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和明州港市舶司接踵而至
广州设置市舶司之后的十多年间，宋朝曾经满足于只设广州一个市舶司。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五月，吴越国钱俶向宋朝献上杭州、明州等十三州地。过了许多年，朝廷才在两浙路设置市舶司。
宋朝最初设置市舶司时，并没有把对东亚国家的贸易考虑在内，“市舶司掌市舶南蕃诸国物货航舶而至者”。[26]随后不久，宋朝调整了市舶司的功能，两浙路这才有了市舶司。两浙路的市舶司主要经营管理同东亚国家的贸易往来。东亚国家一般称“东蕃”，不属于南蕃范畴。自从两浙路有了市舶司，市舶司的业务范围便从南蕃扩展至东蕃，涵盖了当时中外海路贸易的全部国家和地区。
（一）杭州是两浙路首设市舶司的港口
1.两浙路初设市舶司的年代
关于两浙路市舶司初设年代，现存史料不甚明了，且有互异之处，可以比较肯定的情况如下：
第一，杭州市舶司首设年代的大致范围。杭州归宋在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五月，杭州市舶司始建于其后。雍熙四年（987年）六月，朝廷令两浙等地商人将违禁香药、犀牙在限期内送至“官场”。[27]此时两浙似乎尚未设市舶司；如果存在市舶司，应该将香药、犀牙送到市舶司。再过两年两浙路已有市舶司：端拱二年（989年）五月，“诏：自今商旅出海外蕃国贩易者，须于两浙市舶司陈牒，请官给券以行。违者没入其宝货”。[28]杭州市舶司应首设于雍熙四年六月到端拱二年五月（987—989年）之间，这是两浙路最早设置市舶司。[29]
第二，明州市舶司的首设年月。太宗淳化年间（990-994年），明州也有了市舶司，“淳化中，市舶司从杭州徙置于明州定海县”。[30]淳化共五年，“淳化中”当为淳化三年（992年）。《乾道临安志》明确记载杭州市舶司移至明州在淳化三年四月。[31]
第三，杭州、明州分别设置市舶司之前，市舶司在两地的变动。杭州市舶司设置在先，明州市舶司在后。市舶司由杭州移至明州定海县后不久，又回迁杭州。[32]自咸平二年（999年）九月起，两地分别设立市舶司，从此开始长达88年的广、杭、明三州市舶司并立的局面。
为什么市舶司在杭州和明州之间迁来移去，后来两地又同时设置？这是个有趣的问题。这里试作探讨。
此前广州已经设置市舶司。本路官府的治所在广州，本路最高军政长官知广州出任市舶使，通判为判官，转运司也参与其事。当时的岭南，没有能同广州拮抗的港口。两浙路情况不同。两浙路地方官府的治所在杭州，地位相当于广南东路的广州。杭州设置市舶司，知杭州出任市舶使，跟知广州出任市舶使一致。不巧的是，两浙路当时最好的海外贸易港却不在杭州，而在明州。在杭州建立市舶司管理明州的外贸，既不合适也不方便。这是其一。其二，杭州地处大运河南端，各地出口和进口商品都在此汇集，然后各奔前程。市舶司当时还管理国内沿海贸易，有些沿海贸易商货并不经过明州。杭州如果没有市舶司，则商货征税和管理等，当有所不便也有所不周。两浙路市舶司先设杭州，接着迁移明州，最后两地都设，各从其便，各司其职，原因在此。
从国内和海外交通条件看，杭、明州各有短长。这里先谈杭州港的情况，明州港容后讨论。
2.杭州港的优势与劣势
杭州地处当时中国南北交通最主要枢纽大运河的南端，与京师水路相通，国内交通条件得天独厚。京杭大运河由此发端，蜿蜒而北，流经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河流，形成以洛阳为重心，包括关中盆地、河北平原、太湖流域，以及陕西、河南、河北、安徽、江苏、山东、浙江七个省区的庞大运河网，把当时中国主要的生产和消费地大部囊括其中。这就意味着杭州的经济腹地非常广阔，进出口商品四面八方去来，聚散裕如。
