，以其国无识字者，遣使四人，不奉表。苏木都速国主土汉八的亦遣使二人。苏木达国相臣那里八合剌摊赤，因事在俱蓝国，闻诏，代其主打古儿遣使奉表，进指环、印花绮段及锦衾二十合。寓俱蓝国也里可温主兀咱儿撇里马亦遣使奉表，进七宝项牌一、药物二瓶。又管领木速蛮马合马亦遣使奉表，同日赴阙。”[30]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又有十个国家因杨庭璧之故，遣使“来降”，实则向元世祖朝贡，跪拜称臣。[31]
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十一月，福建行省也遣使“入八合鲁思招降南巫里、别里剌、理伦、大力等四国”，几个国家也都派遣使者贡献称臣。[32]南巫里，当为南无力。[33]
“来降”的字眼在元朝文献中一再出现，说明招谕就是招降，是降服对方。招谕是用貌似和平的方式慑服海外国家，但与兵戎相见一样，都以武力为后盾。不受招降的国家，便等着兵戎相见。至元十九年，元军征占城，因为元朝代表多次招降，都不成功。这年十二月，元朝使者在真腊国也碰了一鼻子灰。“招真腊国使速鲁蛮请往招谕，复与天佑、甫偕行。得其回书云：已修木城，备甲兵，刻期请战。”[34]此时元朝的外贸，主要是为对内平乱和对外扩张征讨服务的。[35]
（四）对外征伐带来沉重的负累
在这个时期，元朝积极发动征伐日本和占城的战争，给外贸带来巨大风险、阻力和负担。
以船舶为例。海外征伐需要船舶，海外贸易也需要船舶。当时船舶建造、修建能力有限，不能满足战争需要。对外战争居于强势地位，抽调沿海贸易商船为战争服务是毫无疑义的。至元十六年，朝廷因征日本，命令扬州、湖南、赣州、泉州造战船六百艘。[36]至元十九年六月，因占城既服复叛，元朝派出淮、浙、福建、湖广军五千、海船百艘、战船二百五十，命唆都为将讨伐占城。[37]根据这个记载，征伐占城船舶，海船加上战船共三百五十艘。但另一条史料则说，唆都率领的战船多达千艘，“率战船千艘，出广州，浮海伐占城”。[38]至元二十一年二月，元朝又“命阿塔海发兵万五千人、船二百艘助征占城。船不足，命江西省益之”。[39]
不仅是船舶，航海者、船舶运行和维修工具、米粮菜蔬等海上生活必需品，也都是对外战争强势夺取的对象。
元朝出兵前，为防止消息泄露，往往暂时禁止民间商船航海。一旦错过一次信风季节，海外贸易也就错过了一年。战争与外贸争夺资源，必然给外贸带来亏耗和负累，非常不利于外贸经济的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