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贸易与宋朝财政经济的中央集权
北宋前期是宋朝海外贸易基本风格的确立阶段。宋代海外贸易具有独特的个性，这就是重视和运用外贸的经济价值以充实国家财政；对外政策总倾向是珍惜财物，不务虚名。宋朝对外关系务实的个性长期保持，原因不止一端，但跟财政经费紧张和通货紧缺，关系最大。这使海外贸易在宋代具有相当高的财政意义。
经过唐五代的发展，中国与海外国家的贸易已经具有颇大的规模和颇高的经济价值。宋朝立国不久，就迅速有效地做了几项安排。其一，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财政经济的中央集权，外贸也不例外。其二，部分进口商品被列为专卖品，由国家垄断经营。其三，进口商品被用于缓解边防前线军饷紧张和通货不足。
（一）加强财政经济的中央集权
防止分裂割据力量再起，是宋初统治者殚精竭虑的重中之重。他们打江山的目的是坐江山，要永远坐下去。唐末五代分裂割据的教训近在眼前，亟需设法防范。宋朝建国伊始就实行全方位的中央集权。经济上的举措是，中央集中财权，重内轻外、强中央弱地方。
第一，宋朝中央集权的财赋政策。
唐朝灭亡于10世纪初期，宋朝建立在10世纪后期，中间经历了五代十国几十年的纷争战乱割据。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希望国祚不泯，天长地久，宋朝开国之君赵匡胤也不例外。
赵氏王朝总结唐朝灭亡和五代十国纷争割据的教训，认为唐中叶以后地方节度使权力过大，政治、经济、军事大权在握、不受牵制是肇乱之源。“自唐天宝以来，方镇屯重兵，多以赋入自赡，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殊鲜。五代方镇益强，率令部曲主场院，厚敛以自利。”[42]中央王朝因为所掌握的资源不够充沛，无力制约地方，形成权势下移、外强中干、尾大不掉的困局。宋初君臣认识到，必须把政权、军权、财权全部收归朝廷。
乾德二年（964年），宋朝“始令诸州自今每岁受民租及莞榷之课，除度支给用外，凡缗帛之类，悉辇送京师”。[43]次年朝廷更明确重申：各州留下日常经费，其余金帛等物资全部运送京师，以备军需。[44]
仁宗朝大臣富弼，在一份奏疏中提到宋初各地运送物资前往京师的情况。他说：宋朝取得川蜀、河东、江南、两浙、荆南、湖南、广南、闽粤之地，据有广土众民后，不许各地私自聚积宝货，“当时尽归京师”。“民力所输，秋毫无隐。不间远迩，不问炎凉，辇运纵横，水陆奔凑，官用督责，时无暂休。”[45]但路远难行的府州军县，是否也应该以如此之高的代价把财赋运送京师，令人生疑。各地没有适当的储备，万一有个水旱灾荒、盗贼劫掠，拿什么应急？
几年后，朝廷改变政策，决定各地岁入中的一部分，以国家财政机构的名义存留地方，名为“系省”，供其调配。太祖开宝六年（973年）八月，朝廷“令诸州旧属公使钱物尽数系省，毋得妄有支费。以留州钱物尽数系省，始于此”。[46]“系省”是个所有权的概念，意思是寄放在各地的国家财产。这里的“省”，指掌管全国财赋的国家机构三司（北宋中期改称户部）。宋朝建立伊始，三司的地位就特别高，三司长官三司使的地位比宰相稍低，跟副宰相、枢密使大致相当。[47]
太宗登基后，开始设置专门机构管理各地的“系省”钱物。淳化五年（994年）十二月，“初置诸州应在司，具元管、新收、已支、见在钱物申省”。[48]从此以后，各地财赋或者运送京师，或者留存地方，但收支和账目由三司、户部统管。
宋朝君臣设计的国家和地方官府之间、朝廷大臣和地方官员之间，分权制衡、重文轻武、以文抑武等制度，有效终结了唐末五代那样的乱局。这些思路和做法在经济领域也普遍适用。
宋朝在推出财政经济的中央集权措施之前，已经建立市舶司制度，并且开始了进口商品的官府专卖。两项制度都有助于中央直接掌控外贸利权。宋朝对外贸经济的中央集权，已经先走一步了。宋朝市舶司制度的设计，充分考虑了中央王朝集中外贸利权的需要。这点我们下面会具体讨论。
第二，皇帝私藏和国家财政两套系统。
