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外贸的后期
在这个阶段，形势的变化给广州外贸发展带来了一些有利的条件，增加了广州港的吸引力。
首先，让我们看看广州外贸的传统优势。广州海外交通条件在中国沿海所有港口中，具有特别优势。第一，中国的主要外贸对象是东南亚、南亚、西亚海路相通的国家，广州是中国距离这些国家和地区最近的理想港口。第二，广州有优质的港口，港口深阔，位于珠江三角洲纵深处，有利于防风防盗。第三，珠江三角洲是鱼米之乡，生活必须品供应充足，船舶建造和维修可以就地取材。第四，广州是历史悠久的贸易都会，吸引着大批流动人口，包括海外贸易港需要的熟练和非熟练劳动力，他们从事船舶修造、货物搬运和水上作业等。这是远洋运输和海内外商品交换中非常宝贵的人力资源。
其次，让我们看看广州外贸传统缺陷的改进。广州外贸也有些短板。但在元代，随着经济和技术的进步，情况正在改善。历史上，对广州外贸不够有利的情况是：第一，国内交通条件不够优越，广州主要有四条北上通道，其中三条是内陆通道，一条为海路通道。北江、南岭、赣江一线，除了在大庾岭上需要肩挑车载走一段山路外，其他路段全部可以利用水路，是比较径直快捷的北上通道。唐中叶张九龄主持开拓大庾岭山道后，历宋元明清各朝，这都是广州联系江南、京师的主要通道。西江、越城岭、湘江通道，相比上一条，路程相对辽远迂回，但越城岭一段不必下船徒步，全程水路接续。这是一条比较省力的通道。海路基本上沿海岸而行，风险相对大些，但全程水运，商货承载量大。
第二，进出口商品的主要供应和消费地距离比较远。到了元代，广州外贸不够理想的状况都在改善。广州与华北、京师的交通，越来越多地借助海运。航海和造船技术的进步，使近海航行的安全性、便捷性都在提高。广州所在的珠江三角洲和邻近的韩江三角洲经济都在加速发展，本地供应出口商品的能力在提高，例如广州和潮州烧造的陶瓷器已经大量用于外销；随着岭南社会进步速度的加快，越来越多的进口商品被本地人就地消费。
最后，让我们看看这个阶段出现的新情况：贸易条件的相对改善。广州港贸易条件的相对改善，主要始于至元三十年（1293年）。首先表现在各个港口实施相同税率。至元三十年的外贸税收条例，规定所有市舶司都采用十五取一的抽分制度，于是广州与泉州这对竞争对手，竞争的条件趋向于平等。意义更大的变化是海禁的逐步解除。在这个阶段还有过两次海禁，但时间不长。英宗至治年间（1321-1323年）以后，海禁完全停止。官方垄断贸易的退场，不平等贸易政策的解除，打开了私人商业贸易发展的通道，对广州外贸的发展特别有利。
上个阶段后期和这个阶段早期（大致在至元二十一年到至治三年），影响外贸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实行官本船贸易和大量官本的注入。卢世荣实行官本官船贸易时，朝廷投入了十万锭钞作为经费。[135]十万锭钞当时在元大都可买上等白米三十余万石，是个很大的数字。[136]行泉府司成为市舶司上级机关后，也领官本经营外贸：以“至元钞千锭为行泉府司，岁输珍异物为息”。[137]元贞二年（1296年），因“禁海商以细货于马八儿、呗喃、梵答剌亦纳三蕃国交易”，朝廷又拿出五万锭钞，“令沙不丁等议规运之法”。[138]官本之外，还有许多掌握在达官贵人手中的钱财也交由斡脱或其他商人经营，注入海外贸易。大量官本及其他钱财的投入，或多或少都会给外贸市场带来繁荣。
但政府和权势集团多不把广州作为经营的重点。最早的官本船制度，就只在杭州和泉州落地，虽然当时广州已经有了市舶司。[139]泉州、庆元等港口所在的江淮行省，行泉府司是在尚书右丞桑哥的建议下设置的。广州所在的江西行省，行泉府司依靠本行省官员奏请才得以设置。两个行泉府司虽然都获官本一千锭，朝廷重视程度并不相同。
权贵们的航海贸易大本营也多远离广州。目前所知元代最著名的商人有蒲寿庚、朱清、张瑄、沙不丁，以及浙东杨氏家族等，他们经营基地多在江浙、福建行省。
蒲寿庚及其家族经营重点在泉州。他的女婿回回人佛莲，前面我们已经谈过。“其家甚富，凡发海舶八十艘”，佛莲去世留下的财产，仅珍珠就有一百三十石。他也主要是在泉州经营外贸。[140]
朱清、张瑄风光一时，“父子致位宰相，弟侄甥婿皆大官，田园宅馆遍天下，库藏仓庾相望，巨艘大舶帆交番夷中”。[141]他们及其家族主要在江浙一带活动，日常居住的宅第则座落在平江路的太仓。
至大三年（1310年），江浙行省左丞沙不丁说：澉浦杨家等，“皆有舟，且深知漕事”。[142]“澉浦杨家”的家族成员，包括元初福建安抚使杨发和大德五年（1301年）“以官本船浮海至西洋，十一年乃还”的杨枢。[143]“澉浦杨家”的起家和主要活动地盘在江浙行省。
