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宗朝海上丝绸之路的表象与内质
元符三年（1100年）哲宗去世，宋徽宗继位。经过短期过渡，新皇帝亲政，君临天下。这是个即将朽烂的摊子，徽宗的统治加速其败落和覆亡。
徽宗亲政不久，便重用早年以投机取巧闻名于世的蔡京。尽管皇上对蔡京并不十分满意，一再把他从宰相位置上踢走，但朝里无人，弃之可惜，两人还是沆瀣一气，联手做了很多坏事。
徽宗、蔡京集团政治上意气用事，因人废事、因人废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情景司空见惯。他们残酷打击反对熙丰变法的官员、元祐时期执政的大臣，以及其他跟自己不合拍的臣僚，把他们列入元祐党籍，杜绝其子孙的仕进之路。于是朝野上下，君子道消，小人道长，北宋政治病入膏肓。
在经济上，徽宗、蔡京集团追求更高度的中央集权，把全国财富据为己有，大肆挥霍，登峰造极。他们想方设法压榨平民百姓，把更多的地方财赋征调京师，直接导致财政经济一些重要部门无法继续运作：“崇宁初蔡京为相，始求羡财以供侈费，用所亲胡师文为发运使，以籴本数百万缗充贡，入为户部侍郎。自是来者效尤，时有进献，而本钱竭矣。本钱既竭，不能增籴，而储积空矣。储积既空，无可代发，而转般无用矣。”[125]
蔡京格外重视海外贸易。崇宁元年（1102年）七月五日，他初任宰相，[126]几天后就在都省（尚书省）设置讲议司，讨论外贸等问题，并恢复了前些时候废弃的杭州、明州市舶司。[127]次年二月，讲议司提出“市舶合措置事，乞令逐路转运司相度以闻”，得到皇帝批准。[128]
蔡京推出跟外贸有关的政策不少，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打套出卖”。“打套出卖”即捆绑销售，是将一些受市场欢迎和不那么受欢迎的商品捆绑在一起，推销出去。蔡京拜相不久，有六七批大商人到朝廷要求归还前任宰相借欠的几百万缗边防费用。蔡京为了向徽宗显示自己的能耐，提出由他设法偿还这笔款项。他将多年积存于官库中的香药及其他物资，按品类、贵贱等，分别配套，标价出售。不到半年，蔡京就把欠款还清了：“创打套折钞之法，命官刬刷诸司库务故弊之物……及粗细色香皆入套，为钱其直若干等，立字号而支焉。套始出，客犹不愿请。有出而试者，其间惟乳香一物足偿其本，而他物利又有自倍。于是欣然，不半年，尽偿所费。”[129]
打套出卖进口商品始于蔡京。他应该是从此前通行于河北路的三说、四说法获得了启发。蔡京用于“打套折钞”诸物中，乳香的销路虽然比较一般，但库存香药的推出，不但给朝廷带来收入，还拓展了进口商品的市场，拉动市舶贸易。
第二，强化广州港作为东南亚国家和东亚国家之间贸易中转港的功能。北宋中期的市舶条例，规定中国对东南亚国家贸易，由广州港经营。此时，朝廷允许远洋船舶由广州港出发，转口福建、两浙等地贸易，附带条件有三：取得广南东路市舶司同意，并领取通行证；不得夹带违禁物品；由广南东路市舶司派遣“防船兵仗”护送前去：“令蕃商欲往他郡者，从舶司给券，毋杂禁物、奸人。”“凡海舶欲至福建、两浙贩易者，广南舶司给防船兵仗，如诣诸国法。”[130]泉州此时已有市舶司，对东南亚贸易早已展开。这个规定方便了东部港口对东亚国家的转口贸易。
两浙路是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既是重要出口商品丝绸、陶瓷的主要产地和重要产地，也是海外进口商品的重要消费地。中外商人到达该地区，接触更多的生产者和购买者，有利于减少中间盘剥，提高经营利润，推动外贸发展。
第三，限制官府销售进口商品的价格。崇宁三年（1104年）朝廷规定，广南东路市舶司销售进口商品的收益率不得高于20%，“广南舶司鬻所市物货，取息毋过二分”。[131]
第四，官府出面组织出口货源。在崇宁二年（1103年）以前，阶州每年为广州市舶司购买麝香2500两，崇宁二年五月以后增至4000余两，增加幅度高达64%。[132]官府出面组织出口货源极少见诸史册，这是对市舶贸易的一种积极的支持。
第五，健全市舶司制度。官府采取措施理顺市舶司制度，包括恢复曾被撤销的比较重要的市舶司，恢复市舶司官员的常规设置。
蔡京在徽宗崇尚神宗熙丰新政的背景下出任宰相，他的所作所为多与熙丰变法相通，但还是有些差异。熙丰时期，朝廷尽量少设市舶司，用设置市舶司的少数港口控制海外贸易。蔡京的态度正相反。在他的心目中，发展外贸、增加收入是第一要务，应该把市舶司作为王朝的财政工具，让外贸为增加财政收入服务。因此他不顾一些官员的反对，坚持恢复健全市舶司的机构和官员；一些未设置市舶司的港口，也可以不遵守制度规定，不限制外贸，任由海外商船往来贸易。[133]蔡京拜相罢相，几度沉浮，市舶司制度也跟着他的来去而升降。
上列几条措施推动了外贸的发展，官方收入也随之增加。统计数据显示，宋朝的海外贸易并未与政治状况同步恶化衰败，徽宗登基后市舶贸易收入颇为可观，“崇宁经画详备，九年之内收至一千万”[134]。九年间，外贸收入共1000万，平均每年110余万贯。这虽然远不及熙宁十年（1077年）的数额，却大大高于哲宗时期的平均水平，也高于英宗治平及以前的最高水平。这说明，徽宗前期是宋朝外贸收入的又一个高涨时期。
但我们对这个数字应该有比较清醒的辨认。
第一，这个数据是否真实，有无夸大，不无可疑之处。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曾对崇宁大观间（1102—1110年）的户口数提出质疑：“以史传考之，则古今户口之盛，无如崇宁大观之间。然观当时诸人所言，则版籍殊欠核实，所纪似难凭。览者详之。”[135]外贸收入超过一百万贯也在崇宁大观间。其间蔡京两度拜相罢相。罢相时，赵挺之、何执中出任宰相，他们都是蔡京的党羽。徽宗蔡京等人好大喜功，浮夸成性，外贸数字也造假不是不可能。
第二，徽宗、蔡京等人发展经济的目的和达到目的手段，不是为了国家和百姓的福祉，而是借以聚敛更多的钱财，满足统治集团的需要。“徽宗既立，蔡京为丰亨豫大之言，苛征暴敛，以济多欲。”[136]“徽宗嗣位，外事耳目之欲，内穷声色之欲，征发亡度，号令靡常。”[137]“崇宁间，……神霄宫事起，土木之工尤盛，群道士无赖，官吏无敢少忤其意，月须币帛、珠砂、纸笔、沉香、乳香之类，不可数计，随欲随给。”[138]
