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舶司与朝廷和地方官府的关系

市舶司从属关系以最高长官身份为转移，因而从属关系的变迁与最高长官充任情况相一致，也相应地分作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多头共管时期。由于知州、经略使、转运使兼管市舶司，因而市舶司既属广州府，即经略使所在的帅司，也属转运使所在的漕司。有一个时期，它还受中央机构的直接调遣。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在宋神宗支持下开始了轰动一时的熙丰变法。这年，朝廷命令变法的重要机构都大提举发运司兼管九路银铜、铅锡、坑冶、市舶等事。广南东路也包括在这九路之中。于是发运司也成了广州市舶司的上司，市舶司要听其调遣。第二个时期，归属关系简单些，市舶司主要听命于转运司。第三个时期，市舶司完全接受中央的指挥，地方任何官司不得随意染指；而且市舶司的地位有所上升，高于一般的知州，例如泉州和明州的知州。^[194]市舶司还曾升至“监司”的地位，有权力、有责任监督地方各级官员。^[195]第四个时期比较混乱。此时宋朝土崩瓦解的过程已经开始，许多制度不能正常维持，市舶司有时由知州兼管。

市舶司从属关系的上述变化，使中央对外贸、对地方的控制得到加强。在第一个时期中，多头共管从根本上说是为了防止某个官司或官员长期分肥和专权，以利于中央集权，因而是一种间接的集权措施。第二个时期是由间接集权到直接集权的过渡。第三个时期，中央直接操控市舶司。尽管地方官仍担负外贸管理工作，如管理出入船舶，防止透漏禁物，甚至还要参与抽解进口商品，但不再有权随意调动、移用市舶司的钱物。建炎四年（1130年）六月，朝廷诏令“诸路市舶司钱物今后并不许诸司官刬刷”^[196]；绍兴三年（1133年），朝廷又特意为广南市舶司下了一道更明确的命令，“广南市舶库钱物，除朝廷指定取不合应付外，其余官司今后并不得取拨支使。虽奉特旨，亦听本司执奏不行”^[197]。这样一来，地方对于市舶司只有协助工作的义务而无分润的权利。市舶司成了与地方经济利益关系不大，只归属中央的机构。而随着市舶司升格为监司，成为朝廷“耳目之寄”的“外台”。朝廷不仅直接操控市舶司以控制外贸，还利用市舶司监督制约地方官府。

市舶司次一级官员最初有“市舶判官”之称，后易名为“市舶监官”^[198]；在南宋高宗朝又有过“主管市舶职事”之名。这类官员多以通判，即副知州充任。北宋时，市舶司最高长官多为兼职，许多事务并不躬亲，因而不少具体工作由他们承担。因责任较重，朝廷选派这一级官员也就比较审慎，业绩考核还同市舶收入多寡相挂钩。(https://www.daowen.com)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通判在市舶司内兼职。通判虽名为副知州，但并非知州的部属，而是监州，即负责监察知州的行为。通判的另一个任务是将本州的收支情况上报中央。“郡置通判，以其收支之数上之”^[199]。通判既负监察使命，在市舶司内监察市舶司长官的行为是其职责；通判身处市舶司，对其收支情况了如指掌，可以让朝廷掌握准确情况。二是内侍与市舶第一、二级官员的关系。内侍是为皇帝服务的宦官，是皇帝的私人代表。朝廷派内侍参加市舶司的工作，与进口商品多归内库所有，部分供宫廷消费有关。在这个意义上，内侍不但参与市舶司内部关键性运作，还是朝廷了解外贸经营和收支状况的耳目。而宋初之所以规定市舶司由“京朝官、三班内侍三人专领之”，用意之一在于避免唐代那样的宫市扰人之弊。因此，内侍也必须接受市舶司内高级官员的制约。

我们将上述情况联系起来就会发现，市舶司内部是一个松散的整体，各主要成员间互相监督，利益各异，而皆可通过不同渠道直接与中央联系。这种结构之下，圈内之人可能勾斗不和互相猜忌，可能造成低效率，但绝不可能沆瀣一气与中央对抗。这正是宋朝用心所在。

纵观市舶司官员设置的基本情况及变化趋向，我们看到，市舶司设官的主要目的，是保证宋廷有效操纵市舶司以达到控制外贸的目的。这与提高市舶司运作效率有矛盾。经过从北宋到南宋的一再改进，市舶司官制的结构渐趋合理，提高效率与加强中央控制趋于统一。但保证中央的控制，永远是市舶司结构性安排的第一要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