元代外贸政策与宋代外贸政策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元朝官方和权豪势要用其钱财构筑起一个特殊的贸易体系。这个系统虽然由商人具体运作，而资本来自官方和权贵，因而相当雄厚；又凭借政府的有力支持，具有很强的垄断性、排他性，给民间商贸系统带来破坏性冲击。这个贸易体系使外贸经济失去原有的自由度，从贸易地点选择到资金分布都不由市场决定，而取决于政府和权势集团的意愿与便利。从卢世荣实行官本官船贸易开始，到元朝中后期的几十年，朝廷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各主要港口地位的高下，但官本可以决定外贸重心所在，并在很大程度上引导市场的迁转。这是宋朝没有的特殊情况。宋朝没有将官本投入于外贸经营，宋初派遣官船出海与元朝官本官船不可同日而语。朝廷曾经设法用行政手段压制泉州等港口的外贸，却很快面临失控的形势，不得不改变政策。
因此在这个阶段，广州外贸地位不高。加上元朝多次禁商下海都拿普通商人开刀，对主要由普通商人支撑的广州外贸市场特别不利。
但元朝外贸政策第二阶段对广州外贸也存在有利的一面。我们已经看到，政府与权势集团既互相联合，也互相冲突。广州远离权力和利益中心，外贸经济既难以凭借特权而获利，也不易在矛盾冲突中大受其害。
元代许多巨商大贾最终都难逃家赀被籍没的结局。蒲寿庚的女婿回回佛莲看来并没有被定罪，但他死后，家产归官府所有。[144]朱清、张瑄情况则被冠以恶名，籍没家产。[145]家产不保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古代许多富商大贾的共同命运。从西汉武帝时，“杨可告缗遍天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氐（抵）破”[146]开始，官府财政越紧张，民间产业就越不安全。
朱清、张瑄大肆聚敛之时，另一富人何敬德却“布衣蔬食，汲汲以施贫赈乏为事”，还劝张瑄父子“毋嗜进厚藏以速祸”。朱张事发，而他“固无一毫发累”。[147]可见“嗜进厚藏”在时人意识和经验中是会惹祸的。越是巨商富贾聚集之处，这类事情密度越高。
外贸经营资本罚没充公总是对航海贸易的打击，广州就较少承受这样的打击。但如果将上述情况视为广州的幸运，那么这样的幸运远不足以与较少得到官本大量注入的不幸相抵。元朝外贸政策带给广州外贸的负面作用比全国范围的负面作用要大。
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元朝决定，“听海商贸易，归征其税”。[148]此后官本船制度不再，外贸相对自由。形势朝着有利于广州外贸发展的方向演进。
此时东南沿海外贸大港只剩下三处：庆元、泉州、广州。庆元和泉州港各有各的困难，广州虽然也是如此，但有些方面似乎稍微好些。
从市舶贸易机构的角度看，广州的市舶司似乎比较稳定。天历元年（1328年）十一月，“日本舶商至福建、庆元博易者，江浙行省选廉吏征其税”。[149]在福建和庆元，朝廷为何特别指定让江浙行省征税，这是市舶司的职责。两地的市舶司是否还健在？是个疑问。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罢广东提举二司”。[150]这里的“提举二司”包括市舶司。至正二年（1342年），“复立广东提举，申严市舶之禁”。[151]由此可见，废弃市舶司的九年以后，朝廷恢复了广东市舶司，同时要求市舶司严格管理海外贸易。
此时广州社会总体上比较和平安定，元末社会动荡爆发的时间较晚。自元初战乱过后，广州城基本上不再有大的破坏。广州的管辖区域及其附近地区，在元世祖时有过不少小规模暴动，到元朝中期和中后期，类似变故已较少见到。至正间，广州进入不稳定时期，“朝政不行，盗贼蜂起，寓民各专武断，聚兵自卫”。[152]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是个重要时间点。这年二月，江南行台侍御史八撒剌不花杀广东廉访使完者笃、副使李思诚、佥事迭麦赤，“以兵自卫，据广州”。[153]一时间，四邻豪杰并起，山头林立，广东大乱。当年十月，八撒剌不花被杀，[154]历时八月的动乱暂告一段落。但很快新的动荡又起，断续相接，直至归属明朝。
【注释】
[1]《元史》卷九十四《食货志·市舶》。
[2]《元史》卷九十四《食货志·市舶》。