但杭州港的海外交通条件却不那么好。从杭州出海，依次经过钱塘江和杭州湾。钱塘江的潮汐大、潮位高，本有利于海船航行，但它涨潮时间很短、潮涌大、水流急，又给船舶航行带来了困难。杭州湾的暗礁浅沙较多，是船舶往来的隐患，行船者多避而远之。“海商舶船畏避沙潬，不由大江，惟泛余姚小江，易舟而浮运河，达于杭越矣。”[33]在当代，杭州港是个内河港；在宋代，基本格局也是如此。
3.宋代杭州市舶司的地位
根据现存史料我们看到，宋代杭州外贸不发达，杭州市舶司的重要性不但低于广州、明州，也低于后成立的泉州市舶司。即使与相对近便的对东亚国家贸易，杭州港也无明显的吸引力。
杭州对东南亚贸易在广杭明三州市舶司中地位最低。北宋人毕仲衍在《中书备对》中，专门录下了熙宁十年（1077年）明、杭、广三州乳香收入的数量及部分香价。各州的具体数字是：广州348673斤，明州4739斤，杭州637斤。[34]这表明，熙宁十年，杭州进口的乳香在三州进口乳香总额中，仅占0.18%，而广州则高居98.48%，明州比例也低，为1.34%，但比杭州高出七倍多。乳香主要来自西亚，多经东南亚海路而来。相比杭州和明州，广州离乳香产地比较近，贸易份额独大不足为奇；但杭州的乳香贸易份额少得可怜，比邻近的明州低了太多。
以杭州为目的地的外国使者商人，不经中国其他港口，直接抵达杭州是否方便，还是个疑问。有史料显示，一些人手持杭州发放的许可证出海，回来时却是在明州登岸。元祐五年（1090年）八月，杭州知州苏轼上奏：明州申报高丽人使李资义等二百六十九人，先后抵达明州，他们手持的却是商人李球于去年六月向杭州市舶司申领的前往高丽国贸易的公凭，“明州申报高丽人使李资义等二百六十九人相次到州，仍是客人李球于去年六月内请杭州市舶司公凭往高丽国经纪”。[35]当时的一般做法是：商民航海贸易的出入港口要一致，在哪个港口申请出海凭证，回来时也要在哪个港口靠岸，并交回出海凭证。苏轼在文章中没有指出李球向杭州市舶司申请出海凭证，却在明州靠岸有何不妥。这应该已是当时当地的习惯做法。
熙宁九年（1076年）五月，中书门下报告朝廷：给事中集贤殿修撰程师孟提议废罢杭、明州市舶司，海路贸易商船归于广州市舶司抽解。中书门下主张让程师孟到三司，与三司官员一道探讨这样做的利弊得失。随后三司奏报，已与程师孟详细讨论广州和明州市舶司的情况，可从对市舶司和外贸条约做些删节和修改开始。但朝廷表态很谨慎，没有接受上述动议，“恐逐州有未尽未便事件，令更取索重详定施行”。[36]在讨论是否撤销杭州、明州市舶司时，三司重点考虑的是明州的去留，杭州市舶司存留与否似乎不受关注。
苏轼在元丰三年（1080年）八月的一份奏状提到，《元丰广州市舶条》的内容：“诸非广州市船司辄发过南蕃纲舶船，非明州市舶司而发过日本、高丽者，以违制论，不以赦降、去官原减。”[37]这是《元丰广州市舶条》的内容，里面也没有提到杭州市舶司。
市舶司与市舶贸易密切相关。设置市舶司和作用较大的市舶司，是重要且受朝廷重视的港口。杭州作为海外贸易港，显然不太重要故而不受重视。
（二）明州港的优势与劣势
我们已经知道，明州市舶司首设年份在淳化三年（992年）。自咸平二年（999年）九月起，杭州、明州两地分别设立市舶司，广州、杭州、明州市舶司并立的格局从此开始。
明州的国内和海外交通条件的优势与劣势，恰好跟杭州倒过来。
明州港口位置和天然条件。明州港位于东海之滨，甬江、余姚江、奉化江在此汇合，东有舟山群岛为天然屏障，北濒杭州湾，港域辽阔，水深浪小，长年不冻，这是个自然禀赋优越的深水海港。
明州的地缘优势在近迩东亚各国，海外交通贸易借地利之便以高丽、日本为主。
