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外贸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这个阶段始于至元三十年（1293年），到元朝灭亡为止。由于忽必烈的后继者改变了政策，泉州的光鲜亮丽随之褪色，昔日的显赫地位归于平淡。
泉州地处中国东南端，距离东亚和东南亚国家都不太远，海外交通是泉州外贸的最大优势。泉州外贸的其他条件则优劣相参。泉州在元代曾是区域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外贸发展获益不小，但这样的时间不长。泉州及附近出产的瓷器、丝绸等可供出口，但还不够，需要大量从外地补充。由于国内交通条件不太好，商货的南来北往不太方便。“闽南山险滩峻，道复多梗。”[74]自泉州向北，内陆通道，水路兼行，辛苦迂缓。沿海通道相对畅达，但海岸线附近地形复杂，暗沙浅滩时隐时现，危险隐患在在有之。
泉州北上江浙和京师的内陆通道，基本上是通过武夷山脉到浙江的仙霞岭山脉，再经杭州取道大运河上京。根据高荣盛的研究，忽必烈在位期间完成的三个海陆交通工程，加强了南方市舶口岸与大都的联系，其一“是从市舶主港泉州出发，经福州、建宁越武夷山，循信江至鄱阳湖入长江，至真州（治所在今江苏仪征市），再沿大运河北上的所谓‘新贡道’”。[75]这条通道也要经过仙霞岭。[76]
意大利人鄂多立克于元朝中期来到中国。约在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他在广州登岸然后前往泉州，再从泉州前往杭州和京师。从泉州到杭州走的是内陆，经仙霞岭北上。[77]
仙霞岭是福建与江西内陆交通的必经之路，地势险要，有“东南锁钥”“八闽咽喉”之誉。明人谢肇淛说：“闽中自浙之江山入度仙霞岭，亦自险绝。”[78]此地不仅险要，且有七百多里的山路。清人顾炎武说：“自衢州南至建州，山路凡七百里有奇，当即黄巢所开，今曰仙霞岭路。”[79]泉州与上京之间，内陆交通，路途艰难，旷日持久。
在当时，对外交通是一个港口能否繁荣的首要条件，但也要有其他条件相配合。泉州对外交通条件很好，加上港口深广、航道通畅等有利因素，发展外贸的综合条件堪称优良。即使没有朝廷的扶持，完全依靠自身的条件和力量，泉州外贸在沿海各海港中依然会有很强的竞争力。北宋前期和中期，朝廷不支持泉州外贸，当地外贸照样发展。北宋中后期设置市舶司后，泉州很快成为仅次于广州的外贸港口，就是明证。另外，由于元朝逐渐停止战争政策，泉州政策优惠结束了，承担的责任也减轻了。此后，泉州外贸依然有很好的表现。前面那些描述泉州外贸盛况的历史资料，许多就是元朝后期人的耳闻目睹。
泉州在元初受到朝廷的特别关照，外贸发展一路领先。至元十五年（1278年）朝廷授予泉州海神十二个字的封号，荣耀至极。[80]但大德三年，泉州海神的封号减为六个字，变成“护国庇民明著天妃”。[81]这是因为泉州不那么重要了吗？我们虽然还未知其来龙去脉，这对泉州应该不是利好之事。
在英宗时（1321—1323年），泉州外贸遇到一件不寻常的事。官员陈瑞于至治元年（1321年），奉旨“理算盐政”于海南、北两道；次年，又理算市舶于泉州。[82]
理算是元代的审计制度，以会计为基础，由御史台和廉访司负责。理算的内容包括会计是否属实，征收赋税是否符合规定，考核庶官的贪廉等。元代的理算制度对增加赋税收入，整肃吏治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弊痛不少。理算包括两种情况，一是程序性的理算。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诏：“军官转入民职，已受宣敕不曾之任者，拟自准定资品换授，从礼任月日为始，理算资考升转。”[83]二是惩罚性的。《元典章》载：“如拿获招了呵，依着他招了的理算。”[84]至元二十年（1283年），刑部尚书崔彧上疏谈时政，其中一条说：阿剌海牙掌兵民大权，“子侄姻党，分列权要，官吏出其门者，十之七八”，主张将阿剌海牙“罢职理算”，削弱其权势和影响。[85]
这是在海禁时期，朝廷理算泉州市舶，广州等其他港口却未见其事。理算作为元朝对财务的清查稽核，但后来却成了搜刮民财的手段。[86]朝廷理算泉州外贸有何深意，要达到什么目的还需探究，但对泉州不是好事则可以肯定。