[3]《元史》卷十三《世祖纪》。
[4]《元史》卷十七《世祖纪》。
[5]［元］张翥：《元音》卷九《送黄中玉之庆元市舶》。
[6]《元史》卷一五四《洪福源附洪俊奇传》。
[7]《元史》卷二十《成宗纪》：“徙治庆元，镇遏海道。”
[8]《元史》卷二十一《成宗纪》。
[9]《元史》卷九十九《兵志》。
[10]［元］袁桷等：《（延佑）四明志》卷三《职官考》。
[11]［元］王逢：《梧溪集》卷四《送梅判官子玉之昆山》。
[12]［元］刘仁本：《羽庭集》卷五《饯定海县尹汪以敬诗序》。
[13]［元］刘仁本：《羽庭集》卷三《泊定海县》。
[14]《元史》卷二十一《成宗纪》。
[15]《元史》卷二十一《成宗纪》：“倭商有庆等抵庆元贸易，以金铠甲为献，命江浙行省平章阿老瓦丁等备之。”
[16]《元史》卷九十九《兵志》。
[17]《元史》卷一二二《虎都铁木禄传》。
[18]《元史》卷三十二《文宗纪》。
[19]［元］戴良：《九灵山房集》卷二十三《元逸处士夏君（荣达）墓志铭》。
[20]高荣盛：《元代海外贸易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第17页。
[21]《元史》卷九十一《百官志》：“初置江淮行省，治扬州。［至元］二十一年，以地理民事非便，迁于杭州。”
[22]［元］黄溍：《金华先生文集》卷八《江浙行中书省题名记》。
[23]《元史》卷九十四《食货志·市舶》。
[24]《通制条格》卷十八《市舶》，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25]《元典章》卷二十二《户部》卷八《市舶则法二十三条》。
[26]《元史》卷一六六《罗璧传》。
[27]《元史》卷九十九《兵志》。
[28]《元史》卷十四《世祖纪》。
[29]《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一。
[30]《元史》卷六十二《地理志》。
[31]《元史》卷九十四《食货志》。
[32]《新元史》卷五十《地理志》。
[33]［宋］罗浚：《宝庆四明志》卷六《郡志六·叙赋下·市舶》。“光宗皇帝嗣服之初，禁贾舶至澉浦”。
[34]《宋史》卷三十八《宁宗纪》。
[35]《宋史》卷一八八《兵志》。
[36]［宋］常棠：《海盐澉水志》卷四《坊场门》。
[37]《元典章》卷五十九《工部·造作》。
[38]《元史》卷九十九《兵志》。
[39]《元史》卷九十四《食货志》《市舶》。
[40]《元史》卷二十三《武宗纪》。
[41]《宋史》卷二十七《高宗纪》。
[42]《元史》卷六十二《地理志》。
[43]《元史》卷十二《世祖纪》。
[44]《元史》卷二十六《仁宗纪》。
[45]［元］黄溍：《金华先生文集》卷九《永嘉县重修海塘记》。
[46]［元］周达观：《真腊风土记·总序》中华书局，1981年，第15页。
[47]《元史》卷十七《世祖纪》。
[48]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东方出版社，2007，第424页。
[49]［元］吴澄：《吴文正集》卷二十八《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
[50]［元］唐元：《筠轩集》卷九《送花伯玉赴闽阃序》。
[51]［元］贡师泰：《玩斋集·拾遗·泉州道中》。
[52]［元］刘仁本：《羽庭集》卷四《闽中女四首》。
[53]［明］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八《非程文》。
[54]［宋］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佛莲家赀》。
[55]《元史》卷九《世祖纪》。
[56]《宋史》卷四十七《瀛国公纪》载：“提举泉州舶司，擅蕃舶利者三十年”。这条材料被广泛引用，但不准确。在本书上编，笔者写道：蒲寿庚即使曾经出任提举泉州市舶，时间也远不及三十年。南宋亡国在1279年，上溯三十年是1249年，即理宗淳佑九年。这期间王茂悦曾任泉州市舶提举。另外，南宋王朝让一位外国人出任市舶提举，可能性似乎不很大。
[57]《宋史》卷四十七《瀛国公纪》。
[58]［元］苏天爵：《元文类》卷四十一《政典·征伐·平宋》。
[59]《元史》卷十一《世祖纪》；卷九十一《百官志》。
[60]《元史》卷十《世祖纪》：至元十六年五月辛亥，“蒲寿庚请下诏招海外诸蕃。不允。”不同意招徕海外诸蕃，与元朝当时正在准备对外战争有关。