早在北宋前期，明州已是中国与东亚国家交往的一个港口。天禧四年（1020年）二月，明州报告：高丽夹骨岛民阔达，因风漂舟至定海县海岸。真宗派遣明州官员前去慰问并送上回程食粮，以便他们回国。[38]天圣四年（1026年）十月，日本国一行自称是太宰府派来贡献方物的使者，到达明州。[39]
此时往来女真、高丽的船舶主要在登州港出入。登州位于山东半岛北部偏东，早已是中国与东亚国家交往的重要港口。庆历六年（1028年）五月，因登州离辽国不远，又在京东东西路附近，仁宗担心由此而来的安全隐患，命令登州官员查明当地与海外国家的距离，探寻防卫方略并向朝廷汇报：“访海外诸国道里远近，及究所以控御之策具奏。”[40]
北宋中期，宋朝与高丽关系有过一番调整。辽国雄踞宋朝东北部，是宋朝的宿敌和劲敌，一再打败宋军。辽国东南又与高丽陆路接壤。宋朝立国初期，与高丽关系密切，但从太宗朝开始，两国关系明显疏远。最初几代皇帝对高丽兴趣都不大，不冷不热。熙宁七年（1074年）以后，宋辽关系再度紧张。而在此前，神宗已经改变政策，开始加大力气笼络高丽，明州便受命担负起迎来送往高丽船舶的责任。熙宁六年（1073年）十月，高丽使者来到明州海岸，神宗令当地熟悉海道的人接引，并让两浙路转运司派官员采用新式礼仪欢迎与犒劳。[41]次年，高丽国使者提出要远离契丹，改从明州登岸上京。这个要求自然得到了宋方同意。[42]元丰元年（1078年），宋朝使者安焘、陈睦出使高丽从明州定海“绝洋而东”。直到北宋末，宋朝使者一直都以明州为前往高丽的出发地。[43]
在中国与东南亚贸易中，明州也发挥了作用。明州与东南亚存在直接贸易，但比较稀少。北宋初，曾有一艘阇婆来华朝贡的船舶，在海上漂泊六十天后抵达明州的海港所在地定海。掌管市舶贸易的官员张肃派遣驿递兵奏报京师，并说从服饰样貌看像是曾经入贡的波斯人。“先是，朝贡使泛舶船六十日至明州定海县，掌市舶监察御史张肃先驿奏其使饰服之状与尝来入贡波斯相类。”[44]明州市舶官员不了解阇婆，或是阇婆较少与明州交往。由此可见明州与东南亚及其以西地区直接交往不多，或者比较少。但明州港在东南亚和东亚国家之间的转口贸易地位颇为重要：进入广州的东南亚商品通过明州转口到东亚国家；东亚国家的商品也通过明州转口到广州，再输送到东南亚等地。但在当时，从事这类转口贸易的商人和商船应该多是华人和中国船舶。
明州的对内交通却不那么便利。海路贸易船舶到达明州市舶司所在地定海县后，必须改用小船经杭州湾、钱塘江到杭州，或由内河循余姚江西上，转曹娥江、钱塘江到达杭州，经过这一番折腾之后，船舶才能驶入大运河。根据晚清时期的文献记载，从明州到杭州，乘坐传统船舶需要四天时间，而且要等到潮涨时分才能上溯杭州。[45]人和商货改换小船，路途迂回和时间的迁延，都是明州国内交通的不利因素。
可见，把杭州或明州作为外贸港口都有一定缺陷。远洋商船愿意在明州登岸，进口商品由此进入长江中下游交通网络，进入中国腹地；官员则更多考虑运送进口商品上京的便利，希望商人直接运货到杭州。这恐怕就是张肃提出市舶司设在明州“非便”的理由。两浙市舶司的初期，设置地点在杭州、明州间摇摆，实际上是官方在较容易运送进口商品的地点，与海商密集的地点之间做出取舍。如果市舶司只是管理和服务海外贸易的机构，就不会发生这样的周折，杭州和明州港就可以一内一外，各尽所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