宋王朝从各路收罗到京师集中掌管的钱财，并不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皇帝对大臣掌管钱财，既感到使用不便，也不太放心。像以往各个朝代那样，宋朝皇帝也拥有属于自己的财富，而数量更大。保存皇帝私人财物的地方称为内藏库，也称“内库”。
内藏库系统建立的时间，一说是乾德三年（965年）三月，但实际上可能早于此年。从宋太祖开始，各朝皇帝以防备饥荒和收复北部强邻占据的燕云十六州等名义，将大量财富纳入内藏库系统。“国初贡赋悉入左藏库，及取荆湖、下西蜀，储积充羡。上顾左右曰：‘军旅饥馑当豫为之备，不可临事厚敛于民。’乃于讲武殿后别为内库，以贮金帛，号曰封桩库。凡岁终用度赢余之数，皆入焉。”[49]太祖设置封桩库时，曾私底下对身边臣僚说：“石晋茍利于已，割幽蓟以赂契丹，使一方之人独限外境，朕甚悯之。欲俟斯库所蓄满三五十万，即遣使与契丹约，茍能归我土地民庶，则当尽此金帛充其赎直。如曰不可，朕将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耳。”[50]
于是各地运往京师的钱财被分为两大块，一块属于皇帝私藏，以内藏库系统为代表；另一块属于当时负责国家财政的三司系统。前者数额多大、支出如何，古今无人知晓；从皇帝转出和借贷情况看，数额巨大。[51]后者统称“计司”，北宋神宗元丰以前为三司系统，后来改称户部系统。
宋太祖首建内藏库，后继皇帝多援例而行，一再扩充。除了按规定应该纳入的财赋外，皇帝还蚕食计司财富以扩充私藏。例如，太宗就曾把三司的财产划归内藏库。左藏库属于国家财政系统三司所有。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十月，初登大宝的赵光义来到左藏库，他面对积聚如山的金帛，发出如何用得完的慨叹，说宋太祖焦心劳虑，担心经费不足，实在是过虑了。在一旁作陪的宰相薛居正认为皇上的感叹带有深意，蕴含着弦外之音，他赶忙将左藏北库归入内藏库。[52]
纳入内藏库的社会财富不但数量多，品质也高。进口商品原先多集中于内藏库系统，后来有些价值不太高的藏品被分给了三司。景德四年（1007年）三月，真宗诏令，“杭、明、广州市舶司般犀象、珠玉到京，并纳内藏，拣退者纳香药库。诸州香药亦以细色纳内藏，次者纳香药库。”[53]
以三司为代表的国家财政系统承担着军费官俸等经常性支出、水旱灾欠等临时性用度，支费浩繁，家底渐空，捉襟见肘，开始向内藏库借支。计司对内库积欠渐多，往往无力偿还。皇帝有时会主动拿出钱物，贴补三司，充实军费。景德二年（1005年），真宗“出内帑香药，贸易以入边备”。[54]在太宗淳化到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大约二十六年，三司每年从内藏库借贷的钱物，少则百万贯，多则三百万贯，数目相当惊人。“自乾德、开宝以来，用兵及水旱赈给、庆泽赐赉、有司计度之所阙者，必籍其数以贷于内藏，候课赋有余，即偿之。淳化后二十五年间，岁贷百万，有至三百万者。累岁不能偿，则除其籍。”[55]内藏库实际上带有国家财政机构的功能。
宋朝以前历朝历代，宫廷都占有很多社会财富。收入宫廷府库的海外珍稀以使用价值为主，主要供皇亲国戚享用，或者赏赐给达官贵人和有功之臣。宋朝财政经济中央集权程度特别高，中央财政系统掌管的财赋多，开支也大；进入皇帝私藏的社会财富质高量大也属空前未有。当国家财政系统供不应求时，皇帝就有必要把沉淀在内藏库中的社会财赋吐出一部分，以供急需，维护统治。宋朝皇权和中央集权大为加强，这是财政经济上的表现。
（二）进口商品被列为专卖品，由国家垄断经营
坐江山需要大量资源，宋朝比过去的统治者更需要也更善于聚敛社会财赋。王朝建立之初，北部有强邻压境，南部有多个独立小王国坐大一方，筹集钱财准备战争是统治者的急务。宋朝很快就把一些交易量大、收入稳定的盐、酒、茶归为官府的专卖品。榷酒、榷盐、榷茶措施，逐一登场。
