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国家：高丽和日本国
中国与东亚国家贸易关系密切，有“东亚海上丝绸之路”之称。在宋代，中国与高丽、日本的官方关系都不太正常，贸易也不太顺畅。从现有史籍看，宋朝商人前往两国比较多，相当积极，除了直接贸易，还经营转口贸易。
（一）高丽国
高丽国（918—1392年），又称高丽王朝、王氏高丽，是朝鲜半岛古代国家之一。公元918年，泰封君主弓裔部下起事，拥立王建为王，935年合并新罗，936年灭后百济。在宋朝建国前几十年，实现了“三韩一统”。高丽国位于今天朝鲜半岛中南部，都城为开京（今朝鲜开城）。
宋朝初建时期与高丽的关系融洽，但不久因为辽国的缘故而疏远了；到了北宋中期，宋与高丽两国关系解冻，直至北宋灭亡。南宋时期因高丽与金国接境，宋与高丽不正常的国家关系再度出现，不久两国官方关系断绝。
高丽是宋朝立国后最早来华朝贡的国家之一，也是宋朝派遣官使出访的少数国家之一。建隆三年（962年）十一月，高丽国王昭遣使向宋朝献方物。[21]次年高丽王再次遣使朝贡，但遭遇风涛，船破人亡。根据登州地方官的报告，高丽国王昭遣使时赞等入贡。船行海上，遭遇大风，不幸溺死者多达九十余人。[22]端拱元年（988年）四月间，宋太宗曾派遣考功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吕端和起居舍人吕佑之等出使高丽。[23]
但两国关系不久便冷却了。淳化五年（994年）六月，高丽边境受到辽国[24]侵扰，国王遣使来华乞求兵援。宋朝的态度却让高丽大失所望：“上以蛮戎相攻盖常事，而北边甫宁，不可轻动干戈”，七月间“厚礼其使而归之，仍优诏答之”。[25]
北部边界刚刚恢复和平，不可轻动干戈云云，都是托词。宋太宗并非不愿出手，是爱莫能助。就在几年前，雍熙三年（986年），太宗发动对辽国的第二次大规模北伐，仍以失败告终。宋朝自开国，定都汴京时，就已感受到辽国铁骑由燕云十六州疾驰而至的威胁。[26]所以开国皇帝赵匡胤希望夺得辽国占据的燕云十六州，但因兵力不敌，未能如愿。太宗即位后，继续努力，高粱河亲征失败后，又积极策划另一次北伐。雍熙三年北伐的败绩使宋朝开国以来选练的能征惯战的精锐部队损失殆尽，宋军士气从此一撅不振，朝野上下笼罩着畏惧辽军的情绪。此后很长时间，收复燕云十六州成为宋人的一个理想，没再付之行动。宋朝自顾不暇，更无力帮助高丽。
高丽是小国，国力不强，因与宋辽两国接境而成为两个强邻的拉拢对象，在两国之间见风使舵，以图自保。辽国军事力量强劲，宋朝没法保护这个传统的附属国，于是高丽倒向辽国，奉其正朔、称臣纳贡，不再入宋朝拜。“高丽自是绝不复朝贡矣。”[27]
此后七八十年，宋朝对待高丽的态度有过一些变化，但基本上延续太宗政策，不愿为宗主国的体面而触怒辽国，引惹交兵。[28]这是宋朝当时对外政策的基本倾向，跟同时期的外贸政策大体一致。(https://www.daowen.com)
北宋中期，神宗登基不久，宋朝和高丽的关系出现转机。熙宁四年（1071年）开始，宋方给予高丽国高规格的礼遇。短短几年间，高丽的地位急速跟上夏国与辽国。辽国此时正在衰落，军事上虽然对宋军依然占据绝对优势，但对宋与高丽关系的修复已经不能造成多大阻碍。
宋与高丽政府关系的好坏对海外贸易的影响颇大。神宗以前，中国民间商人前往高丽贸易属于违法，此后便合法化了。“先是，禁私贩高丽者，然不能绝。”元丰二年（1079年）正月，由于两国关系已经正常化，宋朝公布与高丽贸易条例，要求明州搜寻长期经营对高丽贸易的富商，向他们发放前往高丽贸易商品许可证，条件是：拥有超过五千贯的家财，召请担保人，每年发放商船两艘，经营法律许可的商品，当年返回。[29]宋与高丽贸易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两国官方关系和民间贸易进入正常轨道。在北宋亡国的靖康元年（1126年）十月，高丽还派遣贡使前来。[30]