咸平二年（999年），宋朝决定两地同时设司，“听蕃客从便”。②商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在两个市舶司中挑选一个办理商船出入手续。对于官方这可能是无可奈何的决定，对于外贸经济则意味着商人获得了应有的选择权。两地同时设立市舶司的客观后果，是明州依仗海外交通的优势，在对东亚贸易和国内沿海转口贸易上风光无限，而杭州则发挥其国内交通运输的特长，在出口商品输往明州和进口商品输送分销全国各地的环节上占尽优势。明州与杭州取长补短，分工协作，从海路交通贸易角度看两州是外港与内港的关系。
（三）北宋中期和后期的杭州、明州市舶司
北宋神宗朝，市舶司制度颇有些动荡，对于明州港却有益无害。熙宁七年（1074年），宋辽关系紧张，宋朝为保证京师安全，规定登州、莱州不再出入商舶，来自高丽的船舶改由明州出入。此后，北部边防局势日益危急，这个规定一直延续到北宋灭亡。元丰三年（1080年）制定的《元丰广州市舶条》，明确规定把明州作为中国与高丽、日本民间贸易和官方交往的港口。这是对明州市舶司作用的正式肯定。相形之下，杭州市舶司显得有点落魄孤冷了。
哲宗元祐初年至北宋亡国，杭州和明州市舶司再经动荡。
崇宁元年（1102年）七月十一日，徽宗诏令“杭州、明州市舶司依旧复置。所有监官、专库、手分等依逐处旧额”。[46]崇宁元年七月以前，杭州和明州曾经不存在市舶司。两州市舶司是什么时候撤销的，未见史籍记载。但我们知道两个市舶司为什么恢复。这道命令发出前几天，七月五日，蔡京首次拜相，“以蔡京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47]
此次复置杭州、明州市舶司是蔡京的主张，是他新官上任所烧的一把火。蔡京作为宰相，对神宗熙丰变法倍加推崇，大力效法，但具体政策措施却根据自己的需要而有些不同，对市舶司的态度就表现出很大的差异。熙丰变法时期对市舶司的态度是尽量少设不设市舶机构，并降低其作用，让变法机构市易司等大行其道。但蔡京则是发展健全市舶机构，把市舶司作为执行其意志的工具。两种做法并无本质区别，都是通过外贸让朝廷获得更多的财富。
此后，蔡京坚持不断地采取措施恢复和健全市舶司，他的反对者则不断在市舶机构和人员配置等方面拆他的台。他一再被徽宗罢免，离开相位。每当这时市舶司就随之动荡。但他一取得相位，就马上恢复和健全市舶司。上面谈了蔡京出任宰相几天后就恢复杭州和明州市舶司。类似的事情后来至少还有过两次。
崇宁五年（1106年）二月，蔡京首次罢相，赵挺之再任宰相。没过多久，蔡京的做法就被扫地出门。[48]大观元年（1107年）正月，蔡京第二次出任宰相，两个月后，便恢复了先前被撤销的掌管广南东路、福建路、两浙路市舶司的官员。[49]政和二年（1112年）五月十三日，蔡京第三次出任宰相。[50]十多天后，即五月二十四日，两浙、福建路市舶司复置。徽宗根据福建路提点刑狱邵涛的奏请，诏令“两浙、福建路依旧复置市舶”。[51](https://www.daowen.com)
此后到北宋灭亡，两浙市舶司再未撤销。不仅如此，由于蔡京在政和二年（1112年）五月到宣和二年（1120年）六月多年出任宰相，执掌大权，两浙路市舶机构都在发展。政和三年（1113年）七月二十四日，徽宗指示在秀州华亭县兴置市舶务。[52]秀州华亭县大致位于今上海市松江区一带，是原先从未设置市舶机构的港口。政和七年（1117年）七月，朝廷接受提举两浙路市舶张苑的建议，允许镇江、平江府这两个没有市舶机构的地方接待远洋商船，经营进出口商品。[53]宣和七年（1125年）三月十八日，“诏降给空名度牒，广南、福建路各五百道，两浙路三百道，付逐路市舶司充折博本钱。仍具每月博买并抽解到数目申尚书省”。[54]这年四月蔡京罢相，此后再没复位。
徽宗朝各市舶司提举官、市舶机构存废表
资料来源：《宋会要·职官》四四；《文献通考》卷二十。
说明：废提举官时，由其他官员兼管市舶司；废市舶司时，由其他官司兼管市舶贸易。
（四）南宋时期的两浙市舶机构
