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泉州市舶司
（一）泉州发展外贸的条件
在宋代，泉州发展海外贸易的条件很好，既有面向东南亚各国航海航行的便利，又离高丽和日本不远，可以南北兼顾，多面辐射。泉州港与广州等南部海港相比，对东亚国家贸易较为近便；与明州等东部海港相比，对东南亚国家贸易的便利性也十分突出。
泉州在中国沿海交通贸易中也拥有独特优势。泉州位居中国东部和南部沿海交界处，北上两浙、江南、山东半岛；南下潮州、广州、雷州半岛，都不远不近。沿海交通的居中优势，使泉州既可以成为广州和明州港之间外贸商品的转口港，也可以作为中国沿海南北交通的中继港。泉州地理位置的居中优势，是北面的明州、杭州港，南面的广州港、潮州港都不可企及的。
泉州港口诸多，历史上有“三湾十二港”之称。其三湾指泉州湾、深沪湾、围头湾，三湾之中有十二个港口。泉州湾四支港：洛阳港、后渚港、法石港、蚶江港。深沪湾四支港：祥芝港、永宁港、深沪港、福全港。围头湾四支港：安海港、金井港、石井港、围头湾。其中的后渚港，两宋时期是泉州的主要港口，背山面水，港道深邃，交通便捷，近在泉州城东南，因而便于海船的停泊和启航。[90]
但泉州地理条件也有其弱点。
第一，泉州地处中国东南角，对东亚贸易不如明州便利，对东南亚贸易不如广州便利。当朝廷严格限定港口数量时，泉州港就有可能被关闭。
第二，泉州内陆交通不方便。
泉州的交通优势偏重海路，凭借海洋贸易虽然可在经济发展上占得先机，但与别路和本路其他州县的内陆均不易沟通。泉州北部被大山阻挡，缺乏向北向内陆地区延伸的便利通道。泉州所在的福建路背山面海，北有仙霞、西北有武夷。两大山脉阻碍了福建与邻省的陆路交通。[91]
从熙宁九年（1076年）的一条记载看，泉州附近还有许多未经开发之地，烟瘴四野，交通恶劣。从泉州出发，向南、向西都要经过烟瘴之地。熙宁九年（1076年）四月，前提点福建路刑狱李景亮上奏：“福建路自泉至漳州、汀州，皆涉瘴烟，马递铺卒三年一易，死亡大半，亦有全家死者，深可伤悯。”他提议朝廷体恤驿站兵士的困苦，凡“瘴烟地马递铺卒，一年一替”，得到皇帝批准。[92]泉州内陆交通不但困难，还很艰险，因此经济贸易离不开远洋和沿海交通，否则进出口商货南来北往非常困难。
第三，泉州本地物产不丰裕。
泉州土地瘠薄，物产不丰富，人多地少、食粮不足的矛盾在宋代已经出现；周边也缺少物产丰沛的鱼米之乡供应足够的食品用品。孝宗淳熙三年（1176年），周必大说，“福建地狭人稠，虽无水旱，岁收仅了数月之食，专仰舟船往来浙广般运米斛，以补不足”。[93]南宋福建自产粮食仅够本地“数月之食”，还要依靠与两浙和广南东西路贸易补其不足。粮食如此紧张，随外贸而来的大批南来北往的商客、工匠和劳力，他们在泉州的日常生活，漂泊海上的用度，都需要大量粮食和其他食品用品。本地供给不足，食品用品大量依靠从外地运来，外贸经营成本必定大为提高。
第四，泉州面临附近条件相近港口的竞争。
在福建沿海，像泉州这种优势和劣势并存的港口还有一些，因此泉州港的外贸地位不是不可替代的，相邻或者条件相仿的港口遇到适宜的时机，便可能取而代之。邻近的福州、漳州、厦门港，都有与泉州大同小异的外贸条件，明清时代随着泉州港的衰落，曾依次在福建对外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北宋中期以前泉州外贸的发展
