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海上丝绸之路的两个阶段
元朝对外政策可粗略分作两个不同阶段：元世祖朝为第一个阶段，从成宗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元朝对外扩张，气势凌人。
元朝崛起于漠北，“马上取天下”。元世祖时代对外扩张性很强。在海路，元军船舰一再远涉重洋，征伐海外。
至元十六年（1279年）二月，元朝在最后灭宋的同时，积极准备第二次出征日本，“以征日本，敕扬州、湖南、赣州、泉州四省造战船六百艘”。[23]经过两年准备，东征船队浩浩荡荡驶向日本。此役以惨败告终，十四万军人，回归仅五分之一左右。[24]但元朝对外征服势头不减，不仅继续预备东征日本，还先后出兵占城、交趾、爪哇等国。直到世祖去世，成宗即位后，海外征伐才基本结束。
元朝海外征伐起因有三：第一是不肯称臣奉贡，日本就是这种情况；第二是称臣奉贡了，但不愿纳土，占城就是这种情况；第三是对方国王不愿亲自来华朝贡，安南就是这种情况，征爪哇跟这多少也有关系。
世祖去世后，元朝逐渐改变政策的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海外征服除了损兵折将、劳民伤财外，没有多少领土和其他进益，遭到官员们激烈的反对；二是元朝逐渐腐败衰落，无复当年的勇力和气势。
两次征日让世祖尝到惨败的滋味。至元十九年（1282年）十月开始的占城之役，元军虽然打过胜仗，但始终没能征服对方，最终以主帅唆都丧命、军队败绩而还做结了罢。[25]始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由镇南王脱欢领导的安南之役，绵延数年，战事胶着。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初，出征军队无功而返。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元朝“会三行省兵二万，设左右军都元帅府二，征行上万户府四，发舟千艘，费钞四万定，赍一年粮”，向爪哇发动元朝历史上最为声势浩大的海外征伐：“海外诸蕃见于征伐者惟爪哇之役为大”。[26]结果，二万之众，死损三千；幸存者，狼狈而归。
有人评论元世祖征爪哇是因为“不得志于安南，复讨爪哇”。[27]也许这只是部分原因。大德六年（1302年），陈天祥上章论征西南夷事时，对世祖朝对外征服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自征伐倭国、占城、交趾、爪哇、缅国以来，近三十年，未尝见有尺土一民内属之益，计其所费钱财，死损军数，可胜言哉！”[28]
事实上，早在世祖大举征伐的时期，已有元朝大臣对海外扩张提出不同意见。
至元二十年（1283年）五月，元朝立征东行中书省，以阿塔海为征东行中书省丞相，以高丽国王王睶为征东行中书省左丞相，共同指挥东征之役。御史中丞崔彧认为扰民过甚，有害无益，上章提议缓行：“江南盗贼相继而起，皆缘拘水手、造海船，民不聊生，日本之役，宜姑止之。江南四省应办军需，宜量民力，勿强以土产所无，凡给物价及民者必以实。召募水手，当从所欲。伺民之气稍苏，我之力粗备，三二年复东征未晚。”[29]
至元二十年，淮西宣慰使昂吉儿也提出百姓疲劳，请罢征日之役。[30]昂吉尔认为征日失利原因之一是元军士气低落：“民贫赋重，荐水旱救死不暇，复驱之涉海远征，莫不愁叹”。[31]
至元二十二年，元军准备征安南。吏部尚书刘宣上书，从“交广炎瘴之地，毒气害人”“安南无粮，水路难通”等不同侧面提出激烈反对。他还说停罢东征，百姓欢欣鼓舞，“连年日本之役，百姓愁戚，官府扰攘。今春停罢，江浙军民欢声如雷”；过去不久的占城交趾之役，劳扰地方，徒损兵将，“唆都建伐占城，阿里海涯言平交趾，三数年间，湖广、江西供给船只、军须粮运，官民大扰，广东群盗并起，官兵远涉江海瘴毒之地，死伤过半，连兵未解”。[32]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六月，湖南宣慰司也上言：“连岁征日本及用兵占城，百姓罢于转输，赋役烦重，士卒触瘴疠多死伤者，群生愁叹，四民废业，贫者弃子以偷生，富者鬻产而应役，倒悬之苦，日甚一日。今复有事交趾，动百万之众，虚千金之费，非所以恤士民也。”湖广行省赞同湖南宣慰司的意见，随即遣使入奏：“本省镇戍凡七十余所，连岁征战，士卒精锐者罢于外，所存者皆老弱，每一城邑，多不过二百人。窃恐奸人得以窥伺虚实。往年平章阿里海牙出征，输粮三万石，民且告病，今复倍其数。官无储畜，和籴于民间，百姓将不胜其困。宜如宣慰司所言，乞缓师南伐。”[33]
上述意见无不与海外用兵、民不聊生、财政不堪负荷、危害元朝统治相联系。(https://www.daowen.com)