有一种说法是，徽宗、蔡京集团聚敛财宝，包含用以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打算。是否如此，没有确凿的证据，但国民财富的深重损耗，却实实在在地做到了。政和七年（1117年）从辽国归附宋朝的李良嗣说：“朝廷既有意于燕云，而蔡京为国兴利，以备兵兴支用，仍行香、茶、盐、矾等法令，州县立递年租额，以最殿考其赏罚，守令奉行罔敢少怠。又有和籴、均籴、对籴、衔籴，以备军食。累年于兹，民力遂耗。所甚者，商人卖法重获厚利。朝廷籴本元降州县，输纳者实未尝得，悉为官吏所有。”[139]当道者为挽救其统治，对整个社会敲骨吸髓，外贸经济也在榨取之列。
政和四年（1114年）十二月，朝廷诏令“广南市舶司岁贡珍珠、犀角、象齿”。[140]政和七年（1117年），朝廷给东南监司郡和广南市舶司安排了“应奉”任务。[141]同时期福建和两浙市舶司不见有这样的任务。徽宗蔡京集团特别重视发展广州海外贸易，目的显然是把鹅养肥了，以便宰杀。
第三，朝廷外贸收入提高的背后，存在成本高企的问题。“自大观以来，乃置库收受，务广帑藏，张大数目，其弊非一……大观以后，犀牙、紫矿之类皆变作细色，则是旧日一纲，分为三十二纲，多费官中脚乘、赡家钱三千余贯。”[142]继北宋中期神宗朝之后，北宋后期徽宗朝再次以高投入，低效益的方式扩大外贸规模、增加外贸收入。
宣和二年（1120年），蔡京又一次被徽宗踢走，离开相位。反对者再次改变他的做法。宣和四年（1122年）五月九日，“诏应诸蕃国进奉物，依元丰法更不起发，就本处出卖，倘敢违戾，市舶官以自盗论”。[143]新政策可以减少进口商品经营成本，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比起把应该就地出卖的“粗色”也官运上京，显然要合理。
徽宗后期，全国政治形势的继续恶化，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首先是全国政治形势一片黑暗。徽宗即位后，先后任用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李彦等“六贼”。这批奸臣、宦官执掌大政，党羽密布朝野上下，不遗余力地打击异己，巩固权势，丑态百出地讨好徽宗，博取宠信。在黑手遮天蔽日的二十多年中，他们同昏君徽宗一道，大力粉饰太平。统治者兴土木，铸九鼎，建明堂，筑宫殿，作台阁，修方泽，立道观，花天酒地，恣意享乐，肥家置产，务填欲壑。整个国家机器逐渐锈蚀，越来越运转不灵。
其次是经济上的疯狂掠夺。腐朽、贪残的宋朝君臣先后设立应奉局、造作局、西城所等，张开血盆大口，吞噬民间财宝土地；又用支移折变、方田均税等法加重对人民的剥削，使税钱增加了几倍到几十倍。
北宋末年，宋金战场形势渐趋恶化。宋朝君臣醉心于花天酒地，从一开始就没有拿出一套积极应敌的作战方略，又缺乏御将之道，加上军队严重腐败，既无作战之力也无抵抗之志，致使金军长驱直入，越过大片宋朝领土轻易打到汴京，推翻了北宋王朝。王朝覆灭前夕，军队无用，统治者希望钱财能救宋王朝一命。金人的胃口很大，一开口就是“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锦帛、牛马、驼骡，万数浩瀚”。宋朝不得不大肆括索公私钱财，但所获有限，“竭神御、乘舆、宫禁、王府、主第、宫观寺、内外百官、士庶人等金及三十余万，银一千二百余万，又送以服御、犀玉、腰带、真珠、宝器、女乐、珍禽、香药、茶、锦绮、酒果之类，并以祖宗以来宝藏珠玉等物准折”。因有“数万金银未敷”，金人不肯退兵。[144]于是宋朝揭榜通衢大道，“立限俾悉输之官，限满不输者斩，许奴婢及亲属诸色人告，以其半赏之。都城大扰。限既满得金二十余万两，银四百余万两，而民间藏蓄为之一空”。[145]到了靖康二年（1127年），形势更为危急，“留守司差官百员，分定街巷，不问贫富，遍加根检，下至贫民，一分一钱之微亦取。两府之尚书大戸，各金二十两，银五十两，表段三十匹，至撤居。致仕、选人、校尉，各以差次输纳。稍有违限，发遣家属赴军前。至此，人益不聊生矣”。[146]
浩劫不限于京师一地，中国最大的港口广州也在其中。靖康元年（1126年）六月十五日，右司谏徐秉哲的奏疏历数蔡京的倒行逆施，并揭露官员燕瑛“括二广与南海之宝货香药以赂王黼及群阉”，因而获得升迁的丑行。[147]情势危急，官府重敛，寄生虫蚕食无忌，广州的商贸在劫难逃。
北宋末世政治、经济形势的逐渐恶化，不仅使宋朝百年积蓄消耗一空，还给人民带来了空前沉重的灾难。敲骨吸髓式的科敛、榨取和搜括越来越严重。金人的入侵一举推翻了腐朽透顶的北宋政权。政治衰朽的同时，市舶贸易也不断滑坡，迅速走向自己的末日。
【注释】
[1]《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
[2]［宋］曾巩：《元丰类稿》卷四十九；《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八，太平兴国二年三月乙亥。
[3]《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
[4]［宋］高承编：《事物纪原》卷六《香药》。
[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一，咸平五年二月。
[6]《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互市舶法》
[7]《宋会要辑稿·食货》四六之一。王应麟：《玉海》卷一八二有相同记载。而《文献通考》卷二十五《国用考》上、吕祖谦《历代制度祥说》卷四、《宋史》卷一七五《食货志》则为：天禧末，诸州水陆上供金帛、缗钱二十三万一千余贯、两、端、匹，珠宝、香药二十七万五千余斤。未知孰是。
[8]龙涎香与其它香药价格差别之大，可参考《明会典》卷一〇二《礼部六十一·番货价值》的记载：龙涎每两三贯，即每斤48贯（当时的度量衡为十六进制），乳香毎斤5贯，沉香毎斤3贯。
[9]以北宋中期广州进口香药为例。熙宁十年，广州进口的乳香中，四色瓶香每斤均价为3.5贯，黑塌香为1.6，同是乳香，价格相差如此之大。见章深：《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持续发展》，见黄启臣主编：《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广东经济出版社版，2003，第234页。