南宋初年，金军南下，两浙沿海是重要战场，市舶贸易大受其害。两浙路市舶机构采取双层管理体制，即两浙路市舶司管辖五个市舶务，“福建、广南各置务于一州，两浙市舶乃分建于五所”。[55]两浙路市舶司管辖下的五个市舶机构分别是：杭州、明州、秀州、江阴军、温州市舶务。[56]一个市舶司加上五个市舶务，两浙路共有六个市舶机构，下面对这几个市舶机构做简要介绍：
1.两浙路市舶司
两浙路市舶司管辖若干市舶务的制度早在北宋徽宗朝就已有之，市舶务的数量从开头的两个，增加到五个。南宋时期这个制度延续了几十年。
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宋高宗赵构登基，六月便下令撤销两浙和福建的市舶司市舶贸易管理等工作，由转运司掌管。“两浙、福建路提举市舶司并归转运司，令逐司见在钱谷器皿等拘收，具数申尚书省”，[57]提出这个主张的是时任宰相李纲。他的意图是精简机构，节省经费。[58]但一年后，高宗恢复了两路市舶司。“明年夏，复闽浙二司，赐度牒直三十万缗为博易本。”[59]恢复闽浙市舶司与以下因素相联系。
第一，李纲罢相。北宋末年，李纲力主抵抗金人入侵，名声大振。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五日，宋高宗任命李纲为宰相。但他主政仅七十五天，便于当年八月十八日罢相。撤销闽浙市舶司是李纲的主张，人去政息，他的主张便被后来者逐步推翻，两个市舶机构也因此恢复。
第二，健全市舶贸易管理制度。宋人章如愚说，南宋初年，两浙和福建市舶司被撤废，相关职责由本路转运司承接，“建炎中兴，诏罢两浙、福建市舶司归转运司”。检验二年尚书省报告：闽浙市舶司撤销后，商民营生不便，官府“亏失数多”，于是朝廷决定恢复闽浙市舶司。[60]
两浙路市舶司办公地点在杭州。建炎二年（1128年）六月十八日，两浙路提举市舶吴说在一份奏札中写道，该市舶司的旧址已被烧毁，建议移入已经弃之不用的杭州神霄宫内。高宗批准了这个提议，但附带条件是，市舶司用房不得超过四十间。[61]此时新建的南宋王朝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经费异常紧张，皇上此时尚未重视海外贸易，故而有此约束。
在南宋，两浙路市舶贸易不太景气，市舶司官吏既不认真履职，又扰乱和损害外贸秩序。诚如章如愚所言：“乾道初，臣僚言：两淮（浙）临安、明州、秀州、温州、江阴军凡五处有市舶，祖宗旧制，有市舶处知州带提举市舶务，通判带主管，知县带监，而逐务又各有监司。市舶置司乃在华亭。近年遇明州舶船到，提举带一司吏人留明州数月，名为抽解，其实骚扰。且福建、广南皆有市舶，物货浩瀚，置官提举，诚所当宜，惟是两浙置官委是冗蠧，乞赐废罢。”[62]福建、广东供养市舶贸易管理机构不成问题，而两浙路却不能延续。因为前者外贸繁荣，“物货浩瀚”，而两浙路市舶司的存在，“委是冗蠧”。两浙路的市舶贸易承受不起管理机构重叠带来的负担。
孝宗登基不久，乾道二年（1166年）六月，决定撤销两浙路市舶司，由本路转运司承接其事；两浙路下级市舶机构维持原样，所在地官员要负起监管责任，将收支情况汇总，报送转运司。“诏罢两浙提举市舶，逐处职事委知通、知县监官同行检视而总其数，令转运司提督。”[63]
两浙路有许多港口跟海外有或多或少的联系，数目超过本路市舶贸易机构的数量。嘉定十年（1217年）三月一日，有臣僚上言，海盐、青龙、顾迳与江阴、镇江、通泰等地都有不法商人大量收购米粮贩运海外国家获取厚利。[64]这个现象说明，两浙路沿海存在许多脱离市舶司控制的外贸。能违禁走私米粮，也就能违禁贩卖别的商品。再往后，市舶机构对外贸的控制力就更弱。
2.杭州市舶务