建隆二年（961年）四月的一天，太祖下令禁止民间私自买卖酒和盐，“民犯私曲十五斤、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始处极典，其余论罪有差。私市酒曲，减造者之半。上又以前朝盐法太峻，是日定令官盐阑入禁地贸易至十斤，煮碱至三斤者，乃坐死；民所受蚕盐，以入城市三十斤以上者奏裁”。[56]乾德二年（964年）八月，茶也开始专卖。宋太祖“初令京师和位于东京道的建安、荆湖北路的汉阳、淮南西路的蕲口，设置场榷茶”。[57]“禁商旅毋得渡江，于建安、汉阳、蕲口置三榷署，通其交易；内外群臣辄遣人往江、浙贩易者，没入其货。缘江百姓及煎盐亭户，恣其樵渔，所造屦席之类，榷署给券，听渡江贩易。”[58]
专卖的效果很快显现，官府的收入大幅度增长。建隆三年（962年）正月，监察御史刘湛奉诏榷茶于蕲春，不久便有了“岁入增倍”的业绩。[59]乾德三年（965年）九月，朝廷因采用淮南转运使苏晓的建议，专卖蕲、黄、舒、庐、寿五州茶，“置十四场笼其利”，岁入高达“百余万缗”。[60]
通过专卖制度，垄断利源、增加收入的做法始于春秋时代。齐国在管仲辅佐齐桓公时，开始“官山海”[61]，由国家统一经营管理山中的铁、海中的盐。“官山海”是官府垄断盐铁的运销。盐和铁，一是民生，一是生产所必须，都是刚性需求，即使价格高企，人们也要食用和使用。官府将两种产品的销售环节控制在自己手中，便能获得高额垄断收益。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与通过盐铁专卖等方式积累起雄厚的财力有关。[62]到了西汉，武帝继承了齐国的专卖制度并有所发展，盐铁之外，酒也成了官府专卖品。[63]此后专卖制度断断续续，到了唐宋时代陡然踏上新台阶，成为统治王朝的稳定利源和不可或缺的财政支柱。
唐代宗大历（766—779年）末年，“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禄俸，皆仰给焉”。[64]加上其他专卖品，垄断贸易总收入相当可观。五代时期，专卖制度的重要性有增无减。宋朝的盐酒专卖，参考了后周制度。[65]随后不久开始的榷茶，则参考了唐朝的做法。“自唐武宗始禁民私卖茶，自十斤至三百斤，定纳钱、决杖之法。”于是宋朝下令民茶折税之外，全部官买，违者严刑峻法伺候。[66]
盐酒茶由国家垄断经营，加上长期积累下来的实际操作经验，数额不菲的财富源源流入宋朝财政系统。尝到垄断经营专卖品的好处后，朝廷上下再接再厉，做更多的尝试。
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官府发现进口商品数额大，有利可图，于是也将其列为专卖品。这年三月颁布的一个诏令，禁止私人储存香药、犀牙等进口商品，已经散在民间的，限期出卖清空。限期之内无法清空的，由官府收购。官府收购价格以三司定价为准，违反规定的人员要受到很重的刑罚，涉案财物全部没官。[67]
进口商品成为专卖品后的具体做法有过一些调整。最初专卖大部分海外进口商品，运营成本很高。销路不广，不能带来高额垄断利润的商品，很快淘汰出局，最后仅留下乳香等少数品种继续专卖。
宋朝是相当倚重通过专卖品获取财政收入的王朝，下面基于《二十四史》中的几个朝代专卖品词频所做的统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情况。
《二十四史》部分史籍中茶、盐、酒、矾出现的频率 指数：宋史=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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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我们看到，从唐到明六个朝代中，茶、盐、酒、矾等专卖品在宋朝被提到的次数特别多。进而言之，宋朝财政结构中，专卖品收入所占的比重很可能较前后几个朝代都大。
