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州等港口的市舶机构

（一）密州

密州市舶司设于元祐三年（1088年）三月十八日，^[160]比泉州设置市舶司晚几个月。密州与泉州设置市舶司的时间和原因都相近，但两个港口的条件和功能差别很大。

密州在今山东诸城一带，位于山东半岛，北宋时属于京东东路。密州出海口在板桥镇（今山东胶州），这是当时长江以北数量不多的外贸港口之一。

从密州港口前往高丽，海路近便。在北宋，中国和高丽交通往来分南路和北路。南路的出海口在明州。北路出海口主要有两个，其一在密州板桥镇。船舶由板桥镇出胶州湾，可东渡黄海，直达朝鲜半岛西海岸。宋朝和高丽的北方，雄踞着兵强马壮的辽国，两国都感受到辽国的严重威胁。为避免辽军的海上骚扰，北宋与高丽的交往经常取道南路。

但取道南路也有安全隐患。在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年），中丽交往曾经改道，以北路的密州取代南路的明州。元丰六年（1083年）十一月，官员冯景受命察访宋丽海上交通情况，他到了登州和密州，结论是两地交通高丽比明州近便。^[161]密州通高丽比明州通高丽地理距离稍近，这是事实，但哪个港口更合适，还有别的因素要考虑。宋人所以对高丽人由明州出入有顾虑，因为高丽人自明州上京距离较长，沿途所见，可能探得宋朝虚实，诸如哪里物产丰饶易取、哪里防卫薄弱容易攻破等。高丽向宋朝劲敌辽国称臣纳贡，关系密切，宋朝君臣担心高丽为辽国收集情报。(https://www.daowen.com)

神宗时期有过两次设置密州市舶司的动议，都被否决。第二次是在元丰五年（1082年），知密州范锷上奏：“板桥濒海，东则二广、福建、淮浙，西则京东、河北、河东三路，商贾所聚，海舶之利颛于富家大姓。宜即本州置市舶司，板桥镇置抽解务。”^[162]范锷的说法显示，密州过往的商人绝大多数来自中国各地，这是个中国东南部和西北部之间的商货交通枢纽。

密州交易商货中包含进口商品。熙宁七年（1074年）八月，神宗的一道诏令称：“前权京东路转运判官、太子中舍王子渊送审官东院差通判洋州，坐擅于密州置市易务借官钱市乳香也。”^[163]运到密州的乳香，部分由中国商人从海外直接进口，但更多的可能是闽粤商人为了逃避当地市舶司的垄断贸易和重税盘剥，从闽粤海港转口而来。毕竟，密州所在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与东南亚国家直接的交通贸易并不方便。因此，尽管密州交易商品中包含进口专卖品，但港口的主要功能不是海外贸易，而是国内沿海贸易。市舶司也管辖沿海贸易，例如海南岛与中国大陆的贸易也在市舶司管辖之下。但国内沿海贸易毕竟是市舶司的次要功能，管理中外商舶贸易才是其主业。在密州设置市舶司，主要是发挥市舶司的次要功能，不是很有必要。

前面说过，熙丰变法时期泉州和密州都有设置市舶司的动议，全被否决，这就成了元祐更化两地设置市舶司的一个理由。元祐三年（1088年）三月，朝请郎金部员外郎范锷与京东路转运司提出，应当在密州设置市舶司，把过去划归法定犯罪贸易行为合法化，“与其禁榷用幸，隐匿归之于私室，莫若公然设法招诱，俾乐输于官司，则公私两便”。^[164]范锷的主旨也是减少政治强制力，让经济政策回归宽和，有便民和还利于民的意思。朝廷批准范锷的建议，于是密州也有了市舶司。

但密州设置市舶司的决定并不明智。市舶司作为管理海外贸易机构，在密州的作用并不大。密州的市舶司设置以后，影响很小，悄无声息。

无论如何，泉州、密州两地设置市舶司是个标志性事件，宋朝市舶司制度由此进入一个新阶段。第一，泉州和密州设置市舶司，允许经营专卖品的航海贸易港口从三个增加到了五个。广州等港口垄断权相对缩小，海外贸易所受的束缚相对减少、自由度加大。第二，确立了广东、福建、浙江三路市舶司三足鼎立的格局，标志着宋朝市舶贸易港口布局走向成熟。第三，基本完成了市舶司设置理念的转换。此后市舶司的增减，主要与港口外贸规模相联系，外贸规模下降便撤销市舶司，外贸规模上升便增设市舶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