早在唐代，泉州已是中国的一个海外贸易港。根据明人记载，约在唐太祖武德年间（618—626年），已有阿拉伯人来到泉州。灵山，“有默得那国二人葬焉，回回之祖也。回回家言，默得那国有吗喊叭德圣人，生隋开皇元年，……门徒有大贤四人，唐武德中来朝，遂传教中国。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卒葬此山”。[94]太和八年（834年），唐文宗在下诏禁止官吏剥削外商时，曾特别点到岭南、扬州和福建。[95]泉州是当时福建的外贸港口。有学者将泉州与交州、广州、扬州摆在一起，称这四处为唐代四大港市。[96]
经过五代时期以王审知为始祖的闽国的经营，泉州外贸繁荣兴盛。从进贡宋朝的海外产品看，闽国外贸规模相当大。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泉州节度使留从效，贡献龙脑香数十斤。[97]乾德元年（963年）十二月，“泉州陈洪进遣使贡白金千两，乳香、茶药皆万计”。[98]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年）九月，不久前夺取泉州、漳州统治权的陈洪进来朝。在各种名目的贡品中，单是贺登极礼品就有：香万斤、牙二千斤，又乳香三万斤，牙五千斤、犀二十株、共重四十斤，苏木五万斤、白檀香万斤、白龙脑十斤、木香千斤、石膏脂九百斤、阿魏二百斤、麒麟竭二百斤、没药二百斤，胡椒五百斤。此外又有：贺纳后银千两、绫千疋；谢赐都亭驿安下乳香千斤，谢追封祖考及男己下加恩乳香万三千斤；又进通犀带一、金匣百两，白龙脑十斤、金合五十两，通牯犀一株、金合百两，牯犀四株、金合二百两，真珠五斤，玳瑁五斤，水晶鸉子五副、金合六十两，乳香万斤。乳香是当时特别重要的进口商品，陈洪进的贡品中，单是乳香便有54000斤。[99]
留从效、陈洪进等人的贡献，充实了宋朝的府库，统治者对此印象颇深。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三月，太宗在一份诏书中提及一些海外国家和中国沿海港口，其中就有尚未归宋的泉州。[100]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泉州归属宋朝，元祐二年（1087年）当地设置市舶司。这一百多年间，泉州外贸相当活跃，进口商品相当多。太平兴国九年（984年）七月十三日，泉州节度使陈洪进的贡品包括瓶香万斤、象牙二千斤、白龙脑五斤等。[101]瓶香是乳香中价格偏上，比较贵重的一种。[102]瓶香万斤，量大价高。泉州海外产品显然相当丰裕。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年），泉州外贸相当繁荣，“舶商岁再至，一舶连二十艘，异货禁物如山”。[103]
泉州商人一直很活跃，前往东南亚国家和前往东亚国家者不乏其人。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七月，宋朝授予泉州商人邵保官职，奖励他把在占城时见到“军贼鄂邻”的情况报告官府，接着又与朝廷使者一道前往占城，将鄂邻等人押解回国。[104]邵保之外，史籍还记录了多位泉州商人的名字，其中有熙宁八年（1075年）从高丽返回的傅旋，[105]及在元丰七年（1084年）十二月以前受命前往高丽招诱女真首领，促使其“入贡及与中国贸易”的郭敌等。[106]
元丰五年（1082年）十一月，渤泥国朝贡使者要求取道泉州回国，得到神宗准许。[107]渤泥国位于东南亚加里曼丹岛北部地区。此事说明，泉州与渤泥国之间有比较稳定的海上航线和比较频繁的贸易往来。
北宋中期泉州贸易范围包括东亚和东南亚。中南半岛和加里曼丹岛部分地区作为泉州的贸易区域，得到不少史料的证明。