海外用兵劳民伤财、劳而无功是元朝改变对外政策显而易见的原因。还有深层原因，这就是元朝逐渐走向腐败衰落。忽必烈以后的几朝皇帝都没有多大的作为，而且因为自己登上皇位有人出了力，于是大搞论功行赏，消耗了国家的财政资源。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钩心斗角，迫使统治者逐渐把很多精力用于解决内部问题。摊子铺得过大，用度渐广，国力也越来越难以支持浩大的战争费用。军队锐气削减，战斗力下降。元朝占领南宋统治区后，军队中的贵族开始养尊处优，开始腐败堕落；参军的贫民百姓“民贫赋重，荐水旱救死不暇，复驱之涉海远征，莫不愁叹”不愿拼死力战，[34]上述因素决定了元朝对外政策或早或晚、或快或慢，肯定要发生根本变化。
在第二阶段，元朝停止了对外战争，把注意力转向国内。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世祖去世，成宗即位。不久元朝对外政策偏离世祖传统，停止了对外战争。大德二年（1298年），江浙省平章政事也速答儿请求用兵日本。成宗回答“今非其时，朕徐思之”，之后便没了下文。[35]成宗之后，元朝各代皇帝也都不再大规模海外用兵。
元朝对外政策的改变，使中国与海路相连的周边各国的紧张关系大为缓和，不但客观上为外贸的顺利发展改善了外部环境，还去除了一些遏制外贸和其他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在交战时期，政府调用商船、民船数量很大，而且不由分说。至元二十年元朝拟征日本，命百姓提供五百艘船，“顷以征日本船五百艘科诸民间，民病之”。浙西道宣慰使史弼建议：“宜取阿八赤所有船，修理以付阿塔海，庶宽民力，并给钞于沿海募水手。”世祖同意史弼的建议，并下令：“阿塔海所造征日本船，宜少缓之；所拘商船，其悉给还。”[36]几年后，朝廷又准备征日，仍然想调用民船。世祖在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正月罢征日本后，才指示沿海官府解散所顾民船。[37]朝廷不断调用民船，给百姓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干扰和破坏，结束战争有利于沿海百姓回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
这以后，元朝对外战争政策并未完全停止，但确实处于尾声。大德元年（1297年）二月，元朝将福建行省改为福建平海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高兴认为，泉州与琉求相近，“或招或取，易得其情”，故将治所迁往泉州。[38]当年十一月，福建行省遣人“觇琉求国，俘其傍近百人以归”。[39]总的来说，元朝前期对海外国家的主动进攻，基本为中后期以防御为主所取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十月，“日本舟至四明，求互市，舟中甲仗皆具，恐有异图。诏立都元帅府，令哈剌带将之，以防海道。”[40]这是倭寇威胁的早期表现，可视为元朝往后将转为被动防御的信号。其后又发生一连串事件：
成宗大德二年（1298年），江浙省平章政事也速答儿乞用兵日本。帝曰：“今非其时，朕徐思之。”三年，遣僧宁一山者，加妙慈弘济大师，附商舶往使日本，而日本人竟不至。[41]日本人对元朝的态度不变，依然不肯朝拜称臣。征日劳民伤财，一无所获，导致元朝改变国策。
大德十年（1306年）四月，“倭商有庆等抵庆元贸易，以金铠甲为献”，朝廷让江浙行省平章阿老瓦丁等做好应变准备。[42]庆元，即庆元府，宋朝的明州。
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七月，枢密院官员上报：去年日本商船焚掠庆元，“官军不能敌”。[43]
至大四年（1311年）十月，以江浙省尝言：“两浙沿海濒江隘口，地接诸蕃，海寇出没，兼收附江南之后，三十余年，承平日久，将骄卒惰，帅领不得其人，军马安置不当，乞斟酌冲要去处，迁调镇遏。”枢密院官议：“庆元与日本相接，且为倭商焚毁，宜如所请，其余迁调军马，事关机务，别议行之。”[44]很明显，中日关系已经从先前的进攻，转为防御。
延祐初年，四十多个日本人夜间潜入庆元港。出港后又劫商货，掠民财，役百姓。[45]
延祐四年（1317年），王克敬赴庆元监倭人互市。在此之前，“往监者惧外夷情叵测，必严兵自卫，如待大敌”。[46]
至正年间（1341—1367年），日本一再入侵濒海州县。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八月，劫掠蓬州的“倭人”被守将刘暹击败。[47]
元朝对外战争政策的变化，给中国海外贸易的发展带来一定影响。在第一阶段，中国与海外国家关系紧张，外贸经营风险比较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外贸的发展。到第二阶段，中国与海外国家关系趋于缓和。中国与海路联系各国不再有战事。倭寇开始活跃，但他们很大程度上是违法贸易的商人，只要有贸易机会，对正常的海路贸易就不会带来太大的祸害；而且倭患在当时仅限于局部地区，主要影响江浙一带，对中国南部沿海威胁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