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
太祖开宝四年（971年）二月，宋朝消灭南汉取得广州统治权，其后不久就在广州设置经营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市舶司，并逐步建立起由地方军政、财赋大员与朝廷代表共同参与的市舶司管理结构。继广州之后，两浙路的杭州、明州也相继有了市舶司，两地市舶司制度跟广州有些差异，但基本特征大体相同。
（一）进口商品销售数据
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三月，由于前一时期市舶司采买来的进口商品，加上三佛齐、占城、大食等海外国家和吴越、闽等小王朝贡献的舶货，在国库中逐渐增多，而主管国家财政的三司因内外用兵、水旱赈济及赏赐嘉奖等各项支出大增而致穷于应付，[1]于是皇帝采纳官员建议，出卖舶货，获取利润以充实经费：“置榷易局，大出官库香药宝货，稍增其价，许商人入金帛买之，岁可得钱五十万贯，以济国用，使外国物有所泄。”榷易局出卖香药宝货的头一年，就得钱三十万贯，后来逐渐增至五十万贯。[2]
在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榷易局销售香药宝货。榷易局是经营专卖品的机构，后来改称榷货务。专卖品当时称为“榷货”“禁榷”品。榷易局掌管专卖盐、茶、香、矾等，以达到“通商贾、佐国用”的目的。[3]来自海外的“香药宝货”，这时有很大一部分已被列为专卖品。
二是三十万和五十万这两个数字。它们是榷易局出卖香药宝货的年收入，但跟每年海外贸易的年收入并不对应。京师府库中的香药宝货是长期积存下来的，其中不少来自宋初南方王朝的供奉和海外国家历年历次的献纳，当然也包括广州、杭州、明州、泉州等沿海地区海外贸易的进口商品。当时的海外贸易进口商品，或者比较少，每年卖出的大部分是存货；或者比较多，每年只销售其中的一部分。但可以肯定，进口商品的市场贸易已经常化，并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做出了贡献。
榷易局系统销售香药宝货的数额，后来继续增加。榷易局设立之后不久，京师开封又有了香药榷易院。[4]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前后，香药榷易院收入达到八十余万，“衣库副使焦守节监香药榷易院，岁课增八十余万”。[5]
收入从三十万贯、五十万贯，再到八十万贯的递增可见，从太宗到真宗朝，国内香药宝货的交易数量在持续增加。进口商品消费市场的信息会传递到外贸港口，吸引更多的进口，带动中外贸易的增长。
（二）尚未折合货币单位的数据
史书中，关于淳化二年（991年）海外贸易年收入的表达很不规范。这年，太宗下令“广州市舶，除榷货外，他货之良者止市其半。大抵海船至，十先征其一，价直酌蕃货轻重而差给之，岁约获五十余万斤、条、株、颗”。[6]这个数据把斤、条、株、颗这些不同的单位排列在一起统计，得出的数据完全没有意义，不说明任何问题；即使有统计口径相近的数据相对照，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斤、条、株、颗数量组合不同，实际价值也大相径庭。(https://www.daowen.com)
天禧（1017—1021年）末年，诸州军水运、陆运上供金帛、缗钱十三万一千余贯、两、端、匹，珠宝、香药三十七万五千余斤。[7]广南州郡输送京师“珠宝、香药三十七万五千余斤”。珠宝和香药在这里只有总的重量，没有各自的重量。珠宝大小品质不一，价格差别甚大。香药种类很多，重量相同，品质不一，价格差别也很大。例如，珍贵的龙涎香和一般的香药价格差别很大；[8]乳香有许多档次，价格也很悬殊。[9]因此这个数据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三）真宗时期广州外贸一度大幅度增长
北宋大臣晏殊为马亮写的墓志铭有这样的记载：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年），马亮以右谏议大夫的身份知广州。他“招携裔蛮，杜绝侵扰。期年，蕃舶四倍而来。琛赆骈凑，耆髦骇叹，较于旧课，百万其赢。天子异之，命中贵人就颁燕劳，远夷百众陪预下筵”。[10]由于马亮采取了有力有效的措施，仅仅过了一年，来到广州的远洋商船便增长了四倍，收入比往年大大增加，“百万其赢”。
“百万其赢”，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可能是百万文，也可能是百万贯，差距是一千倍。宋人谈及铜钱时，常有“百千”的说法，意思是一百贯。因为一贯等于一千文。如此看来，则百万当为千贯。以广州外贸的体量，增加一千贯不值得“天子异之，命中贵人就颁燕劳”。因此，晏殊应该指的是一百万贯。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百万其赢”只是个虚数的可能，表示数额相当大。
《宋史》的记载和晏殊的说法有所不同。“明年，至者倍其初，珍货大集。朝廷遣中使赐宴以劳之。”[11]“至者倍其初”，收入是否相应增长一倍？不无可疑。但收入大幅度增长当属实情。
因此，我们目前能够做出的综合判断是：马亮出任广州知州期间，广州外贸骤然繁荣，收入也大为增长，可能接近或者达到一百万贯。
（四）仁宗到英宗时期宋朝外贸收入
从仁宗皇祐到英宗治平年间（1049—1067年），市舶贸易又呈现出一波上升态势。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3年）和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年），“海舶岁入象犀、珠宝、香药之类”分别突破五十三万贯和六十三万贯。[12]这里的“岁入”指的是官府的年收入。五十三万贯和六十三万贯，是历史文献明确记载的最早的市舶贸易收入。
再深究下去，有些情况尚待确定。这里皇祐和治平年间的外贸收入，是否包含成本？例如，政府官市进口商品花了多少钱，这些成本是否包含在其中？常识和后边将要提到的史料告诉我们，这两个数字包含了成本，包括官方购买乳香等专卖品的付出，交易和运输成本等也未扣除。这跟后来清朝的粤海关收入结构不同，粤海关基本上是征税得来的纯收入。
五十三万贯和六十三万贯的统计口径应该比较一致。我们由此可以基本肯定，时隔一二十年，宋朝外贸收入增长将近19%，平均每年超过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