商品专卖是政府垄断商品销售的制度。国家通过这个制度，垄断价格获取垄断利润以增加财政收入。宋朝比以往各个朝代更多地利用了专卖制度，并从中获得更大的财政收益。但高额垄断利润来自商人和消费者，他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任何垄断贸易限制贸易的做法，都可能导致价格扭曲。例如，“晋、汉已来，回鹘每至京师，禁民以私市易，其所有宝货皆鬻之入官，民间市易者罪之”。周广顺元年（951年）二月，后周太祖命令除去旧法，“每回鹘来者，听私下交易，官中不得禁诘，由是玉之价直十损七八”。[68]宋人曾丰有这样的诗句：“郡将不收蕃船物，比往年平。”[69]“不收”是不收买。官方不购买进口商品，市场上舶货充裕，价格就低减平允了。显然，官方的垄断和占有，必然导致进口商品价格的高涨。
进口商品专卖不仅扭曲价格，使进口商品售价高企，还进而造出不少违法犯罪者。在官府垄断商品、人为地造成价格高企的环境中，谁掌握商品，谁就能获得高额利润。于是有些商民便将部分进口专卖品藏匿起来，躲避征税和官市，暗地里出售；另一些人则专门运回专卖品，在沿海和内地黑市上兜售牟利。
（三）通过抽税、官市等环节稳定地掌控进口商品
宋王朝控制外贸的主要目的是掌控外贸收入。进口商品是外贸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其价值高的部分，通过抽税和官市多数被运送上京；留在港口所在地的，主要是些粗重价值不高的部分。“闽广市舶，旧法置场抽解，分为粗细二色般运入京。其余粗重难起发之物，本州打套出卖。”[70]
（四）进口商品大量用于交换边防前线军饷，缓解通货紧缺
宋初官员提出的在京师设置榷易局，出卖官库香药宝货充实财政的建议，[71]意味着进入官库的外国商品，不再是专供达官贵人享用的奢侈品，成了由政府专卖、垄断经营的特殊商品，表明外贸收入在充实国家财政方面发挥了作用。进口商品与国家财政建立联系，意义非同一般，外贸也就有了财政功能。外贸的繁荣稳定，对国家财政的贡献会稳步上升。宋朝外贸空前繁茂，超越过往，是宋初政策和国家财政需要合乎逻辑的结果。
宋朝“辇香药、犀象及茶”前往西北边界交易有两大作用，一是充实军饷，一是作为支付手段。至道元年（995年），盐铁使陈恕创立三说法：“自西北始入刍粟，度远近，增其虚估，给劵，以茶偿之。又益以东南缗钱、香药、象齿，谓之三说。”[72]北宋初期到中期，海外贸易制度从不健全不稳定逐渐成熟，一个转折点在这年前后。“三说”法之外，后来又有“四说”法，都以铜钱、丝绸、茶盐和进口商品按照一定的比例组合，捆绑销售，用来交换边防前线的军饷。天圣七年（1029年）闰二月，河北沿边水灾，进口商品购买力减弱，太常博士张夏言建议调整交换粮草的商品组合，把三分香药、象牙改为末盐。[73]
“三说”和“四说”法中，铜钱都是构成要素，比例有高有低。也许有人会问，全用铜钱简单得多，为何要劳心费力搭配商品，自找麻烦？铜钱作为当时的通货，交易最为快捷简便。情况确实如此。运输铜钱到西北前线，虽然笨重，但比起输送茶盐、丝绸、香药等，还是轻便容易得多；用钱购买商品，交易成本也低。香药主要来自中国南部边陲广州，运到北部和西北地区，路途有两三千里之遥，内陆运输需要水陆接力，沿海运输路途更远，风险也大。茶盐、丝绸、香药与粮草等军需之间，有定价问题，有供需均衡匹配问题，因而交易成本比较高。行三说法和四说法期间，就一再出现茶盐、丝绸或香药输入过多、价格下跌的情况。
将香药、象牙等专卖品交换北方边军粮草是宋朝的创造，空前绝后，与两个吃紧有关：财政吃紧外加铜钱紧缺。茶盐、丝绸、香药等商品，成为铜钱的代用品，交换所需物资，弥补了通货的不足。北宋初年，宋朝铜钱紧张已经显现。开宝元年（968年）九月，“诏曰：旧禁铜钱无出化外，乃闻延边纵弛不复检察。自今五贯以下者抵罪有差，五贯以上其罪死。”[74]这是中国古代统治者较早颁布的禁止铜钱出境令。此后，铜钱短缺的问题一直存在，或轻或重。
宋朝出现早期纸币，与铜钱不足有直接关系。宋朝经济规模增大，但铜钱短缺，无法满足市场交易的需求。官方和民间都在寻找替代品。在铜钱特别缺乏的地区，例如四川、福建的一些地方早已通行铁钱。四川因为铁钱行用不便，于是出现了交子。官交子产生后，使用范围不断扩大，弥补国家财用不足的作用日益明显，最后却因发行过滥，导致严重贬值。南宋出现了会子，并成为宋代发行量最大的纸币，随后也走上发行过滥和贬值的老路。交子、会子之外还有其他一些纸币或有价证券。南宋末年，国家财政状况一塌糊涂，纸币贬值，物价飞涨。进口商品和其他多种商品一再被用来收换废旧纸币、撑持政府信用、交换商货等。这是后话。