（三）泉州设置市舶司
与广、杭、明州市舶司相比，泉州市舶司设置较晚。元祐二年（1087年），即宋朝接收泉州109年之后，泉州才初设市舶司。[108]泉州市舶司姗姗来迟的原因，史籍没有明确记载。根据有关情况综合分析，朝廷迟迟不在泉州设置市舶司，与统治者集中经济利权和节省开支等考虑有关。
市舶司的设立是为了加强控制，垄断外贸，把外贸权益集中于中央王朝，为此需要张官置吏，多费钱财，相关成本包括办公地点和仓房，配备各类管理人员和执法队伍等。因此，宋王朝最先只考虑在广州一地设置市舶司，专门控制和管理东南亚及其以西国家贸易。“市舶司掌市舶南蕃诸国物货航舶而至者”[109]。但这样一来，中国与东亚国家贸易便成了管控的盲点。其后不久，统治者堵上这一制度盲点，在两浙路的杭州、明州也设置了市舶司。此后百年间，宋朝满足于市舶司的上述布局，尽力把中外贸易集中于上述几个设置了市舶司的港口。北宋中期，张方平指出，按照制度规定，广州、杭州和明州是购买进口商品的地方，远洋贸易商船，不得随意前往别州，因此有关州县的官军严密监控往来商船，“往还搜检，条制甚严”。[110]
泉州位于中国东南角，与东亚和东南亚的联系都方便，但跟东亚国家联系不如明州便利，跟东南亚国家联系不如广州便利。宋朝长期不在泉州设置市舶司，主要是为了实施由广州市舶司控制东南亚贸易，由明州、杭州市舶司控制东亚贸易的意图。这种加强控制的措施，有着节省成本的好处，跟同时期对待朝贡贸易体现的务实精神是相通的。
泉州没有市舶司，意味着当地外贸被排除在市舶贸易的主航道之外，不能经营专卖商品。依据常理推测，这对泉州经济贸易肯定具有不良影响，但实际情况似乎并非如此。
泉州地方当局对设置市舶司与否，似乎并不十分在意。北宋宰相蔡襄，福建人，当过泉州知州，很关心泉州的发展。在他写的奏折中，有不少是事关泉州。但我们在其文集中，看不到有关设立泉州市舶司任何的建议。泉州不设市舶司，看来对当地经济贸易和财政收支的影响并不很大。
熙宁四年（1071年），有官员提出设立泉州市舶司的建议，但没被朝廷采纳。[111]朝廷对泉州城经济贸易不可谓不关心不在意。熙宁九年（1076年）四月，朝廷令福建转运常平司在一些可动用的经费中拨些钱修筑泉州外城。[112]修筑外城对泉州经济贸易有保护作用。熙宁年间（1068—1077年）修筑城墙的港口城市还有广州。[113]
但市舶贸易具有垄断性和排他性，泉州不设市舶司似乎没有明显伤及当地经济贸易。这是何故？
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设置市舶司以前，朝廷希望南部广州和东部明州的市舶司掌握中国航海贸易的利权，以较少的市舶司控制东南沿海的海外贸易。泉州外贸所受到的影响，在不同时期，程度存在差异，大致以神宗登基不久为界。
在泉州交易的外贸商品，包含乳香等市舶司才能经营的专卖品。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年），泉州“异货禁物如山”，官吏公然“私与市”。[114]从北宋初年泉州归宋时起，这里的外贸大抵就是这种状态，但朝廷或者全不知晓，或者视而不见、听之任之。中国传统上缺乏平等的文化资源，各地政策不同，是否公平公正，人们不太关心。朝野上下尊重和守护规则的意识薄弱。立法轻易，守法随意。神宗元丰三年（1070年）以前，通行全国的市舶贸易制度尚未建立。泉州地方官府和中央王朝各有各的利益，各打各的算盘，对于违反进口专卖制度的行为，都没有采取措施加以纠正。泉州物产不丰，税入不充，[115]历来借重贸易。当地商人生性强悍，迫于生计，勇于犯禁。[116]地方官府希望通过海外贸易获取财政收入。朝廷已经握住广州这个市舶之利的重头，对泉州的乱象也就没有过于较真了。于是，泉州外贸就在合法与非法的边缘行进。上头管一管，底下就抓一抓。时过境迁，一切如旧。