[61]《宋史》卷四十七《瀛国公·二王附》：德祐二年（1276，即至元十三年）十一月，宋端宗赵昰“舟至泉，寿庚来谒，请驻跸，张世杰不可。或劝世杰留寿庚，则凡海舶不令自随，世杰不从，纵之归。继而舟不足，乃掠其舟并没其赀”。
[62]［元］汪大渊著，汪前进译注：《岛夷志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第70—71页。
[63]《元史》卷十一《世祖纪》。
[64]《元史》卷十一《世祖纪》。
[65]《元史》卷六十二《地理志》。
[66]《元史》卷十三《世祖纪》。(https://www.daowen.com)
[67]在世祖至元二十五年、二十八年、二十九年，以及成宗和元朝最后一个皇帝顺宗时期，都有关于福建行省的消息，见《元史》卷十一《兵志》，卷十六《世祖纪》，卷一六二《高兴传》，卷一二一《博罗欢伯都传》，卷九十二《百官志》，卷一四二《庆童传》，卷四十七《顺帝纪》等。
[68]《元史》卷十九《成宗纪》。
[69]《元史》卷十《世祖纪》。
[70]《元史》卷十五《世祖纪》：至元二十五年六月，“诏加封南海明著天妃为‘广佑明著天妃’”。
[71]《元史》卷十五《世祖纪》。
[72]《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八《站赤三》。
[73]《元史》卷十六《世祖纪》。
[74]［元］贡师泰：《玩斋集》卷十《瓯宁县太君彭氏墓志铭》。
[75]高荣盛：《元代海外贸易研究·序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第5页。
[76]［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三《浙江》衢江在城西。源出仙霞岭曰大溪，经江山县东，又北流至城西南，而信安溪流合焉，曰双港口。经城西，又绕出城北，东流至城东十五里鸡鸣山下，而定阳溪流合焉。亦曰衢港，亦曰信安江。
[77]［意］鄂多立克：《鄂多立克东游录》，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81。
[78]［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四《地部》。
[79]［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历代州域形势》。
[80]《元史》卷十《世祖纪》。
[81]《元史》卷二十《成宗纪》。
[82]《新元史》卷一九六《陈端传》。
[83]《元史》卷八十四《选举志》。
[84]《元典章·刑部·强窃盗》。
[85]《元史》卷一七三《崔彧传》。
[86]孙文学：《元朝失政之财政思考》，《财经问题研究》2001年第8期。
[87]《元史》卷二十八《英宗纪》。
[88]《元史》卷三〇《泰定帝纪》。
[89]《元史》卷四十一《顺帝纪》。
[90]［元］贡师泰：《玩斋集》卷六《送李尚书北还序》。
[91]见庄为玑：《宋元明泉州港的中外交通史迹》，《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6年第1期。
[92]《元史》卷三十五《文宗纪》。
[93]《元史》卷四十五《顺帝纪》。
[94]《元史》卷四十六《顺帝纪》。
[95]（弘治）《八闽通志》卷八十七《拾遗》，北图古籍珍本丛刊，第33册，第1234页。
[96]（弘治）《八闽通志》卷八十七《拾遗》，北图古籍珍本丛刊，第33册，第1235页。
[97]（弘治）《八闽通志》卷八十七《拾遗》，北图古籍珍本丛刊，第33册，第1237页。
[98]见陈达生：《泉州伊斯兰教派与元末亦思巴奚战乱性质试探》，《海交史研究》1982年4期，第115页注释4。
[99]《元史》卷五十一《五行志》。
[100]《元史》卷九十七《食货志》。
[101]《元史》卷九十七《食货志》。
[102]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77，第一册，第230页。转引自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三卷，第9—11、28页。
[103]参见陈高华：《元代泉州舶商》，《元史研究论稿》，中华书局，1991，第430页。
[104]沈玉水：《泉州港兴衰的启迪》，《福建论坛》1982年第2期，第83—4页。
[105]［元］陈大震：《大德南海志》卷六《户口》。
