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舶司所在地外国商使管理的层级关系

在市舶司所在地，经常接触和管理外国商人的是市舶司官员。当地知州等地方官员，虽然一般不直接管理外商，但位高权重，当他们与市舶司看法不同时，便依仗权势，否决市舶司的意见。崇宁三年（1104年），王涣之担任广州知州。“有番豪杀其奴，舶司援旧例，送番长杖笞。”但王涣之不同意这个决定，“送有司论如法”。^[42]市舶司的处置，就这样被知州轻易否决。

其实市舶司是依据宋律的规定。外国人互相攻击伤害，当时称为“化外人相犯”。按照《宋刑统》的规定，若攻击双方来自同一国家，就用该国法律处置；若来自不同的国家，就用中国法律处理。“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疏议曰：“化外人谓蕃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其有同类自相犯者，须问本国之制，依其俗法断之。异类相犯者，若高丽与百济相犯之类，皆以国家法律论定刑名。”^[43]

“有番豪杀其奴，舶司援旧例，送番长杖笞。”被杀者和杀人者，当属同一国别，“送番长杖笞”符合法律规定。知州王涣之认为这个处置不合理，便轻易予以否定。他的做法，在我们今天看来无疑是错的。现行法律规定必须得到执行，即使不太合理，执法者完全不同意。以“杖笞”惩罚杀人，实质上是否正义，这可以争论，但程序正义应当优先于实质正义。法律是一系列预先设定的行为规范，对执法者是一种限制，他们只能在法律框架内行事。执法者认为某些法律规定不合理，如果可以不执行，自行改变，则执法者就拥有了立法权，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造法，这就不是法治而是不择不扣的人治了。中国文化和法律传统，没有法治的思想资源，类似王涣之的做法，从来都被视为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