好大喜功的神宗登基后，任用王安石为相，力图通过一系列变法改革，有力有效地控制各地钱财，实现富国强兵，与此同时也加强了对外贸的管制。“熙宁中，王子渊为京东转运判官、知密州。海船多私贩乳香，即明召船客入官中，以贱价收之。自以为奇，言于朝廷。”买卖走私乳香在泉州不是什么稀奇事。当王子渊以此得意洋洋地逢迎报功时，却被逮个正着。中书户房检正官向宗儒说：“此法所禁，子渊为监司，知人犯法不能禁，而出钱买之，此罪人也。”[117]王子渊因此受到处罚。[118]此时泉州和密州一样，也没有市舶司，两州外贸所受的限制和违令处罚，都较前严厉了。
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年），宋朝颁行《元丰广州市舶条》，对航海贸易商船出入海疆做了严格和明确的规定：“元丰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中书札子节文：诸非广州市船司辄发过南蕃纲舶船，非明州市舶司而发过日本、高丽者，以违制论，不以赦降去官原减。”[119]南蕃指的是东南亚及其以西国家，日本和高丽是东亚国家，这些是当时与中国海路贸易国家的全部。福建转运判官王子京，负责在福建贯彻执行这一法令。[120]泉州发放前往东南亚和东亚国家船舶的禁令，首次以通行全国的法律形式确定了下来。
航海船舶出海全都必须经由广州和明州，那么它们归来时能否自由选择靠岸港口呢？也不行。海商航海贸易，必须申领出海许可证“公凭公据”，才能扬帆；回返靠岸之后，管理部门要检查核对许可证上列出的人数、兵器等。兵器往往要入库保管。因此，出发和归来的港口必须一致。未设市舶司的港口不能发放远洋商船，也就不能接待远洋商船、不得贸易其中的商品。元丰五年（1082年），勃泥国进奉使之所以特别请求从泉州乘船回国，[121]就是因为未设市舶司港口朝廷不许其发放远洋船舶，就连外国朝贡船舶由此回国也需要特别请示。这是宋朝长期通行的制度，包括其后的哲宗朝。[122]
元丰年间（1078—1085年）通行全国的明确规定，在很大程度上消灭了先前介于合法与非法、执法与不执法之间的灰色地带，负责执法护法的地方主要官员也得以落实。泉州商人不能从本地港口出发，到海外国家经营中外贸易。他们中间要去东亚国家的人，必须到明州申请出海凭证，并从明州出发；要去东南亚国家的，必须到广州申请出海凭证，并从广州出发。他们遭遇的不便，与元丰五年十二月广西转运使吴潜所描述的颇为相似，“雷化发船之地，与琼岛相对，今令倒下广州请引，约五千里，不便”。[123]在这个时期，泉州海外贸易受到空前未有的打击是可以想见的。
朝廷将中外海路贸易港限制在南部的广州和东部的明州、杭州，以便集中贸易利权。元丰年间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的极端规定，使市舶司垄断贸易制度登峰造极。(https://www.daowen.com)
（四）北宋中后期的泉州外贸
泉州市舶司姗姗来迟，但一经出现，重要性很快超过两浙路的市舶司，成为仅次于广州的市舶司。
我们先看泉州设置市舶司的情况。
元丰八年（1085年）初，神宗去世，年幼的哲宗登基，宣仁太后垂帘听政。
