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解、官市与市场贸易的关系
港口所在地进口商品市场上，抽解与官市占主导地位。在外贸总额一定的条件下，官府抽买比重的大小，决定了外贸港口所在地进口商品市场贸易的规模。抽买比重越大，而且大量运送京师，市场贸易规模就会相应缩小。宋太宗在位的最初十五年间，因内地商贩与进口商之间不准直接贸易，官营贸易大为扩张，而合法的民间贸易则严重萎缩。
官府与民间的贸易，跟官运舶货数量成反比关系。舶货运走比重越大，官民贸易就越受限制，越不景气。类似情况在宋代还有过一次：
闽广市舶，旧法置场抽解，分为粗细二色般运入京。其余粗重难起发之物，本州打套出卖。自大观以来，乃置库收受，务广帑藏，张大数目，其弊非一。旧系细色纲，只是真珠、龙脑之类，每一纲五千两。其余如犀牙、紫矿、乳香、檀香之类，尽系粗色纲，每纲一万斤。凡起一纲，差衙前一名管押，支脚乘赡家钱约计一百余贯。大观已后，犀牙，紫矿之类皆变作细色。则是旧日一纲分为三十二纲，多费官中脚乘、赡家钱三千余贯。乞将前项抽解粗色并令本州依时价打套出卖，尽作见钱椿管。许诸客人就行在中纳见钱，执兑便关子前来本州支请。[95]
由此可见，在徽宗大观（1107—1110年）以前的一段时期及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以后的一段时期，广州和泉州的市场贸易比较正常。官中抽解到的进口商品在官运汴京或行在以后，尚余部分粗重之物留州发卖。但在大观至建炎元年之间，官运数量大增，两地市场贸易严重萎缩。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也明确指出这段时间闽广市舶司抽解到的物货被全部运往汴京，“旧制，闽广市舶司拍解物货，以其贵细者计纲上京，余本州打套出卖，大观后始尽”[96]。市舶司抽解到的物货基本上属朝廷所有。这些货物即便在本州出卖，也是官府与商民之间的贸易，真正的民间贸易被压缩，空间很小。
但就整个宋代来说，北宋太宗和徽宗时期，民间贸易受到挤压属于少数的例外，多数时候，民间贸易在排除了专卖品和官市商货之后，货源还算充足，进展顺利。
【注释】
[1]《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珠钊当为珠玑之误。
[2]《宋史》卷四〇五《王居安传》。
[3]《宋史》卷一八〇《食货志·钱币》。
[4]［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九八一《香部》。
[5]［东晋］葛洪：《神仙传》，载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八十五《布帛部》。
[6]转引自《世说新语》卷下之下《惑溺》。
[7]《史记》卷一二九《货殖传》。
[8]《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
[9]《后汉书》卷三十一《贾琮传》。
[10]《后汉书》卷十上《皇后纪》。
[11]李昉：《太平广记》卷二一〇《高骈》。
[12]［宋］赵汝适：《诸蕃志》卷下《乳香》。
[13]《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七。
[14]［宋］谢伯采：《密斋笔记》卷五。
[15]［宋］赵汝适：《诸蕃志》卷下《苏合香油》。
[16]《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六之一至二。
[17]［宋］唐慎微：《证类本草》卷六。
[18]［宋］赵汝适：《诸蕃志》卷下《沉香》。
[19]［宋］唐慎微：《证类本草》卷四。
[20]［宋］唐慎微：《证类本草》卷九。
[21]《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至二。该书只提到“在京及诸州府人民或少药物食用”一个原因，但事情并不如此简单。
[22]《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〇至二一：“逐路市舶司如抽买到和剂局无用，并临安府民间使用稀少物货，更不起发本色”。
[23]［宋］赵汝适：《诸蕃志》卷下《乌樠木》。
[24]［宋］赵汝适：《诸蕃志》卷下《苏木》。
[25]［宋］罗浚：《宝庆四明志》卷六《郡志·叙赋·市舶》。
[26]［宋］赵汝适：《诸蕃志》卷上《倭国》。
[27]［宋］包恢：《敝帚稿略》卷一《禁铜钱申省状（广东运使）》。
[2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三，元丰七年二月丁丑。
[29]《宋史》卷一五三《舆服志》。
[30]《宋史》卷一五三《舆服志》。
[31]《文献通考》卷二十《市籴考·市舶互市》。
[32]《梁书》卷五十四《林邑国传》。
[33]［宋］赵彦卫：《云麓漫抄》卷五。
[34]［宋］罗浚：《宝庆四明志》卷六《郡志·叙赋·市舶》。
[3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二，天禧二年十一月癸未。
[36]［宋］刘才邵：《檆溪居士集》卷七《赐三佛齐国敕书》。
[37]［日］三上次男：《陶瓷之路》第八页；冯先铭：《我国宋元时期的青白瓷》，《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3期；冯先铭：《元以前我国瓷器销行亚洲的考察》，《文物》1981年第6期。
[38]《诸蕃志》卷上《大食国》：“赐以袭衣冠带，仍赐黄金，准其所贡之直。”
[39]《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五一：“安南使副回程有沿路批支、私觌、折送、贸易等铜钱。缘钱在法不许出界，令广西经略安抚司，将安南使副应随行见钱并依市价以银两或匹物折支”。
[40]《宋史》卷三十五《孝宗纪》。
[41]［宋］王溥撰：《唐会要》卷三十六《蕃国请经史》。
[42]《汉书》卷八十《宣元六王传》。
[43]［宋］王溥撰：《唐会要》卷三十六《蕃国请经史》。
[44]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三，开元十九年正月辛未。
[45]［宋］王溥撰：《唐会要》卷三十六《蕃国请经史》。(https://www.daowen.com)
[4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四，景德三年九月壬子：“民以书籍赴缘边榷场博易者，自非九经书疏，悉禁之。违者案罪，其书没官。”
