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口商品
（一）奢侈品与实用物品
不少人认为，在宋代，从海外进入中国的商品多为奢侈品。南宋时，官员王居安说：“蕃舶多得香、犀、象、翠，崇侈俗，泄铜镪，有损无益。”[2]淳祐八年（1248年），监察御史陈求鲁也把全部进口商品统统斥为“浮靡无用之异物”。[3]当时的进口商品中确实有些专供把玩、装饰，不具实用价值，但占大多数的可以说既是奢侈品又是实用品。奢侈品是个模糊的概念：其一，长途贩运而来的进口商品价格相对高，许多被视为奢侈品。以价格高低为标准的划分未必合宜。其二，商品进口量大，价格下降，或者人们的支付能力大为增强，以往的奢侈品就会被视为实用品。奢侈品显然是个不断变化的概念。其三，进口商品有些可以作为药物治病，可以作为手工业原料，人们往往就是因为上述属性而去采购。有些进口商品其实是昂贵的药物或手工原料。汉朝人东方朔在《海内十洲记》一书中说：“汉武时长安大疫，人死日以百数。帝乃试取月氐国神香烧之于城内，死未满三月者活，芳气经三月不歇。帝始信神物也，乃秘录余香。”[4]这件事显然荒诞不经，但道出了香的两种属性：它是香气长时间留驻的奢侈品，它又有治病救人的功效。这款月氏国神香，既是奢侈品同时也是药物。
海外贸易收入要能补充国家财政需要，必须有市场广大的商品。人们经常提到的珍珠、犀角、象牙、玳瑁等，都是奢侈品和实用品两种属性兼而有之。纯粹的奢侈品，例如特别贵重的香等，是达官贵人的享用品，跟社会多数人关系不大，没有多大商业价值，远不足以支撑宋代体量颇大的海外贸易。
王居安和陈求鲁等人在谈论进口商品时是带着情绪的。我们已经知道，南宋后期市舶贸易走向衰微，进口商品受到走私犯禁以及其他一些因素的冲击和影响，销售逐渐困难，于是官府强迫民众购买，官逼民反；而铜钱却持续大量外流，引起人们对海外贸易的反感，认定海外贸易有害无益。实际情况是，进入宋代以后，进口商品平民化已成趋势。随着进口商品的增加，价格相应降低，越来越多的进口商品走向民间，汇入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进口商品不但跟普罗大众日常生活建立了联系，对国家财政也不无小补。
（二）香药
王居安认为“香、犀、象、翠”等，都属于“有损无益”的奢侈品。这个判断未经认真考察，过于武断。
1.香药进入中国早期的情况。
香作为海外进口奢侈品，早在西汉已经有了。淮南王刘安（前179—前122年）是汉高祖刘邦之孙。东晋人葛洪记载，刘安曾经“燔百和之香”。[5]这里的“百和之香”，又称“百和香”，指的是用许多香料混合而成的香。西汉时，中外陆路贸易已然开展，百和之香或其中的原料，必有外国进口的名贵品种。《海内十洲记》提到，西汉征和三年（前90年），武帝到安定时，“西胡月支国王遣使献香四两，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香非中国所有，以付外库”。[6]此时，帝王后宫和达官显贵显然已经在消费外国进口的香料了，但这个情况似乎尚未引起史家的注意。现存西汉文献，谈及海外进口商品时，多提犀角、象牙、珠玑之类，较少涉及香料。《史记》记载：“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扬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7]《汉书》记载：番禺（今广州）“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8]