南宋初年，杭州市舶机构有过起落，存在时间不长。
建炎二年（1128年）七月，杭州升为临安府，[65]此后杭州的市舶机构改称临安府市舶务。孝宗淳熙元年（1174年）七月十二日，户部侍郎蔡诜在一份奏疏中谈到两浙路诸市舶务，其中包括临安府市舶务。[66]孝宗去世，光宗即位。此后不久，朝廷禁止商贾到澉浦港，临安府市舶务随之废罢。[67]光宗是淳熙十六年（1189年）二月登基的。废罢临安府市舶务的时间大致在绍熙元年（1190年）前后。
3.明州港
明州于绍熙五年（1194年）十一月改称庆元府，[68]南宋时期依然是两浙路最大和中国第三大港口。两浙路市舶司主管本路五个市舶务的运作，治所早先设置在杭州（临安府），绍兴二年（1132年）三月迁到秀州华亭县。[69]不知何故，两浙路市舶司从来不设在明州这个本路最繁荣的港口。
南宋初年，因为两浙是宋朝抵抗金军的主要战场，当地外贸因而受累。战争需要大批战船，官府势必就近筹措，抽调民间船舶不可避免。绍兴十年（1140年）六月，仇畬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上言：“敌情从来诡诈，乘间陟险，必出我不意。今舟船废坏略尽，望申饬州县，协力赴功。”这一提议得到朝廷批准。[70]州县官府用什么手段“协力赴功”？征用民船最为简便，得心应手。外贸需要船舶，这个时期明州外贸船舶必定吃紧。
乾道五年（1169年）是宋朝重视明州地位和作用的一个重要时间点。这年太常少卿林栗提出兴建东海海神庙于明州定海县，并且依照南海神庙的做法，敕封八字王爵，得到孝宗批准。[71]山东半岛的莱州，是北宋王朝东部沿海祭祀东海海神的地方，在南宋已经被金国占领。明州成为宋王朝祭祀海神的地点是外贸地位和作用提升的表现。
在南宋，明州有不少市舶贸易船舶往来，高丽和日本贡使也由此出入。
绍兴六年（1136年），高丽持牒官金稚圭到达明州，宋朝担心这是金国的间谍，匆匆回赐物品打发其离开。“赐银帛遣之，惧其为金间也。”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三月，高丽商人转达官府信息，希望遣使朝贺，宋朝依然不放心，没有同意高丽的要求。[72]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以后，高丽使者再没来华。
日本官府与南宋王朝的关系依然疏远。乾道九年（1173年），日本官府“始附明州纲首，以方物入贡”。淳熙三年（1176年），日本船舶被风吹泊明州，朝廷诏令“人日给钱五十文，米二升，俟其国舟至日遣归”。[73]“俟其国舟至日遣归”，说明当时常有日本商船出入明州港。
两浙路市舶机构中，光宗即位不久临安府市舶务即被废除，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年），江阴、温州和秀州市舶务也被废除，此后仅庆元府一处有市舶机构。“凡中国之贾高丽与日本，诸蕃之至中国者，惟庆元得受而遣焉。”[74]
庆元府市舶机构一直存在到南宋末年。宝祐六年（1258年）八月，都省的一份奏折提到庆元舶司。[75]《宋史》记载，“有潘方者，温州平阳人，宝祐四年进士。调监庆元府市舶。庆元降附，［潘］方不屈赴水死”。[76]官府任命潘方担任监庆元府市舶在哪一年，目前难以知晓。至元十三年（景炎元年，1276年）元军进入庆元时他仍在庆元。庆元市舶机构也许结束于此前不久。
4.秀州市舶务
秀州市舶务的港口在华亭县。因为是孝宗出生之地，秀州在庆元元年（1195年）十月升为嘉兴府。[77]当地市舶机构随之改称嘉兴府市舶务。
