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海地区出入船舶管理与失控
南宋中期以后，沿海地区出入船舶管理越来越失序。在诸多原因中，官吏、军兵执法犯法特别突出。
孝宗朝以降，宋王朝约束官员不可谓不勤，不可谓不用力。朝廷一再要求官员廉洁奉公，忠于职守，否则有罚。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十二月，朝廷再次强调广东“帅守须以廉吏为先”[86]，清正廉洁的官吏立即获得提升，失职渎职官吏则受到严厉惩罚。淳熙间（1174—1189年）郑人杰通判广州时，因部内有人“透漏铜钱银宝过界”，被降官三级。[87]淳熙九年（1182年），孝宗明令：“广、泉、明、秀漏泄铜钱，坐其守臣”。[88](https://www.daowen.com)
朝廷还下令严禁官员重复收税，并调整税收时间，便利商贾。
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十二月，有的官员提出地方官府重复收税，迫使商人违法走私的问题，要求朝廷约束官吏，让商民能够安居乐业，懋迁物货：“舶船物货已经抽解，不许再行收税，系是旧法。缘近来州郡密令场务勒商人将抽解余物重税，却致冒法透漏，所失倍多。宜行约束，庶官私无亏，兴贩益广。”于是，主管财政的机构户部提出，对违反规定向商货重复收税的官员，以违反皇帝命令论处。这是重罪，即使当事人已经离开官职或者皇帝发布了大赦令，也不得免除罪罚：“在法，应抽解物不出州界货卖更行收税者，以违制论，不以去官、赦降原减。欲下广州、福建、两浙转运司并市舶司，钤束所属州县场务遵守见行条法指挥施行。”孝宗很快批准了这项建议。[89]
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有位官员上奏，回顾北宋神宗时市舶司的抽解制度，提出放宽税收期限，以免商人为急如星火的缴税时限，不得不以低价出售商品的建议：熙宁年间（1068—1077年），舶货“抽解既有定数，又宽期纳税，使之待价，此招致之方也。迩来州郡官吏趣办抽解之外，又多名色，兼迫其输纳，货滞则减价求售，所得无几，恐商旅自此不行。欲望州郡推明神宗皇帝立法之意，使商贾懋迁以助国用”[90]。他的提议得到孝宗的认可。
但三声五令，作用有限。官员们非但不执法还公然违法牟利，成为久留不去的痼疾。
孝宗即位不久，“海寇以赂通郡胥吏，吏反为之用，匿其踪迹，贼遂大炽，商舶不通”。赵子潚“以礼延土豪，俾率郡胥分道入海，告之曰：用命者有厚赏，不则杀无贷。胥众震恐，争指贼处，悉禽获。凡豪猾为贼囊橐者，穷治之，海道遂平”。[91]“海道遂平”是一时之效，南宋沿海的乱局潮起潮落，从未逆转，而趋势是情况变得越来越糟。
其后不久，官员王十朋明确指出，掌管地方监察和军政事务的官员素质不高和不负责任，是海寇作乱的重要原因：“臣又闻二寇之作，皆缘监司郡守，不得其人所致。既未能弭之于未萌之前，又不能诛之于已觉之后，养成其乱，以致猖獗，隐匿不闻，遂致滋蔓。为监司郡守者，其可不惩之乎。”[92]这类情况，在南宋沿海地区很常见。
而更要命的是官僚机构违法牟利。淳熙五年（1178年），有官员报告：在泉州的福建路市舶司、在广州的广南路市舶司，加上南外和西外宗正司，这四个官司都派遣商船，装载金和钱币等违禁品，海外经商。几个官司权势大，肆行无忌。“泉广二舶司，及西南二泉司遣舟回易，悉载金钱。四司既自犯法，郡县巡尉其能谁何！”[93]市舶司和宗正司恣意妄为，反映了南宋沿海地区和当地官僚机构腐烂失控的严重程度。
市舶司是管理海外贸易的专设机构，是宋朝航海贸易法律法规的主要执行机构。市舶司尚且发舟海外营商，执法者犯法，市舶贸易的前景已然堪忧。
宗正司掌外居宗室事务，由宗室成员管理，来头不小，地方官府惹不起，奈何不得。十多年前，宗正司官员已经犯过事，朝廷调整了在福建的两个宗正司的管理者，[94]但问题显然没解决。约在乾道三年至九年间（1167—1173年），左司谏陈良佑上奏，指出当时的一些乱象。其中包括有些权要贵近，私发商舶，贸易海外珍宝：“或者托肺腑之亲，为市井之行；以公侯之贵，牟商贾之利。占田畴、擅山泽，甚者发舶舟，招蕃贾，贸易宝货，糜费金钱。”[95]陈良佑曾在隆兴元年（1163年）出任福建路转运副使，[96]熟悉福建情况。福建山高路遥，但掌管外居宗室成员的南外和西外宗正司就设在这里。陈良佑说的，“以公侯之贵，牟商贾之利”，“发舶舟，招蕃贾，贸易宝货”的行为主体，应该包含南外和西外宗正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