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外海路贸易的各种情况，中国统治者制定的政策法规，发挥了什么作用，是本书关注的重点。本书上篇讨论宋代中外海路贸易，从宋朝中外关系和海外联系谈起，接着对北宋和南宋外贸政策及其影响做了阶段性梳理，然后讨论市舶司制度，商品、商船进出口和商人管理等问题。下篇讨论元代的情况，内容与上篇所涉及的领域大致对应。
长时间以来，人们多把元朝作为一个特殊的政权，因为它由蒙古游牧民族所建。但以海外贸易论，元朝对中国传统模式的吸收和继承相当明显。元朝市舶制度，“大抵皆因宋旧制，而为之法焉”。[12]至元三十年（1293年）四月颁行的《市舶法则》，是在汉人的帮助下制定的，后来几经修改，颁行于至治三年（1323年）的修订版本《延祐法则》，也未做大的实质性改动。元朝中后期的外贸制度，大体上是回归宋朝制度。蒙古族与汉族历史文化传统不同，海外贸易政策有明显差异，但宋元王朝和元明王朝相比，前者的相似性却远远超过后者。
市舶贸易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海外贸易形式。它的黄金时代就存在于宋元两朝，元朝比宋朝贸易规模更大，交往的国家更多，货物流动也更为汹涌。但宋朝站立在市舶贸易的高点，元朝却是一个向下转折的节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一怪象为何会出现？本书将有所探究。
把宋代和元代中外海路贸易的历史摆在一起写，有一定的偶然性。但经过深入研究，比较两朝的异同，扩展了我的眼界，收获意外的惊喜。中外海路贸易的种种景观：洋面是惊涛骇浪或是一平如镜，船队是浩荡宏大或是零落稀疏，航线航路的长短难易，商人水手的种族国别，探究这些变迁，理解其中因由，都饶有趣味。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永无止境。我希望能看到一些前人没有看到的情况，获得一些前人尚未得到的认识，为发展学术，略尽绵力。
【注释】
[1]［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第180页：“对古代遗迹的考古研究表明，印度和东南亚的交往从远古时代就已开始。公元一世纪时，由于受香料和矿物资源的吸引，前往东南亚诸岛屿和沿海地区的印度商人愈来愈多，两地之间的交往也愈来愈广泛。”
[2]《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
[3]贺诺尔（James Hornelll）：《印度船舶考》，《亚洲文会孟加拉国国分会丛刊》1920年，第7卷，第206页。转引自田汝康：《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航运和商业上的地位》，《历史研究》1956年8期，第2页。
[4]奥古斯特·图森：《印度洋—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重要性》，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第19页。(https://www.daowen.com)
[5]比叶（Orley Beyer）：《中国与马来间的最早关系》，《亚细亚杂志》第21卷，第11期，第24页。转引自田汝康：《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航运和商业上的地位》，《历史研究》1956年8期，第2页。
[6]耶婆提国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或兼此二岛。
[7]［东晋］法显原著《佛国记注译》，郭鹏注译，长春出版社，1995，第142—144页。
[8]“于时咸亨二年，坐夏扬府。初秋，忽遇龚州使君冯孝诠，随至广府，与波斯舶主期会南行”。见义净原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王邦维校注，中华书局，1988，第152页。
[9]《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第332页。
[10]市舶贸易包含两个要素，一是由市舶贸易机构管理，二是以民间商人为主体。因此，没有市舶贸易机构港口的对外贸易，不能称为市舶贸易；朝贡贸易等官办外贸也不能与市舶贸易相提并论。这个时期中外海路贸易的主体是市舶贸易，所以我们将其定义为市舶贸易阶段。
[11]李肇：《唐国史补》卷下：“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至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阗，有蕃长为主领。市舶使籍其名物，纳舶脚、禁珍异。蕃商有以欺诈入牢狱者。”在这里“禁珍异”的禁，可能是禁榷即专卖，也可能是禁止。既然汉代的珍珠已有官府专卖的先例，唐代进口商品的专卖也就不足为怪了。
[12]《元史》卷九十四《食货志·市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