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舶贸易的价值受到更多的质疑

对外贸社会作用的怀疑和否定性议论，早已出现在孝宗朝君臣的对话中。前面我们已经谈过孝宗与提举福建市舶张坚关于乳香的对话。此后朝廷对外贸是否有利的疑虑加深，支持也逐渐减少。

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有官员上奏提出外贸的得失问题，认为广东、福建、两浙三路海外贸易收入固然不少，但付出了金银铜钱大量流失的代价；而且严厉的法律，挡不住奸商和黠吏的互相勾结、合谋违禁。“国家三路舶司岁入固不少，然金银、铜铁，海舶飞运，所失良多，而铜钱之泄尤甚，民用日以枵。法禁虽严，奸巧愈密。商人贪利而暮夜贸迁，黠吏受赇而纵释莫问，其弊卒不可禁矣。”^[102]

范成大乾道二年（1166年）出知静江府。在这一任上，他上奏痛陈铜钱外流的问题：首先是铜钱外流的严重性。“东南蕃夷舶船岁至中国，旧止以物货博易，近年颇以见钱为贵。广、泉、四明及并海州郡钱之去者不可胜计。”“访闻一舶所迁，或以万计。”其次是官方已经实施的严刑峻法，效果不彰。“绍兴三十年（1160年），尝大立法禁，五贯之罪死，随行钱物全给告人。罪赏之重至此极矣，而终弗败获。”第三，对外贸是否有益提出怀疑。“若资国用者无几，又多非吾之急须，则何必广开招接之路！”第四，提出停止外贸，以制止铜钱外流的建议。他以庆元为例说道：外贸商船所载，主要是青瓷、铜器、螺头、松实、板木等，“皆非中国不可无之物，而诱吾泉宝以去，利害重轻，不较而判”。“明州一处蕃舶岂不可以权住，姑塞漏钱之一穴？”并声称这是“拔本塞源，不争而善胜之道”。^[103](https://www.daowen.com)

范成大的意见在当年属于颇为偏激的一类。铜钱外泄挡不住，就停止外贸，“拔本塞源”。类似主张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但用之于市舶贸易，这是比较早的。中外海路贸易中的闭关自守思想，在南宋后期虽已存在，尚不多见。

再往后，进口商品市场继续萎缩，海外贸易的财政价值一降再降；铜钱继续涌出国境，势不可挡。钱重物轻，物价飞涨，于是否定外贸社会作用的声浪渐大。开禧年间（1205—1207年），王居安知兴化军。“既至，条奏便民事，乞行经界，且言蕃舶多得香犀、象翠，崇侈俗、泄铜镪，有损无益，宜遏绝禁止。”^[104]“有损无益”是对外贸经济价值的否定。中外海路贸易的名声在不少官员心目中越来越不好了。

嘉定十二年（1219年），有官员在奏折中为金银流失海外而惋惜，宁宗命令市舶机构只用绢帛、锦绮、瓷器等交易进口商品；即使贸易受到损失，也无关紧要，“止以绢帛、锦绮、瓷器之属博易。听其来之多寡，若不至则任之，不必以为重也”。^[105]宋朝统治者决心不再以金银流出为代价维持和发展海外贸易。乾道以后，乳香由于难以推销，从香饽饽逐渐变成了鸡肋。宋朝财政虽然继续获益于进口商品的市场价值，但朝野上下对外贸的态度已经变为听任其自生自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