[10]［宋］晏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中卷一，《马忠肃公亮墓志铭》。
[11]《宋史》卷二九八《马亮传》。
[12]［宋］王应麟：《玉海》卷一八六。
[13]《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至三。
[14]《宋会要辑稿稿·职官》四四之三。
[1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二，开宝四年六月壬申。
[16]《宋史》卷二七〇《杨克让传》。
[17]《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
[18]［宋］晁补之：《鸡肋集》卷三十四《张穆之触鳞集序》。
[19]《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互市舶法》：太宗时，置榷署于京师。官方规定，各国香药宝货运至广州、交趾、两浙、泉州等地，必须先进入官库，然后才允许民间贸易。
[20]《宋史》卷五《太宗本纪》。
[21]《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互市舶法》
[22]《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
[23]《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三。
[24]《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三。
[25]《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至二。
[26]《宋会要辑稿稿·职官》四四之二：“闻在京及诸州府人民或少药物食用，今以下项香药止专卖广南、漳、泉等州船舶上，不得侵越州府界，紊乱条法。如违，依条断遣。其在京并诸处即依旧官场出卖及许人兴贩。”
[27]参见《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
[28]《宋史》卷二九八《马亮传》。
[29]见《清乾隆朝实录》卷之七九一，乾隆三十二年闰七月；卷之八一七，乾隆三十三年八月。
[30]《宋史》卷二九八《马亮传》。
[31]《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二之一二。又见四六之一〇。
[32]《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四－五。
[33]《宋会要辑稿稿·食货》三六之一七。
[34]［宋］王应麟：《玉海》卷一八一。
[35]《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会计》。
[3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三，皇祐四年六月。
[37]［宋］郑獬：《郧溪集》卷八。
[38]《宋史》卷二九八《马亮传》。
[3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建隆元年九月。
[40]《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
[41]《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二〇。
[4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乾德三年三月，《宋史》卷二七〇《杨克让传》。
[4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乾德二年十二月。
[4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乾德三年三月：“诸州度支经费外，凡金帛以助军实，悉送都下，无得占留。”
[4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四，宝元二年九月。
[46]［宋］王应麟：《玉海》卷一八六《宋朝三司使·淳化总计使·熙宁会计司》。
[47]《宋史》卷一六二《职官志》。“三司之职，国初沿五代之制，置使以总国计，应四方贡赋之入，朝廷不预，一归三司。通管盐铁、度支、户部，号曰计省，位亚执政，目为计相。其恩数廪禄，与参、枢同。”
[48]［宋］王应麟：《玉海》卷一八六《宋朝三司使·淳化总计使·熙宁会计司》。
[4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乾德三年三月。“去年已有此诏，故此云申命。原注：别置库，本志及他书皆云在乾德初，未审何年，计必是平西川后也。因命诸州不得占留金帛附见其事。”
[5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九，太平兴国三年十月乙亥条。
[51]程民生：《论北宋财政特点及积贫的假象》，《中国史研究》1984年3期。
[5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九，太平兴国三年十月乙亥条。
[53]《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二之六-七。
[54]［宋］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六十四。
[55]《宋史》卷一七九《食货志》。
[5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建隆二年四月壬戌。
[5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乾德二年八月辛酉，初令京师、建安、汉阳、蕲口并置场榷茶。