（五）商品专卖和中央集中财权的原因和条件
商品专卖和中央集中财权，前者使宋朝得到高额垄断利润，后者保证了宋王朝对全国财政收入的稳定控制，两条措施后来都长期实施，并给海外贸易烙上了独特的印记。在中国古代外贸史上，上述政策的实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空前绝后的。宋朝有此需要和条件。
第一，自从唐五代以来，中外航海贸易技术条件的进步，使海上丝绸之路上涌动的财富大量增加、飞速增值，海外贸易不但创造了五光十色的使用价值，而且创造了越来越高的市场价值。
唐朝中叶，中国经济中心已经移至江南，而对外贸易重心南移出现和完成的时间似乎更早一些。
许多学者认为，海路交通重要性超过陆路交通的时间点出现在唐中叶以后。根据笔者的研究：在唐朝初期，中外海路交通已经开始压倒陆路交通，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重心所在。
唐朝僧人义净在《大唐西域高僧传》中，提供了重要信息。[75]咸亨二年（671年）底，义净踏上从广州出发前往东南亚的波斯商舶。不到二十天，船舶便到达当时的海上强国室利佛逝（中心地带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部）。他在此逗留六个月，学习佛法和相关知识。此国坐落于印度洋和太平洋交界处，不但是东南亚交通、贸易中心，还是佛教传播中心，就连国王也崇奉佛法。
在室利佛逝王帮助下，义净到达位于苏门答腊岛西部的末罗瑜国。不久他继续前行，进入印度洋，经历数国，终于抵达印度。
垂拱元年（685年），义净从印度回返，两年后到达室利佛逝。在室利佛逝，他曾两次返回广州：第一次在永昌元年（689年），他七月抵达广州，得到所需纸笔并请到抄写员后，于十一月间又乘商舶回到室利佛逝；第二次在长寿三年（694年）夏，这次他泛舶一个多月，抵达广州。
义净西行求法，海外生活二十余年，去来皆循海路并以广州为出入地。西行求法僧人采用这种路线，在唐朝以前还比较少见。东晋时，法显西行求法，是从陆路前去，从海路返回。历史进入唐朝，各国航海和造船技术显著进步，安全性和便利性都大大提升，以故僧人循海道往返有所增加。义净将收集到的六十多名僧人西行求法的简况，记录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从书中可见，自高宗龙朔、麟得年间（661—665年）西行的明远法师开始，绝大部分僧人取道海路印度求法。[76]高宗朝属于唐前期。
这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大约从7世纪中叶起，多数赴印度求法的僧人选择海船作为交通工具。中外僧人在汉代已经借助船舶，海路往来，广州早已成为中外僧人过往和译经之地。但到了此时，广州港获得了新的定位，成为中印佛教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历史学界一般将玄宗开元、天宝年间（713—755年）作为唐中叶；将唐中叶大食国东向扩张和安史之乱作为陆路交通衰落和海上交通崛起的分界线。这种划分给人的印象，仿佛陆路交通的衰落使海上交通获得了发展机遇，海路交通似乎是因祸得福的幸运儿。其实在此之前，海上交通已经大道宽广，具备相当强的竞争力。僧人行装轻简，相比携带大量商品重物的商人，更能适应和坚持陆路交通。因此，多数僧人放弃陆路，选择海路，具有特别重要的象征意义。海上交通取得优势地位，不是因为陆路交通受阻，乘势而起，而是海路交通借助技术进步取得竞争优势，压倒了陆路交通，而且时间节点在唐中叶以前几十年甚至更早。
五代十国时期，南方小王朝拥有得天独厚的海外交通条件，它们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奋斗，经济繁荣、社会发展、国库充盈。南方王朝虽然富有，军事力量却相当弱，对于统治中原的政权外示恭谨谦卑，称臣奉贡。从史书的记载看，统治广州的南汉王朝和统治江南、两浙的王朝献给中原王朝的礼品中，香药宝货等海外产品数量很大。