到了东汉，进口香的消费多了起来，不但在宫廷里还在社会上造成了影响。于是《后汉书》在谈到进口商品时，一再提到香。“旧交趾土多珍产，明玑、翠羽、犀象、玳瑁、异香、美木之属，莫不自出。”[9]东汉章帝建初元年（76年），太后为了制止奢靡之风，要求从宫廷开始简朴服饰，不用香熏，以此作为崇尚节俭、移风易俗的表率，“吾为天下母，而身服大练，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无香熏之饰者，欲身率下也”。[10]香熏有的产自国内，例如海南岛等地，特别昂贵的则是舶来品。
魏晋六朝到隋唐时期，进口香的用途更为广阔，佛道寺观、民间祭祀、官场典礼、疗治疾病等许多场合都在使用。香药一词逐渐开始使用。香药是把香和药两个字合并起来组成的词汇，而不是散发芳香的药物。但许多香药很难分清是香还是药，要看消费者怎么用。人们用作香就是香，用作药就是药。
香药早已用于疗治疾病，大约到了唐朝，开始用于手术麻醉。唐僖宗时，高骈出任淮南节度使，曾亲眼见人以乳香为麻药，实施外科手术治疗。
高骈镇维扬之岁，有术士之家，延火烧数千户。主者录之，即付于法。临刃谓监刑者曰，某之愆尤，一死何以塞责。然某有薄技，可以传授一人，俾其救济后人，死无所恨矣。时，［高］骈延待方术之士，恒如饥渴。监刑者即缓之，驰白于［高］骈。［高］骈召入亲问之。曰：“某无他术，唯善医大风。”骈曰：“可以核之？”对曰：“但于福田院选一最剧者，可以试之。”遂如言。乃置患者于隙室中，饮以乳香酒数升，则懵然无知，以利刃开其脑缝，挑出虫可盈掬，长仅二寸，然后以药封其疮，别与药服之，而更节其饮食动息之候。旬余，疮尽愈。才一月，眉须已生，肌肉光净，如不患者。［高］骈礼术士为上客。[11]
进口香药继续增加，药物属性愈加突出。五代十国文献中，香药一词使用频率明显增加。南汉的地盘在今岭南一带，闽国的地盘在今福建一带，南唐地盘在今江苏一带，三个国家贡献中原王朝的礼品清单中都载有香药。
2.香药在宋朝备受荣宠。
宋代进口商品中香药比重不小，经济上的贡献相当突出，很受朝野上下的重视。“番商贸易至，舶司视香之多少为殿最。”[12](https://www.daowen.com)
香药中的乳香地位特别突出。乳香又名薫陆香，市场交易量相当大，“乳香一色，客算尤广”。[13]乳香不仅是香料，同时也是药物。宋人唐慎微《证类本草》卷十二记载：“乳香微温，疗风水毒肿、去恶气、疗风瘾、疹痒毒。”其他许多香料也多具有双重性质。南宋人谢伯采说：“诸香药皆达气：藿香达表，乳、麝、木香走经络，沉香趋下，皆香气芳烈，能使诸药快荣卫一切滞气。”[14]苏合香油出大食国，“蕃人多用以涂身，闽人患大风者亦仿之，可合软香及入医用”。[15]
早在北宋初年，进口香药作为药物的比重已经不小，使用相当普遍。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因“外国犀象、香药充牣京师”，朝廷专门设置官署垄断这些商品及其收入，严格专卖香药、犀牙等海外和国内同类产品，不准私人存贮和贩卖。[16]但几年后，朝廷改变主意，下了一道诏令：从广州等地进口的玳瑁、牙犀、宾铁、鼊皮、珊瑚、玛瑙、乳香等近十种商品继续专卖，另有三十七种“药物”不再专卖。“放通行”的三十七种药物，在中国药典多有明确记载。木香、龙脑香和沉香等来自海外，“木香生永昌山谷。今惟广州舶上有来者，他无所出”，“龙脑香出婆律国，今惟南海番舶贾客货之”。[17]沉香以“真腊为上，占城次之，三佛齐、阇婆等为下”。[18]石硫黄、补骨脂等以海外所产为佳，“今惟出南海诸蕃，岭外州郡或有而不甚佳”。《博济方》治阴阳二毒伤寒黑龙丹，明确要求用“舶上硫黄”。[19]补骨脂“一名破故纸，生广南诸州及波斯国”，以“舶上来者最佳”。[20]
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严格专卖政策的解除，根据官方的说法，原因是“在京及诸州府人民或少药物食用”[21]。这里说的“人民”，当然不包含达官贵人。专卖香药的目的是增加朝廷收入，一定导致价格上涨和供求失衡。有权有势、财大气粗的人不愁买不起、买不到价格昂贵的进口商品。缺少药物的只能是些经济和社会地位不高的人。在北宋初，使用进口香药治病疗伤的人，已经不限于社会上层。
