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舶机构名称及设置状况
（一）市舶机构名称
宋代市舶机构名称的变化大体经过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宋朝市舶司的名称，最早以所在路冠名。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朝廷“命著作佐郎李鹏举充广南市舶使”[172]。“广南市舶使”的官署应是“广南市舶司”。端拱二年（989年）五月，朝廷下令，“商人出海外蕃国贩易者，令并诣两浙司市舶司请给官券，违者没入其宝货”。[173]
第二阶段，没过多久，市舶司便以所在州冠名，最早见诸史籍的是杭州市舶司。淳化三年（992年），“移杭州市舶司于明州定海县”。[174]三年后，史籍中有了广州市舶司的称呼。[175]直到徽宗亲政初年，各地市舶司都以所在州冠名。例如，景德四年（1007年）三月的一份诏书称“杭、明、广州市舶司”，[176]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七月的一份诏书称“杭州、明州市舶司”。[177]
第三阶段，市舶司的名称以路分冠名的时间最长。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市舶司又以所在路冠名，这年五月的一道诏令称“广南路提举市舶司”和“广州市舶务”。[178]
此后，市舶司的全称一般都是某路提举市舶司，下辖市舶务。广州的市舶机构称：广南路提举市舶司，或简称广南路市舶司、广南市舶司，下辖广州市舶务。[179]泉州的市舶机构称：福建路提举市舶司，或简称福建路市舶司、福建市舶司，下辖泉州市舶务。明州、杭州的市舶机构称：两浙路提举市舶司，或简称两浙路市舶司、两浙市舶司，下辖明州、杭州市舶务。后来又有了秀州华亭县市舶务、温州市舶务、江阴军市舶务等。[180]
崇宁二年（1103年），朝廷行新法，海外贸易也在改革之列，“诏：见行新法，如茶盐、香药、市易、钱法、学校、边事文字，许直达尚书省”。[181]市舶司以路冠名，与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设置泉州市舶司有关，也与蔡京等打算增设市舶司有关。泉州、密州设置市舶司后，市舶司设置地点多了起来，用三路市舶司一类的简便称呼能概括所有市舶司。同时，两浙路市舶司设置地点不止一处，安排两个层级的立体架构，以路为单位建立市舶司，下辖若干个市舶务，方便市舶机构的集中管理，避免市舶机构官员队伍庞大臃肿和经营成本大幅度增加。这就是以路为单位，市舶机构分层管理的基本原因。
这个阶段大致延续到孝宗乾道初年两浙路市舶司取消为止，接着是广东、福建制度相同，两浙路制度稍异的阶段。此后的市舶机构，在广州的称广南市舶司或广州市舶司；在泉州的，称福建市舶司或泉州市舶司；在两浙路的，称某州府市舶务，例如庆元市舶务，由转运司兼管。孝宗淳熙五年（1178年）的一份奏折作“泉广二舶司”，[182]嘉定十二年（1219年）十二月的另一份奏议作“泉广二司，及诸州舶务”[183]，理宗绍定四年（1231年），李韶“提举福建市舶”。[184]
到宝祐六年（1258年）庆元市舶务也改称市舶司。这年八月，都省言：“倭船入界，禁令素严；比岁庆元舶司但知博易抽解之利，听其突来泄贩铜钱，为害甚大。”[185]庆元舶司是庆元市舶司的简略称呼。此时宋朝风雨飘摇，两浙路市舶机构多已凋零，仅庆元市舶司尚存并继续运作。
十多年后，德祐元年（1275年）五月，“罢市舶分司，令通判任舶事”。[186]宋朝市舶司制度终结，通判接管外贸。四年后，宋朝灭亡。
（二）市舶司的官称
市舶司最高长官通常称“市舶使”或“提举市舶司”、“提举市舶”、“市舶提举”等。但有时也称作“提点市舶司”，仁宗皇祐五年（1053年），元降为“转运使兼提点市舶司”[187]。此外还有“管勾市舶司”“勾当市舶司”之称，它们却不是最高长官一人独有的名称，在同时期或其他时候也可以是对市舶司其他官员的称呼。景祐五年（1060年）九月，大常少卿直昭文馆任中师说，他在广州时，曾奉敕管勾市舶司，而同时期另有使臣三人、通判二人，也称管勾市舶司，“名衔并同”[188]。(https://www.daowen.com)
上述官名虽然多而繁复，其间却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总的说来，以元丰三年（1080年）官制改革为界，前此多称市舶使，此后多称提举市舶司、提举市舶，或市舶提举，市舶使之名不再使用。