[58]《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互市舶法》。建安等场为榷茶场，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乾德二年八月。
[5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建隆三年正月丁亥。(https://www.daowen.com)
[6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乾德三年九月己卯。
[61]《管子·海王》。
[62]于孔宝：《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盐铁专卖制度——“官山海”》，《盐业史研究》1992年第1期。
[63]《汉书》卷六《武帝纪》天汉三年（前98年）二月，“初榷酒酤”。
[64]《新唐书》卷五十四《食货志》。
[6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建隆二年四月壬戌。“汉初犯私曲者并弃市，周祖始令至五斤死。上以周法尚峻，（建隆二年四月）壬戌，诏民犯私曲十五斤、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始处极典。”
[6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乾德二年八月辛酉。
[67]《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六之一—二。
[68]《旧五代史》卷一三八《回鹘传》。
[69]［宋］曾丰：《缘督集》卷十三《送广东潘帅移镇湖南口号》。
[70]《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至一二。
[71]［宋］曾巩《元丰类稿》卷四十九；《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八，太平兴国二年三月。
[72]［宋］王应麟：《玉海》卷一八一《天圣茶法·景祐茶法》。
[73]《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六之二二。
[7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开宝元年九月壬午。
[75]以下资料见义净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王邦维校注，中华书局，1988年。
[76]见义净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王邦维校注，中华书局，1988，第68—244页。
[77]［宋］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一。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第41页。
[7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九，太平兴国三年十月乙亥。
[79]详见张其凡：《从高粱河之败到雍熙北伐》，《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
[80]《辽史》卷九《景宗纪》。
[81]《太宗实录》卷三十五，《元丰类稿》卷四十九。
[82]《宋史》卷二五九《刘廷让传》。
[83]《宋史》卷二五九《刘廷让传》。
[84]［宋］叶适：《水心别集》卷十一《兵总论》。
[8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八，太平兴国二年三月乙亥。
[86]《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互市舶法》。
[87]［清］黄以周等：《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五，熙宁二年七月壬午。
[8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〇，熙宁三年五月庚寅朔。
[89]《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互市舶法》。
[9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四，熙宁七年七月。
[9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四，熙宁六年七月。
[9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五，元丰元年十一月。
[93]毕仲衍在宋神宗元丰年间任起居郎，作《中书备对》三十卷，在当时士大夫中颇有影响。目前该书全貌已不可得见，但其中的一些内容尚保存在一些古籍中。熈宁十年明、杭、广州乳香收入数量及部分香价就存在于清人梁廷枏所作《粤海关志》卷三《前代事实》中。
[94]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第912页。
[95]如前所述，在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年），广州外贸收入有超过一百万的说法，“百万其赢”，但还需要确定其真实性。
[96]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第1041—1042页。
[97]《九朝编年备要》卷十八，熙宁二年七月，《长编纪事本末》卷六十六。
[9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七，熙宁四年十月。