到了英宗时（1321—1323年），泉州开始进入动荡年代，各种社会问题陆续出现，逐渐加剧。(https://www.daowen.com)
首先是寇盗为乱。至治三年（1323年）正月，“泉州民留应总作乱”，朝廷江浙行省派兵讨捕。[87]泰定三年（1326年）三月，泉州人“阮凤子作乱，寇陷城邑”。[88]至正八年（1348年）三月，“福建盗起，地远难于讨捕，诏汀、漳二州立分元帅府辖之”。[89]至正十九年（1359年）以前，福建豪杰并起，“大者据州县，小者雄乡里”。[90]
元朝特权阶层，蒙古、色目人违法乱纪、兴风作浪，是元朝后期泉州的突出现象，并导致元末泉州港的渐衰。[91]蒙古、色目人借用权势在泉州大肆贪腐。天历二年（1328年）三月，御史台臣劾奏：“燕南廉访使卜咱儿，前为闽海廉访使，受赃计钞二万二千余锭、金五百余两、银三千余两、男女生口二十二人及它宝货无算。”[92]至正十七年（1357年）三月，义兵万户赛甫丁、阿迷里丁等，“叛据泉州”。[93]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五月，泉州赛甫丁据福州路，被福建行省章政事燕只不花击败，“余众航海还据泉州”。[94]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二月，阿巫那称霸泉州。[95]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四月，元朝派遣福建行省左丞观孙自京师入闽，“分省兴泉，提调市舶军马”。[96]元朝的这个部署与对付阿巫那等在泉州一带的活动有关。当两年后元朝诸军克泉州，擒获阿巫那等人之后，“兴泉二郡始获免亦思巴奚之祸”。[97]亦思巴奚为波斯文Isbah的音译，原意有“军队”“特殊兵种”“民兵”“骑兵”“骑士”等。此处为泉州以穆斯林为首和主要组成部分的军队的专称。[98]
自然灾害也加剧了泉州社会的不安。至正十四年（1354年），“祥符旱魃再见，泉州种不入土，人相食”。[99]
盐税过重也加剧了泉州及其附近地区的不安定。福建“山多田少，土瘠民贫，民不加多，盐额增重。八路秋粮，每岁止二十七万八千九百余石，夏税不过一万一千五百余锭，而盐课十三万引，该钞三十九万锭。民力日弊，每遇催征，贫者质妻鬻子以输课，至无可规措，往往逃移他方。近年漳寇扰攘，亦由于此”。[100]这条史料没有注明是哪个年代，但引文里谈到盐课高达十三万引。从下面的表格可见，这是至大元年（1308）或这年前后的事。
下页表还显示，元代福建盐课比广东高出几倍到十倍。两地都有冗长的海岸线，盐课不应该差距这么大。盐课高企，地方官府括取民间、缴送京师的任务就特别重。
盐额是各地必须缴付给中央王朝的金额。表格中的“引”，可以折合为相应的金额。上面引用的史料记载，至大元年前后，福建盐课十三万引，折合钞三十九万锭。盐额高，上缴的金额就多，地方财政负担就重。盐额的高低本来应该跟当地盐的消费量建立联系，但实际上未必如此。为完成额定任务，盐额高的地方，官府就会强迫百姓买盐，无端加重对民众的榨取。当民众陷入穷困无告的困境时，官府的欺压就会引发民众的剧烈反抗。顺帝至正初年，福建漳州民众就曾因食盐抑配，群起暴动。[101]
元朝福建、广东盐额比较
资料来源：《元史》卷九十四《食货志》。
元朝后期泉州已非富庶繁华的乐土，外国人纷纷撤出，另谋安居之地，其中有僧人，有商人。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刺桐港总主教佛罗伦斯市人哲姆斯等，在察合台汗国，“为基督教信守而死义焉”。哲姆斯等离开泉州的原因，是中国南方群雄纷起，他们在泉州已无大汗之资助，不能再事传教，故西走中央亚细亚之察合台汗国，以便返回欧洲。[102]
太仓是元代新兴的一座海港城市，元末在张士诚控制之下。张氏割据一方，优待地主，所控制的地区相对安定。有些苦于战乱的泉州舶商迁往太仓，以求保护。[103]由于元末明初延续的战乱，泉州地区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侨居泉州的外商被迫纷纷归国，当地外贸由盛而衰。[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