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泉州外贸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从元朝入主泉州，即至元十四年（1277年）到至元三十年（1293年），大约十六年时间。
泉州在宋元时代是福建最好的外贸港，港口深阔，海外交通四通八达。随着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进步，国内沿海交通得到改善，与国内沿海地区的交往逐渐便利，泉州外贸的综合条件持续改善。但汇总海外交通、国内交通、区域经济、港口位置等条件综合分析，泉州是不能跟广州相比的。那么，元朝初年泉州外贸却把广州远远甩在后面，原因何在？
在元初，泉州的地位曾经非常显赫，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都是如此，这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
元军进兵泉州时，蒲寿庚的配合与合作使他备受元朝统治者的关爱，泉州因此沾光，获得了特别有利的发展条件。早在南宋末年，蒲寿庚与元朝使者就有所接触。宋端宗景炎元年（1276年，即至元十三年）初，“伯颜遣不伯、周青招泉州蒲寿庚、寿晟兄弟”。[55]蒲寿庚并不是泉州的知州，但在南宋末年曾参与管理当地外贸，[56]有影响有实力。他当时的态度如何，目前难以准确判断，但没有坚决抗元则可以肯定。当年十一月蒲寿庚与南宋小朝廷彻底决裂，下个月便公开倒向元朝。[57]
蒲寿庚与南宋小朝廷决裂，是元军赢得战争胜利的重要一环。张世杰等不得不放弃福建，转向中国南端的广东沿海，为南宋王朝的存续做最后的搏斗。[58]蒲寿庚立下大功，后来受到元朝格外奖赏，得到福建省左丞这个正二品高级职位。[59]元朝当时允许官员利用职权经商。蒲寿庚原先就经营泉州外贸，入元以后又出任福建行省高官，自然继续以泉州为基地发展个人和家族生意。元朝取得全国统治权后不久，蒲寿庚很快就提出招徕海外国家的建议。[60]元朝初年泉州取得元朝首要港口的地位，与蒲寿庚个人及其家族的经营有密切关系。
元朝也利用蒲寿庚和较为发达的泉州外贸实施其对外政策。元世祖时代对外扩张性很强。扩张的第一步往往是利用各种媒介包括商业媒介，劝诱或逼迫别国降服。这一步不成功，第二步便实施武力征服。蒲寿庚在南宋末在经营外贸多年，熟悉海外情况，又与外贸商人有密切联系，还掌握着数量不小的舰船，是元朝实现其战略目标的难得人才。元朝对蒲寿庚的种种优待既是目的，又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元朝急迫地要通过蒲寿庚、通过泉州外贸所形成的对外关系网，实现其软硬兼施，迫使海外国家“臣服”的军事政治意图。
泉州发展外贸的条件，在东部和南部港口中相当突出和优越。在东南沿海几个主要港口中，泉州不但东与日本、高丽交通较为便利，更与东南亚、南亚及其以西地区有频繁的商贸往来，自北宋开始，已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海外贸易大港。南宋时期，泉州近迩行在临安，进出口商品在两地流动相当便捷，造就了泉州外贸的繁荣。从海外交通条件看，泉州此时联系海外国家的广度远远超过庆元、上海等港口，与广州港相比，也有政治军事上的优势，于是成为元朝统治者经营海外贸易的首选地区。
出于政治、军事、经济的需要，加上大蒙古国时期已经形成的重商传统，元朝王公贵族对包括海外贸易在内的赢利活动兴趣浓厚，动用大量资金予以推进。泉州所拥有的天时地利，也使之成为这类交易和资金的重要活动场地。
当然，元初泉州社会发展也非一路平顺。元初政权更替时期，泉州受到过宋朝军队的重创。张世杰等护送二王南逃时，曾与蒲寿庚部发生激烈对抗，泉州的外贸船舶和贸易资本都因此受到损失。[61](https://www.daowen.com)
泉州经济贸易曾受破坏的情况，从《清源续志·序》：的记载可以得见“国朝混一区域，至元丙子，郡既内附，继遭兵寇，郡域之外，莽为战区。虽值承平，未能复旧观。”清源指泉州。[62]但元世祖忽必烈看重泉州海外交通的政治军事地位，在政策上给予特别照顾，导致泉州外贸发展，战争创伤渐次修复，不久便成为新王朝获得海外奇珍异宝的主要来源地和联系海外国家的首要窗口。下面让我们来看这个阶段泉州外贸发展的军事政治条件和国内交通条件：
先看元朝初年泉州行政和军事地位及其变迁。
至元十七年（1280年）或更早些时候，元朝曾设置泉州行省，治所就在泉州。[63]至元十七年五月，福建行省并入泉州行省，[64]后者的权势大为增强。至元十八年（1281年），朝廷迁泉州行省于福州，次年迁回泉州。[65]在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我们还能见到泉州行省这个名称：当时“以福建宣慰使管如德为泉州行省参知政事”。[66]
但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以后，我们只见福建行省，不再见到“泉州行省”的记载。[67]但泉州在福建行省中依然有重要地位。大德元年（1297年）二月，改福建省为福建平海等处行中书省，省治设在泉州。此时成宗想征伐琉球（琉求），平章政事高兴提出：泉州与琉求相近，“或招或取，易得其情”，以故省治迁到了泉州。[68]再往后，因元朝对外征伐明显减少，福建行省的省治迁回福州，不再移易。
元朝初年，泉州不但政治军事地位比较高，连当地海神也特别崇耀。至元十五年（1278年）八月，元朝制封泉州海神十二字封号为“护国明著灵惠协正善庆显济天妃”。[69]世俗王朝颁赐给神的封号，字数越多，地位越高。海神获得“护国明著灵惠协正善庆显济”十二字封号，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最高级别。十年以后，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六月，广州南海神的封号，才从“明著”二个字增加到“广佑明著”四个字。[70]元朝前期，南海神的地位比泉州神女低得多。
再看泉州国内交通条件的改善。
泉州海外交通条件很好，但国内交通条件不够好，是外贸发展的瓶颈，官方设法改进。《元史》记载，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二月，尚书省官员提议兴建从泉州到杭州的海站，运输海外进口商品，同时执行海防任务：“行泉府所统海船万五千艘，以新附人驾之，缓急殊不可用。宜招集乃颜及胜纳合儿流散户为军，自泉州至杭州立海站十五，站置船五艘、水军二百，专运番夷贡物及商贩奇货，且防御海道为便。”这个建议得到世祖批准。[71]《永乐大典》也有类似的记载，至元二十六年二月十六日尚书省的一份奏疏称：“泉州至杭州，陆路窵远，外国使客进献奇异物货，劳民负荷，铺马多死。今有知海道者，沿海镇守言蔡泽言：旧有二千水军合于海道起立水站递运，免劳百姓，又可戢盗，可否取裁。上从之。事下江淮行省钦依施行讫。”[72]
兴建海站之前，泉州进口商货多经由内陆上京。由于有相当部分路程不能利用内河水运，需要人力和畜力艰难前行，故而“劳民负荷，铺马多死”。海站的兴建，对泉州外贸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泉州进口商品的北运对内陆运输的依赖可以稍微减轻一些。但海站相当于陆路的驿站，依靠军兵一站一站运送商货，成本很高。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八月，“罢江西等处行泉府司、大都甲匠总管府、广州人匠提举司、广德路录事司，罢泉州至杭州海中水站十五所”。[73]泉州到杭州的海站只维续了两年半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