神宗和王安石的许多措施不合理，遭到当朝大臣反对。当政者不是虚心听纳不同意见，而是固执己见，排斥异己，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导致朝廷大臣的分裂，形成“新党”和“旧党”的对立。双方的争夺逐渐升级，有时到了失去理性、视同冰火的程度。司马光等一大批元老重臣，作为反对新政的“旧党”，轻者失势外任，重者遭受打击迫害。
元祐初年，宣仁太后主政，反对熙丰变法的司马光等人陆续召回，执掌朝政。熙丰变法推行近二十年，出现许多问题、积下许多怨气。当政者以其道还治其人之身，矫枉过正的极端风气再次席卷宋朝大地。“旧党”对熙宁、元丰时期“新党”的做法一概排斥，不分青红皂白，反其道而行，时称“元祐更化”。
这样的政治气氛对外贸经济也产生了影响。当年泉州和密州都有设置市舶司的动议，全被否决。[124]元祐年间（1086—1093年），泉州和密州港相继设立了市舶司。元祐二年（1087年）十月六日，宋朝在泉州首设市舶。[125]这是户部尚书李常的建议。当政的司马光认为李常是平稳厚实，不激进不邀功，用他主持国家财政事务，可为朝廷挽回声誉，“则人知朝廷不急于征利，聚敛少息矣”。[126]
这是宋朝改变市舶贸易政策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统治者放弃了北宋前期以来尽量少设市舶司的策略。前面已经提到，不在泉州设置市舶司曾是北宋王朝节省开支和加强外贸中央集权的策略。这个策略并不高明。泉州外贸在五代十国时期已经相当繁荣，进入宋朝以后继续发展。限制当地外贸的政策，减少了设置市舶司及其相关的支出，却剥夺了泉州经营乳香等专卖商品的权利。把大批合法营生的商民归类为非法贸易者，是典型的法定犯罪，既不得人心也加大执法成本，造成官民关系的紧张，还大大减少了地方官府的财政收入。这个政策遭到当地商民百姓的强烈反抗和当地官府的阳奉阴违。泉州一带民风强悍，不屈不挠，他们的行动一再证明限制泉州外贸发展政策的愚蠢和无效。当地官府军兵对商人违法经营外贸，装聋作哑，甚至参与其中。非法贸易公行，不但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实际上也蚕食了中央王朝珍视的外贸收益。
泉州设置市舶司以后，宋代市舶贸易进入一个新阶段。过去当地许多商民经营乳香等专卖品贸易属于法定犯罪行为，这时归于合法。元祐年间出任宰相的苏颂说：李常提议设置泉州、密州市舶司等做法得到广泛的赞扬。[127]
泉州海外贸易归于合法，于是更加繁盛。绍圣二年（1095年）前后，泉州港“珍珠、玳瑁、犀象、齿角、丹砂、水银、沉檀等香，希奇难得之宝，其至如委”，巨商大贾，摩肩继踵，络绎往来，不绝于途。[128]
元祐时期宣仁太后垂帘听政，“旧党”掌权，推翻了熙丰新政的许多措施。几年后老太太过世，哲宗亲政。风向再度翻转，大批元祐大臣被贬谪、遭流放。宋朝政治的颠簸变迁，也对泉州外贸和市舶机构带来影响。泉州市舶机构在波涛中沉浮，但外贸却持续向前发展。
下面我们来看北宋后期泉州市舶机构的动荡。
徽宗时期，泉州市舶司制度有过两次变动，第一次在大观元年（1107年）以前，泉州市舶司的长官市舶提举曾被撤销；第二次在政和二年（1112年）以前，泉州市舶机构曾被撤销。[129]
大观元年（1107年）以前，泉州市舶机构和广州、两浙路一样，都废掉了市舶提举官，由其他部门的官员兼管；在政和二年（1112年）以前，跟泉州市舶司一起撤销的，还有两浙路的市舶司。泉州市舶机构的动荡跟朝廷内斗和蔡京去留有关，有关情况前面已经谈了。