[4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八〇，元祐八年正月辛丑。
[4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五，祥符八年十一月。
[4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八二，元祐八年三月。
[5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七，天禧五年九月甲午。
[51]《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四一。
[5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九，景德二年三月壬申。
[53]这个问题会在税收部分讨论。
[5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四，开宝六年三月。
[5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二，庆历元年五月乙卯。
[56]［宋］张方平：《乐全集》卷二十六《论钱禁铜法事》。
[57]《文献通考》卷九《钱币考》：“诏蕃商往来夹带铜钱五百文，随离岸五里外，依出界法。”
[58]《文献通考》卷九《钱币考》。
[59]转引自［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八十四《宝玉部下》。
[60]《晋书》卷五十七《陶璜传》。
[61]《三国志·吴志》卷二《孙权》。
[62]《五代会要》卷二十八《回鹘》。
[63]［宋］曾巩：《元丰类稿》卷四十九；《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八，太平兴国二年三月乙亥。
[64]《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
[65]《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
[66]《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六之二。
[6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九，景德二年三月壬申。
[68]［宋］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十三《仁宗皇帝》。
[6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一，元祐五年四月戊申。
[70]［宋］朱彧：《萍洲可谈》卷二。《萍州可谈》写成于徽宗宣和元年（1119）。
[71]《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三至一四：“大食人使蒲亚里所进大象牙二百九株，大犀三十五株，在广州市舶库收管。缘前件象牙各系五七十斤以上，依市舶条例，每斤价钱二贯六百文，九十四陌，约用本钱五万余贯文省，欲望详酌。如数目稍多，行在难以变转，即乞指挥，起发一半，令本司委官秤估，将一半就便搭息出卖，取钱添同给还蒲亚里本钱。诏令张书言拣选大象牙一百株，并犀二（三？）十五株，起发赴行在，准备解笏造带，宣赐臣僚，余依。”
[72]《文献通考》卷二十《市籴考》。
[73]［宋］朱彧：《萍洲可谈》卷二。
[74]《全唐文》卷七十五《文宗·太和八年疾愈德音》：“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
[75]《新唐书》卷十三《孙伏伽传》。
[76]［宋］范仲淹：《范文正集》卷十四《王君（丝）墓表》。
[77]［宋］朱彧：《萍洲可谈》卷二载，抽解物货以十分为率，细色抽一分，粗色抽三分。朱彧之父朱服绍圣间任广州帅守，此书多述朱服在广时期的见闻。可见进口商品分粗、细色抽解在绍圣以前就已实行。
[7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六，绍兴十七年十一月；《文献通考》卷六十二。
[79]［宋］罗浚：《宝庆四明志》卷六。
[80]《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七。
[8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九，元丰八年九月乙巳：“资政殿学士韩维奏：钱币阑出边关，则足以资敌国。旧法为禁甚严，今每贯税钱五十文，恣听其出中国。”
[82]［宋］朱彧：《萍洲可谈》卷二。
[83]《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
[84]《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至二。
[85]《宋会要辑稿补编》第663页。
[86]《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六之一。
[8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八，太平兴国二年三月。
[88]《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
[89]《宋会要辑稿·食货》四六之一：五年后，官员苏寿上言，“近年少有泊船到广州”
[90]《文献通考》卷二十《市籴考》。
[91]《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官市货数，视淳化则微有所损”。
[92]［宋］朱彧：《萍洲可谈》卷二。
[93]《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七。
[94]［宋］罗浚：《宝庆四明志》卷六《郡志》。
[95]《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一至一二。
[9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建炎元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