两宋时代，海外交通运输条件大为改善，加上朝廷以财政需要为中心大力推动商人航海贸易，香药大量进口，价格下跌，更多的中国平民百姓买得到，用得起外国香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进口香药的药用比重越来越大。绍兴八年（1138年）七月，朝廷指示广南、福建、两浙市舶司向行在运送和剂局制药原料和民间常用药材，“民间使用稀少物货”就不必送来了。[22]这反映出实用价值高的进口商品在临安有广大的市场，又促使进口商品结构更趋于实用和平民化。
下面是我们将唐朝到明朝官修纪传体正史中香、药等名称的使用频率加以汇总制作的图表。该表显示，宋朝史籍中，香药一词的使用率与前后朝代相比，无可匹敌，空前绝后。
唐朝到明朝官修纪传体正史中香、药等名称的使用频率
说明：一、《旧唐书》中的“香药”并非进口商品。
二、《元史》中珠尤多，别有原因。元朝许多名人名字中带有珠字。例如：耀珠在该书中出现32次，呼喇珠38次，阿珠262次，迈珠17次，萧拜珠25次，拜珠186次，宁珠23次，敏珠尔丹30次。剔除元朝，宋朝珠的出现频率是最高的。
三、少数时候“香药”本非一词。例如“茶香药物”中，香之后应有一顿号，但统计词频时难免会把这类情况包括进去。
（三）进口商品除了药用，不少可以作为手工业原料
来自占城等国的乌樠木是坚实珍稀的板材，“坚实如铁，可为器用，光泽如漆，世以为珍”。[23]来自真腊、阇婆、故临等国的苏木是红色的染料，“其色红赤，可染绯紫”。[24]日本向中国出口不少木料。贩运到明州的包括松板、杉板、罗板等。[25]赵汝适说，日本“多产杉木、罗木，长至十四五丈，径四尺余。土人解为枋板，以巨舰搬运至吾泉（即泉州）贸易”。[26]硫磺除了药用，还用于军事装备的生产。包恢说：“惟硫黄可供军需者，许其博易抽解。”[27]明州曾按朝廷的指示“募商人于日本国市硫黄五十万斤”。[28]
象牙、犀角等，也是手工业原料，经常被做成官场的礼仪用品，例如象笏和犀带等。《唐朝到明朝官修正史中香、药等名称的使用频率》表显示，《宋史》中象牙、犀角的词频特别高。在古代，臣僚上朝皆持用玉、象牙或竹片制成的手板，主要用以记事。用象牙做的叫象笏。元丰元年（1078年），朝廷规定，“阶官至四品服紫，至六品服绯，皆象笏、佩鱼，九品以上则服绿，笏以木”。[29]中国古代百官服饰，大都离不开腰带。腰带上的装饰不同，代表的官阶品位就不同。有犀角饰物的叫犀带。宋朝曾规定，“两省五品以上，御史台、尚书省四品以上，各赐袭衣、犀带、鱼袋”。[30]
南宋王朝初建，风雨飘摇，朝不保夕，高宗下令严禁奢侈靡费，节省经费，把有限资源用于维护王朝安全，但仍然要求市舶司输送象牙、犀角，用于制作象笏、犀带，“市舶多以无用之物枉费国用，取悦权近。自今有以笃褥香、指环、玛瑙、猫儿眼睛之类博买前来，及有亏蕃商者，皆重置其罪，令提举按察。惟宣赐臣僚象笏、犀带取材舶司，每令拣选堪用者起发”。[31]
（四）进口商品中还有不少纺织品。外国产的吉贝进入中国有久远的历史。《梁书》载，林邑国出玳瑁、贝齿、吉贝、沉木香等。“吉贝者，树名也，其华成时如鹅毳，抽其绪纺之以作布，洁白与钥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织为斑布也。”[32]宋代波斯兰、麻逸、三屿等国都向中国出口“吉贝布、吉贝纱”。[33]高丽出口中国的商品中，纺织品的地位相当突出，有大布、小布、毛丝布、䌷等。[34]
（五）宋朝对外国商品进口的限制比较少，但严禁外国货币进入中国。[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