秀州在北宋政和三年（1113年）就已经有了市舶务。这年七月二十四日，徽宗下令在秀州华亭县兴置市舶务。[78]南宋时，秀州市舶贸易机构地位比较高，是两浙路地位仅次于明州的市舶机构；在全国市舶机构中，地位也蛮高。淳熙九年（1182年），孝宗下令，“广、泉、明、秀漏泄铜钱，坐其守臣”。[79]铜钱外流跟外贸商船去来紧密联系，外贸大港是严防把守的关键。在这里，秀州港的重要性紧跟在明州之后，排行第四。
绍兴二年（1132年）三月以后，秀州华亭县成为两浙市舶司所在地。这年三月，高宗令两浙市舶在秀州华亭县设署办公。[80]在孝宗乾道初年两浙路市舶司撤销前，两浙路市舶司仍在华亭县。[81]两浙路市舶司为何设置在华亭县，而不是在杭州或明州？可能的原因是：这一带已经发展成为海河运输条件良好、物产充裕、市场较为发达的富庶之区。市舶司有自己的官厅，还养着一批官吏；通往江海的通道需要较强的兵力把守，需要当地有过得去的物质条件。市舶司抽解、官市的进口商品的存放和运送；市舶司所在地就是海路贸易交往发达的处所，各类商品的交易，商贾、工匠、劳工等人员的往来，都需要各种物质和交通运输条件相配合。秀州华亭县位于今日的上海松江区，后日中国东部以至全国的经济重心正在这里发展成型。
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年），宋朝命令商船不得停泊秀州，当地市舶务被废弃，[82]终宋之世，再没恢复。但没了市舶务，当地外贸继续行进，地方官府担起了外贸管理的职责。
宁宗嘉定七年五月十六日嘉兴府状：伏乞令倭舶前来本部住泊，趁岁计。诏：权令嘉兴府行下华亭县，住泊海南船只抽解。如客人陈给公据，仰本府具申户部出给，及不得住泊高丽、倭船。其客人起发前往海南州军，仰本府县严行觉察，不得容令夹带铜钱，申提刑司委官搜检。亦不许将元船再搬物货往广泉州军。如辄有夹带铜钱到于别处败获，守臣知县并行镌责。仍行下两浙转运司、庆元府照会，及浙西提刑司，专一觉察施行。[83]
嘉兴府市舶务是在嘉定年间取消的，但究竟哪一年，未见明确记载。这条史料不见嘉兴府市舶机构的踪影。宋朝制度，有市舶机构的港口才能经营中外贸易。地方官请求朝廷同意让日本商船前来住泊：“伏乞令倭舶前来本部住泊，趁岁计”，说明在正常情况下，当地是不允许日本商船前来住泊的。嘉兴府的奏状，得到朝廷的认可，显然这时的嘉兴府已经不存在市舶机构。朝廷依然允许这个当年的外贸港口继续经营中日贸易，因为当地官府需要通过外贸获得财政收入，“趁岁计”透露了这个信息。
再过三十多年，宋朝在嘉兴府的澉浦镇设置了市舶场。理宗淳祐十年（1250年），嘉兴府澉浦镇东海岸有了市舶场。[84]这是宋朝最后设置的市舶机构。
5.江阴军和温州市舶务
江阴军和温州，一个在两浙路的北边，一个在南边，南宋时期都设置了市舶务。两个市舶务都在宁宗嘉定年间被撤销。
江阴军位于长江咽喉，为江防要塞，是长江上的重要交通枢纽和江海联运的天然良港。高宗时，浙西总管李宝说，“连江接海，便于发舶，无若江阴”。朝廷曾经让他驻江阴军以防海道。[85]此地建立市舶务比较晚，在绍兴十五年（1145年）十二月。[86]
温州位于浙江省东南部，瓯江下游南岸，与福建沿海相连。温州离外贸大港泉州不远，又在泉州与东亚国家往来的航道附近，因而常有外贸商船过往和停泊。北宋中期，元丰三年（1080年）正月，两浙转运司说：温州百姓将海中所获高丽贡布缴纳官府。[87]南宋初年，金军南下之际，仓皇南逃的高宗曾经住泊此地。绍兴三年以前，宋朝在温州设立市舶务。[88]几年后，绍兴十年（1140年）十一月，市舶务的房舍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延烧焚毁，“温州大火，燔州学、酤、征舶等务”。[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