南宋时，高丽因与宋金接壤，南宋王朝出于安全的考虑，对高丽怀有戒心，两国关系相当微妙，不久更中断了政府间的往来。但南宋比北宋更加缺钱，更加需要多方筹措财政收入。受到官府的推动，宋与高丽民间贸易异常红火。大批前往高丽的两浙和福建商人，不但带去了中国出产的丝绸、瓷器等，还带去了来自东南亚的转口商品。高丽的铜器，也成了宋朝宝贵的铸钱原料。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八月，两浙市舶司报告：高丽商人运来铜器，请求朝廷允许他们纳税出卖。高宗下令将这批铜器交付铸钱司，用以鼓铸铜钱。[31]
（二）日本
日本在4世纪出现首个统一政权大和国，7世纪大化革新后确立天皇体制。进入8世纪，710年元明天皇迁都平城京，日本进入奈良时代；794年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京都），日本进入平安时代。到了12世纪末，日本开始为时六百多年的幕府时代，镰仓幕府、室町幕府相继执政。日本与宋朝对应的是平安时代到镰仓时代的三百余年，跨越日本的古代和中世阶段。北宋和南宋中期主要在日本的古代晚期，南宋后期相当于日本的中世前期。
日本和宋朝始终没有建立正式的国家关系。两国官方虽不交往，却存在着奇特的“官方”关系。朝贡贸易是中国与海外国家之间在贡献和赐予名义下的特殊贸易，双方应当都是本国政府的代表。但在北宋时期，中日之间的朝贡贸易，日方朝贡者是僧人或商人而不是政府官员。史籍记载，雍熙元年（984年）三月，“日本僧来朝”[32]；“日本国僧奝然与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献铜器十余事，并本国《职员今》、《王年代纪》各一卷。”[33]熙宁十年（1077年）十二月，明州上言：“日本国遣僧仲回等六人贡方物。”[34]不但僧人，宋朝有时还认可商人充作日本官方代表。元丰元年（1078年）二月，明州言：“得日本国太宰府牒，称附使人孙忠遣僧仲回等进絁二百匹、水银五千两。本州勘会，孙忠非所遣使臣，乃泛海商客，而贡奉之礼不循诸国例。乞以此牒报，仍乞以所回赐钱物付仲回。”这个建议得到神宗批准。[35]宋朝明知贡献者是“泛海商客”，而且没有遵守礼仪，还是接受其贡献，并回送了礼品。这种朝贡贸易不规范、不典型，是宋朝出于政治外交需要，有意做出的变通和妥协，说到底，双方都在造假。
天圣四年（1026年）十月，明州言：“日本国太宰府遣人来贡方物而不持本国表章。诏却之。”[36]太宰府是负责日本对外贸易的官方机构，仅仅因为“不持本国表章”而被拒之于国门之外，跟前面提到的，宋朝对来自日本的朝贡者的真实身份不太介意的做法相矛盾。这也许是因为：来人并不真由“太宰府”所遣，宋朝不愿当傻瓜，接纳假冒者，宁可让真正的僧人和商人充作日本官府的代表。
北宋时期，日本朝采取“锁国”政策，但中日民间贸易持续不断，往返中日的船舶以宋船为主，“有确切记载的就有70余次”[37]。到了南宋，两国贸易迎来一次小高潮。仁安二年（1167年），平清盛（1118—1181年）出任太政大臣，建立了平氏政权，成为日本最有权势的人物。平清盛当权时，直接控制太宰府，鼓励并垄断与中国的海上贸易，中日商船交互往来的正常状态得以恢复。有作者指出：一方面他不满足于宋朝商船只能停泊在博德港口，几经周折终于疏通了濑户内海航线，让大商船可以直接开赴福原；另一方面，他取缔了不准日本人出海贸易的禁令，使日本商人也可以自由地进行海外贸易。虽然平家政权到了平宗盛一代灭亡了，但平家热衷的宋日贸易已经深入人心，取而代之的镰仓幕府也沿袭平家的积极政策，保持了中日两国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38]到了南宋末，宋日贸易进入鼎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