最高长官的充任方式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
从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六月起，至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八月止为第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市舶司最高长官市舶使几乎全由地方主要官员兼任，有时是知州，有时是转运使，有时则由既是知州又是转运使的地方最高长官兼。真宗咸平（998—1003年）以后，知广州兼任本路经略安抚使，“总一路兵民之政”。此后，当知广州兼任市舶最高官员时，也就是路一级要员经略安抚使兼任市舶司最高官员。
开宝四年（971年）六月，潘美以知州兼市舶使。次年潘美带着原来的官职升任转运使，仍兼市舶使。这是宋代市舶长官充任方式的最初形态。其后在广州，以知州、转运使兼市舶使的还有杨克让、向敏中等人；以知州兼市舶使的有杨覃、任中师等人；单以转运使兼市舶使的有王丝、马寻等人。
从元丰三年（1080年）八月至徽宗朝（1101—1125年）初年为第二个时期。这时知州及本路最高行政长官经略安抚使，不再兼管市舶司。经度一路财赋的转运司成为市舶司的主管部门，并派出官员提举市舶司。在广州，首任提举市舶司是广东转运副使孙迥。
从徽宗朝至南宋末为第三个时期。这时，知州和转运使副都不再兼提举市舶。提举市舶完全由朝廷委派的专职官员充任，中央政府控制市舶贸易更为直接。只是在特殊时候，例如提举市舶司人选未定或未到任时，地方官才暂兼舶务。在南宋的广州，由专官提举市舶司一直延续到恭帝德祐元年（1275年）“罢市舶分司”为止。[189]
市舶司最高长官充任方式的变化带来如下新情况：最高长官由兼职逐渐过渡为专职。这是市舶贸易管理形态的改进。宋朝初年，统治者高度重视广州外贸，港口所在地知州同时也是本路军政长官，因而由知广州兼任市舶使，兼管市舶贸易。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北宋中期元丰三年（1080年）为止。此后由本路转运副使出任提举市舶司。转运司是管理本路财赋最高级别的机构，负责本路财赋及其运送京师等事宜，跟中央的关系比知州密切。由转运司官员兼管市舶司，市舶贸易与中央的关系更进一步也更便于朝廷的控制。
从徽宗朝开始，提举市舶司开始由朝廷任命的专职官员出任。此人既不是知州也不是转运司官员，也就是说，提举市舶司跟地方官府无关，直接对朝廷负责。这标志着外贸中央集权的进一步提高。这个制度在南宋大部分时期一直存在。
约在理宗朝，市舶贸易逐渐衰落，收入减少，市舶司重新由知州兼管。此时知州兼管市舶司跟北宋初期的意义迥异。那时是加重市舶司的权力，此时只是以减少官职、降低财力消耗为目标的兼管而已。在泉州，绍定四年（1231年），李韶“改知泉州兼市舶”。[190]嘉熙元年（1237年）前后，孙梦观“知泉州兼提举市舶事”。[191]在广州，宝祐四年（1256年）谢子强出任广州知州兼广南东路经略安抚使，到了开庆元年（1259年）已经“兼领舶事四年”。[192]从宝祐四年到开庆元年头尾四年。这就是说，谢子强出任知广州时就已兼管市舶司。
南宋末期，许多制度发生变乱，市舶司亦然。在泉州，大约在理宗末年或度宗初年（1264—1265前后），市舶司长官名叫王茂悦，他不是泉州知州。泉州人林乔回到家乡后，“与蒲舶交，借地作屋。王茂悦为舶使。蒲八官人者，漏舶事发，林受其白金八百锭，许为言之。既而王罢去，蒲并攻之，且夺其所借地”。[193]“王茂悦为舶使”之说有毛病，此时没有市舶使，只有市舶提举。这条史料说明，度宗咸淳二年（1266年）以前若干年，提举泉州市舶不是泉州知州。
引文里的“蒲舶”应该指的是蒲寿庚。蒲寿庚一说是占城人，另一说是其前辈为西域人。无论如何，他是外国侨民。《宋史》卷四十七《瀛国公纪》载：蒲寿庚“提举泉州舶司，擅蕃舶利者三十年”。这条史料被广泛引用，但不准确。蒲寿庚即使曾经出任提举泉州市舶，任职时间也远不及三十年。南宋亡国在1279年，上溯三十年是1249年，即理宗淳祐九年。这期间王茂悦曾任泉州市舶提举。另外，让一位“非我族类”的外国人出任有实际职权的市舶提举的做法，从未见于宋朝制度和惯例，可能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