[106]《元史》卷二一〇《占城传》。
[107]《元史》卷十二《世祖纪》。《元史》卷一二九《唆都传》载：唆都“率战船千艘”，误。《元史》卷二一〇《爪哇传》：“世祖抚有四夷，其出师海外诸蕃者，惟爪哇之役为大。”元朝征爪哇，“兵凡二万”，派出舰船有五百和千艘两说；唆都兵仅五千，派出五百艘舰船已经不少，千艘不可能。
[108]［元］苏天爵：《元文类》卷四十一《征伐·日本》。
[109]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第413页。
[110]《元史》卷十《世祖纪》。
[111]《元史》卷十一《世祖纪》。
[112]《元史》卷十《世祖纪》。
[113]［宋］吕颐浩：《忠穆集》卷二《论舟楫之利》。
[114]《元史》卷一二九《唆都传，百家奴传附》。
[115]［元］苏天爵：《元文类》卷四十一《政典·征伐·平宋》
[116]［元］陈大震：《大德南海志》卷十《局务仓库》。
[117]［元］陈大震：《大德南海志》卷七《舶货》：“广为蕃舶凑集之所，宝货丛聚，实为外府……其来者视昔有加焉，而珍货之盛，亦倍于前志之所书者。”
[118]［元］吴莱：《渊颖集》卷九《南海山水人物古迹记》。。
[119]高荣盛：《元代海外贸易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第275页。
[120]［元］吴师道：《礼部集》卷三《送王正善提举广东市舶》。
[121]［元］虞集：《道园类稿》卷二十三《广州路文成庙记》。
[122]［元］傅若金：《傅与砺文集·附录·欧阳文公送之广州儒学序》。
[123]［元］杨翮：《佩玉斋类稿》卷四《送玉庭训赴惠州照磨序》。
[124]［元］刘仁本：《羽庭集》卷五《送吴明仲赴广东帅阃经历序》。
[125]［元］陈大震：《大德南海志》卷十《局务仓库》。
[12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四，天禧三年九月乙卯。
[127]《通制条格》卷十八《市舶》，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第230—1页：
[128]《元史》卷十二《世祖纪》。
[129]［元］苏天爵：《元文类》卷四十《经世大典序录·市舶》。
[130]《元史》卷十四《世祖纪》。
[131]《元史》卷九十一《百官志》。
[132]［明］丘浚：《大学衍义补》卷三〇《治国平天下之要·制国用·征榷之课》。
[133]《元史》卷十七《世祖纪》。
[134]“广州市舶司”的说法见《元典章》和黄溍：《文献集》卷九下《王公［艮］墓志铭》。但《元史》一般都写“广东市舶司”。
[135]《元典章》卷二十二《户部·市舶·合并市舶转运司》。
[136]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第22页。
[137]《元史》卷十五《世祖纪》。
[138]《元史》卷九十四《食货志》。
[139]《元史》卷九十四《食货志·市舶》。“至元二十一年，设市舶都转运司于杭、泉二州，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蕃，贸易诸货。”
[140]［宋］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佛莲家赀》。
[141]［元］陶宗仪：《辍耕录》卷五《朱张》。
[142]《元史》卷二十三《武宗纪》。
[143]［元］黄溍：《文献集》卷八上《杨君（枢）墓志铭》。
[144]［宋］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佛莲家赀》。
[145]［元］苏天爵：《元文类》卷六十九《何长者（敬德）传》。
[146]《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
[147]［元］苏天爵：《元文类》卷六十九《何长者（敬德）传》。
[148]《元史》卷九十四《食货志·市舶》。
[149]《元史》卷三十二《文宗纪》。
[150]《广东通志》卷五十八《外番志》。
[151]《广东通志》卷五十八《外番志》。
[152]《王叔英文集》卷二《凌府君行录》，民国嘉业堂丛书。
[153]《元史》卷四十六《顺帝纪》。
[154]《元史》卷四十六《顺帝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