政和五年（1115年），朝廷恢复被撤销的市舶机构。至此，北宋末年市舶机构和管理层的动荡基本结束。这年宋朝在泉州建来远驿，用以招徕、接待海外朝贡使团。[130]宣和元年（1119年），泉州外贸形势不错，有功的市舶官员因而受到奖励。[131]宣和七年（1125年）的一条史料显示，泉州外贸规模可能已经接近广州的水平。这年三月十八日，朝廷诏令降给空名度牒，作为各路市舶司的贸易本钱，其中广南和福建路各五百道，两浙路三百道。[132]
度牒是政府机构发给公度和尚、尼姑，以证明其合法身份的凭证。这是一种有价证券，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定价，人们需要花钱购买；取得度牒后，他们便获得了免除丁税、徭役的特权。这是宋王朝筹集经费的常用方式。朝廷通过发放度牒，为三路市舶司筹集购买进口商品的经费。广南东路和福建路度牒的数目相同，而两浙路较少，仅为前者的五分之三。这或许说明福建外贸规模已经比较接近广东的规模，两地都需要较多的本钱购买进口商品。[133]
（五）南宋前期、中期泉州的外贸
南宋初年，泉州外贸属于福建市舶司管辖，经历过两次撤废复置的过程。第一次在建炎元年和二年。建炎元年（1127年），福建路市舶司与两浙路市舶司一并撤销，有关事务划归本路转运司负责，次年夏，两路市舶司同时恢复。[134]这次撤废和复置的原因在两浙路相关部分已经讨论。第二次在绍兴二年（1132年）。这年七月，罢福建提举市舶司。[135]这次恢复市舶司的时间没有明确记载。李心传指出，绍兴二年七月，废闽司，八月罢废广南东路和两浙路的市舶提举官，“已而重废复置”。[136]但复置的是福建市舶司还是两路市舶提举官，或是市舶司和提举官同时恢复，李心传语焉不详。绍兴三年（1133年）十一和十二月的史料，显示此前已经存在福建市舶司：户部提议“诸路”收买市舶司博易物色本钱，“依旧用坊场钱应副。”[137]“诸路”在数量上，一般是指三或者三以上。此时除了广东和两浙路，福建路也有市舶司。同年十二月，朝廷规定了三路市舶司必须发运行在的一批进口商品。[138]
福建市舶司的第二次动荡，与当地外贸不景气和节省经费有关。绍兴元年（1131年）九月，吕颐浩的上奏谈到福建盗贼猖獗：“闽中之寇最急”。[139]次年七月，福建路安抚转运提举司便提出撤销市舶司的动议，理由是每年六月以前和八月以后，不是海外和海南船舶到岸时间，市舶司官吏在那些时候无事可做，空耗俸禄官帑，市舶司没有必要继续存在。这个提议得到朝廷批准。[140]
有意思的是，撤销福建市舶司的动议是本路安抚转运提举司便提出的。福建地方官员提出撤销本地市舶司，似乎意味着市舶司的存在跟本地财政利益关系不大，甚至是个负担。泉州此时财政状况很不好。不久以前，曾有人提请将西外和南外宗正司合并到泉州一地，以省官吏俸禄。此时两外宗子女妇合五百余人，一年费钱九万缗。高宗让给事中和中书舍人议论此事。中书舍人胡交修等认为“泉州乏财”，无力以供养两个宗正司。于是这个建议被否定。[141]市舶贸易由中央王朝控制，收入大部分归于京师，地方官府则要赔上人力和物力。因此只要本地外贸如常进行，没有市舶司，对地方官府当然有利，外贸可以为地方财政带来额外的收入。
但朝廷为何批准这个提议？此时南宋王朝正面对金军的凌厉攻势，一路败逃、吃力抵挡、苦于乏财。外贸不景气，没有多少事情可做的市舶司就显得多余，而市舶司的家当和剩余物资却多少可以帮助朝廷应急。宋高宗很快接纳福建方面的建议，并于绍兴二年（1132年）八月下令有关部门将福建市舶司的银器、钱物送交行在左藏库。[142]但没过多久，当年九月间，由于兼管外贸的机构从提点刑狱司改为提举茶盐司，朝廷命令福建提举茶盐官，将办公地点迁移到泉州。[143]这意味着什么？提举茶盐官是掌管提举茶盐司的官员。这个机构也与国家财政关系密切，“掌摘山煮海之利，以佐国用”。[144]理宗曾下过这样一道命令：“三路提举茶盐司各置主管文字一员，专以兴复盐额、收买散盐为务，岁终尚书省课其殿最。”可见提举茶盐司与市舶司跟中央财政的关系相似，也是为中央集中财权服务的机构。泉州市舶司撤销了，朝廷仍然紧紧抓住当地的外贸利权。
