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与涉外法律法规

在广州、泉州等沿海港口，居住着许多外国商人和使者。管理这些人的依据包括宋律，即《宋刑统》、皇帝敕令和敕令汇编，以及地方法规。法律法规的制定，一般是自上而下，但地方官府或地方官员有时也提供立法建议。他们大致通过以下两个途径参与立法。

（一）主动提出建议

宋代当朝皇帝的诏令是位阶最高的法律，诏令的形成，时常来自地方官的奏请。因此可以说，地方官提供了法律法规的议案。太宗淳化二年（991年）四月，“诏广州市舶：每岁商人舶船，官尽增常价买之，良苦相杂，官益少利，自今除禁榷货外，他货择良者，止市其半，如时价给之，粗恶者恣其卖勿禁”。^[37]这道诏令源于刚刚卸任广州知州的李昌龄的一份上奏。李昌龄说：“广州市舶每岁商舶至，官尽增价买之，良苦相杂，少利。自今请择其良者，官如价给之，苦者恣其卖勿禁。”^[38]诏令与李昌龄的建议有所不同，但差别很小。

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七月，知广州陈世卿的建议：“海外蕃国贡方物至广州者，自今犀象、珠贝、拣香、异宝听赍持赴阙。其余辇载重物，望令悉纳州帑，估价闻奏。非贡物悉收税算。每国使副、判官各一人。其防援官，大食、注辇、三佛齐、阇婆等国勿过二十人；占城、丹流眉、渤泥、古暹、摩加等国勿过十人，并来往给券料。广州蕃客有冒代者，罪之。缘赐予所得，贸市杂物，则免税算；自余私物不在此例。从之。”^[39]“从之”二字显示，陈世卿的建议被朝廷全盘采纳，直接成为关于朝贡贸易的政策法规。(https://www.daowen.com)

（二）受命立法

有时皇帝会直接指定地方官府草拟法律文件。真宗为了政治需要曾经大力招徕海外商人使者。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广州的一份管理外国商使地方法规，就是由当地知州订立的。这年十一月，外商大批来到广州，朝廷派出内侍赵敦信，经由驿传系统快速前来抚问宴请，隆重接待，还诏令知州马亮等定《蕃商犯罪决罚条》。^[40]

作为宗法专制和中央集权的国度，自上而下的行政主导，是中国自古以来不变的传统。外国商人是平民。外国使者是外国政府代表，有官方身份，两者的地位因而有高低之别。在《蕃商犯罪决罚条》中，知广州马亮等提出，所有在广州的“大舶主及因进奉曾受朝命者，有罪，责保奏裁。自余悉论如律”。^[41]“番商”也称“蕃商”，宋朝文献中偶尔指称前往海外国家贸易的中国商人，但多数时候指的是外国商人。这里的“蕃商”专指外国商人。马亮制定的地方法规，把“大舶主及因进奉曾受朝命者”等量齐观，在法律上给予特别优待。大商人与外国使者的法律地位历来不平等，只是出于一定时期的政治需要，大商人的地位才被提高到外国官方使者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