宋朝的政策正是建立在海外贸易大发展的有利形势之下。
第二，宋朝面临北部、西北部强邻的威胁，大量养兵，军饷负担特别沉重，需要尽力动员和组织国内财富。
北宋时期，西北边界强邻压境，宋辽和宋夏关系长期紧张和敌对。宋初对辽军事对抗的重点是北部边防屏障燕云十六州，宋初皇帝希望夺取这些地方，并曾采取军事行动，但一直未能如愿。
燕云十六州约在今河北、山西两省北部。这是个险要之地，中原地区的北部屏障，易守难攻。公元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反唐自立，建国后晋，并向契丹求援。两年后他按照契丹的要求，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于是契丹疆域扩展到长城沿线，中原失去北部边防门户，赤裸裸地暴露在北方少数民族的铁蹄之下，无险可守。
宋朝建立，定都开封（汴京）。宋太祖预感到辽国铁骑疾驰而至、牧马中原的威胁，坐卧不宁。于是他在部署重兵把守之外，还设置防备游牧民族牧马南下的障碍物。他下令在汴京附近广植树木，“于瓦桥一带南北分界之所，专植榆柳，中通一径，仅能容一骑”[77]。太祖还建立“封桩库”储备金银财宝，准备用钱财赎买燕云十六州；假如不得不使用军事手段，那就“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耳”。[78]太祖显然把用经济手段取得燕云十六州摆在首要位置。
太宗赵光义登基后，在渐次消灭南方小王朝过程中，开始考虑向北进击。宋朝对北方的大规模战争始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起初双方各有胜负。取得对北汉战争胜利后，宋军马不停蹄，移师幽州，试图夺取燕云地区。但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之战，宋军大败，十几万人溃散，二十年蓄积之精锐部队，元气大伤。[79]御驾亲征的宋太宗险些成了敌方的俘虏，“仅以身免，至涿州，窃乘驴车遁去”。[80]雍熙三年（986年）初，太宗派出三支大军，分东、中、西三路攻打辽军。这次北征准备了几年，出动的兵力在三十万以上。宋初二十多年间招募和训练的精锐部队，除了高粱河与莫州两战被歼者，基本都投入这次北征。[81]结果宋军再次失败，惨重的失败。太宗得报，“下哀痛之诏”。[82]
高粱河之败，宋军虽伤动元气，但实力尚足以与辽军争锋抗衡。经此一役，宋朝开国以来选练的能征惯战的精锐部队损失殆尽，军队士气从此一撅不振。北部边防门户洞开，辽军继续南下，攻城略地。宋辽均势彻底打破，辽方占据明显优势。“自是河朔戍兵无斗志”。[83]宋军畏惧辽军的心态从此形成。畏敌心态后来还延展至宋夏、宋金关系中。
汴京地处平原地带，无山川之险，四面受敌，是易攻难守的“四战之地”，必须驻扎大量军队守卫。因此，宋朝不仅要在北部边境，还要在首都部署重兵防范辽军南下，冗兵现象不可避免，军费高企也势所必至。北宋大臣叶适在回顾宋初形势时说道：太宗时军兵“召募之日广，供馈之日增，盖雍熙、端拱以后，契丹横不可制而然耳”。[84]
重兵戍边，需要大笔钱财，宋朝为此积极调动社会资源。海外进口商品早在太宗发动对北汉战争前，已经成为筹集边饷的一个手段。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宋朝设置榷易局，[85]并在西北边界陕西、河北路的镇、易、雄、霸、沧等州设置与之对接的专卖机构“榷务”，运送香药、犀象和茶叶等前往交易。[86]
可见，宋朝实行进口商品专卖和中央集权，是根据当时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形势，又利用了海外贸易发展提供的条件做出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