[9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二，熙宁五年四月，《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三九二。
[100]《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六，绍兴三十年九月。“本路（广西）诸州，上供钱买银，每两三四千。其折与蛮夷，每两二千而已。”
[101]《金史》卷四十八《食货三·钱币》三月，参知政事李复亨言：近制犯通宝之赃者，并以物价折银定罪，每两为钱二贯。
[102]《明太宗实录》卷一六三，永乐十三年四月，交趾布政司言：“本境官盐乞定例召商，许以金银铜钱中纳。于是户部定议：金一两给盐三十引，银一两、铜钱二千五百文，各给盐三引。从之。”可见此时金1两折银10两；银1两折铜钱2500文。
[103]《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三一至三二。
[10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九。《文献远考》卷九载，哲宗元祐六年“申钱币阑出之禁，立铜钱出界徙流、编配、首从之法”。这年距钱禁初开的熙宁六年共17年。
[105]《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四四。
[106]《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四四。
[107]［宋］张方平：《乐全集》卷二十六《论钱禁铜法事》。
[108]［宋］张方平：《乐全集》卷二十六《论钱禁铜法事》。
[10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〇一，元丰二年十一月。
[110]《文献通考》卷二十《市籴考》。
[11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一，元祐五年四月。
[112]《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七之一六。
[113]《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
[114]［宋］黄裳：《演山集》卷三十三《中散大夫林公（积）墓志铭》。
[115]朱彧：《萍洲可谈》卷二。
[116]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七之二九至三〇统计。
[117]朱彧：《萍洲可谈》卷二。
[11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五，元丰六年六月戊申。
[11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五、三四五。
[120]张方平：《乐全集》卷二十六《论钱禁铜法》。
[121]《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九，《宋史》卷十七《哲宗纪》。
[122]［清］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三。
[123]［宋］黄裳：《演山集》卷三十三《中散大夫林公（积）墓志铭》。
[124]《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一六。原书作元丰四年，误。
[125]《文献通考》卷二十五《国用考》。
[126]《宋史》卷十九《徽宗纪》。
[127]《宋史》卷十九《徽宗纪》。
[128]《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二，徽宗崇宁二年二月。
[129]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十六，崇宁元年十二月。
[130]《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互市舶法》。
[131]《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互市舶法》。
[132]《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之七。
[133]《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〇至一一。
[134]《文献通考》卷二十。
[135]《文献通考》卷十《户口考》。
[136]《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农田》。
[137]《宋史》卷二百《刑法志》。
[138]［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
[139]［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政和七年七月十八日。
[140]《宋史》卷二十一《徽宗纪》。
[141]《文献通考》卷二十二《土贡考》。另有政和四年以后之说，见《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八《徽宗皇帝·花石纲》。
[142]《宋会要辑稿稿·职官》四四之一二。
[143]《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一。
[144]［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十，靖康元年正月二十日丙戍。
[145]［宋］佚名：《靖康要录》卷一，靖康元年正月二十六日。
[146]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十七，《靖康中帙》（靖康元年四月）十九日。
[147]［宋］佚名：《靖康要录》卷六，靖康元年六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