但朝廷接纳福建方面的建议显然是未经深思熟虑，草率行事。福建外贸形势在三两年前还蛮不错。约在建炎三四年，“广泉二州，市舶司南商充牣，每州一岁不下三五百万计”。[145]“泉州乏财”如果不是因为朝廷调拨过分，就只是暂时的现象。几个月后，即绍兴二年十二月，福建市舶司已经恢复。[146]此后颇长一段时间，泉州外贸形势显著改观，越来越繁荣。
东亚国家与两浙路交通方便，历来交往较多。绍兴四年（1134年）七月，高丽罗州岛人光金等十多人“泛海诣泉州，风折其樯，泊泰楚州境上”。[147]这些高丽人航海中国的目的地不是明州，而是泉州。宋金对抗，泉州远离战场比明州安全许多，当是重要原因。
宋朝对外贸有功的外国人早有奖赏，例如授予官职等，但以往多限于外国官方使者。在前面我们已经知道，绍兴年间（1131—1162年）的福建，外商和中国商人于外贸有功者，也受到了加官奖赏。在中国这个官本位国度，外商和华商因增进贸易有功，获得官职和其他奖赏，社会地位得以提升，自然会扬眉吐气精神为之一振，经营外贸更为积极。
从绍兴十四年（1144年）开始，泉州招待外商的经费标准提高到广州的水平。这年九月六日，提举福建路市舶楼璹上奏说，自己任提举广南市舶司时，每年十月按例出官钱三百贯设宴，与本州军政长官一起招待各国客商。福建市舶司招待外商的标准比广南东路低，他希望向广州的招待标准看齐。这个建议得到朝廷批准。[148]
绍兴末年，朝廷加强了对泉州权豪势要的约束。此时南外和西外宗正司分别设在泉州和福州。皇亲国戚仗势欺人，“强市海舟，为人所诉”。皇叔崇庆军节度使、知西外宗正事士街等人因而被免职。右谏议大夫何溥奏请重申禁止两宗正司“兴贩蕃舶”，以便做到增官课、利民生，有效禁止铜钱出界。[149]
再往后，海盗问题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治理。大约在孝宗初即位之时，官员赵子潚针对海盗与胥吏串通作乱、阻碍正常商贸的状况，“以礼延土豪，俾率郡胥分道入海”。他宣布，“用命者有厚赏，不则杀无贷”。于是胥吏们既不敢助贼，也不敢懈怠。经过一番治理，“海道遂平”[150]。打击海盗的一两次胜利当然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但在一个时期内，泉州外贸获得了较好的环境和条件。
（六）南宋后期泉州的外贸
南宋初期市舶贸易机构的动荡过后，到泉州外贸走过一段比较顺畅的路子，但进入南宋后期，情况发生逆转。
泉州外贸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似乎比广州来得早一些。熟悉泉州情况的官员真德秀的一份奏折，提出宁宗庆元年间（1195—1200年）是泉州盛衰的转折点。
建炎、乾道间，皆是拨降度牒以助本州，但彼时宗籍尚少，故所拨止于八十道，而又拨提舶司钱……［淳熙十二年后］朝廷两项度牒亦不复给，而止拨提舶司钱二万二千四百余贯，则比之旧例三分几削其二矣……然庆元之前，未以为难者，是时本州田赋登足，舶货充美，称为富州，通融应副，未觉其乏。自三二十年来，寺院田产与官田公田，多为大家巨室之所隐占，而民间交易率减落产钱而后售，日朘月削至于今。七县产钱，元计三万四千七百余贯文，今则失陷一千六百余贯，经界未行，版籍难考，不坍落者指为坍落，未逃亡者申为逃亡。常赋所入大不如昔矣。富商大贾，积困诛求之惨，破荡者多而发船者少，漏泄于恩、广、潮、惠州者多而回州者少。嘉定间，某在任日舶税收钱犹十余万贯，及绍定四年才收四万余贯。［绍定］五年止收五万余贯。是课利所入，又大不如昔也。[151]
这是一幅南宋后期泉州的衰败时间表。庆元以前，朝廷给泉州市舶机构的经营本钱已经一减再减，但外贸持续发展，未受其影响。此后泉州经济困难加大，各类收入锐减，百姓不堪刻剥，相继逃亡；大批外贸商人，或者荡产破家，或者离开泉州异乡营生。宁宗嘉定和理宗绍定（1208—1224年，1228—1233年），是市舶贸易衰变的两个阶梯，泉州市舶贸易税入从十来万贯降至四万余贯，外贸规模渐次萎缩。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这两个时期的情况。
先看嘉定时期（1208—1224年）。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前的一段时间，泉州“番舶畏苛征，至者岁不三四”。由于真德秀出任知州，到岸商船一度“骤增至三十六艘” [152]。但没过多久，市舶贸易的形势再度逆转。理宗淳祐间（1241—1252年），汪应元任知泉州兼提举福建市舶司时，当地不但经济上“公私交匮”，官场风气也乌烟瘴气，“泉夙号富饶，比年公私交匮”。他一到任，即行善政，“下车访求民瘼，以俭济宽，绝宴私、屏例册。与诸邑约：郡不遣吏督县，县亦无得遣吏督乡，官若民俱便之”。[153]
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成书的《诸蕃志》记载了当时泉州港海外贸易繁荣的情况。该书所列举的五十多个海外国家，是赵汝适在泉州任提举福建市舶期间，寻访筛选得来的，“询诸贾胡，俾列其国名，道其风土，与夫道里之联属，山泽之蕃产，译华言，删其秽渫，存其事实”[154]。有学者据此认为，当时同泉州有海外贸易关系的国家，达五十多个，比开禧二年（1206年）成书的《云麓漫抄》所记述的常到泉州贸易的三十几个国家，还多出二十多个。[155]
但是，五十多个国家和三十多个国家的区别，可能跟书的作者个人见识和了解情况的深度广度有关，未必反映当时的实在情况。《诸蕃志》里面记载的海外国家数目告诉我们，泉州与海外国家的交往相当广泛，但书中没有明确说明当时这些国家正与泉州贸易往来。那五十多个国名既然是赵汝适通过寻访筛选得来的，其中有些国家可能在北宋或者南宋初曾与泉州或中国其他港口有过交往，为时人所知。因而当时与泉州贸易往来的国家未必就是这个数目。
再看绍定时期（1228—1233年）。绍定到端平间（1128—1136年）李韶曾出任泉州知州，兼任提举市舶。绍定四年（1231年），李韶“提举福建市舶。会星变，又应诏言事。入为国子监丞，改知泉州兼市舶”。[156]提举市舶这个职位，自南宋初年以来除了贸易不景气等特殊时期外，一般都由专职官员出任，并不由知州兼任。约在乾道、淳熙之交，孝宗任命张坚出任泉州知州兼提举市舶。张坚上疏推让，态度坚决，理由是两个职务应该互相制约，一人身兼两职不妥。[157]
此后，泉州知州兼提举市舶的现象还一再见于史籍，成为常态。约在嘉熙元年（1237年）前后，孙梦观知泉州兼提举市舶事。[158]淳祐年间（1241—1252年），汪应元“知泉州兼提举福建舶事”。[159]提举市舶司由知州兼任，在南宋的泉州，是市舶贸易衰变的一个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