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收入，节俭开支

财政吃紧，不但要增收还要节支。

元朝推行民族等级制度，把国人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除了本族人外，其余三个等级以征服先后为高下。南人基本上是南宋汉族人，因为最晚被元朝征服，所以位列末座。这是粗略分类。细分下去还有许多等级。蒙古人中，权贵最尊贵。元朝统治者需要“徼福于僧道”^[105]，于是僧道地位显赫，属于特权阶层。在元朝历史上，僧道一般都享有特权，受到优待，所以他们时常不顾王法，为所欲为。“元代漏失商税的主要原因是权贵、僧道的公开逃税与税务官吏的营私舞弊。”^[106]

随着元朝财政渐趋紧张，僧道享有的特权便不那么优厚了。大德二年（1298年）六月，僧道在河南、江浙省的免除租赋特权被取消。^[107]至大元年（1308年）和天历二年，朝廷又一再命令僧道等依照“旧制纳税”。^[108]被削减经济特权的元朝特权阶层除僧道等外，还包括也里可温、答失蛮等。

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十一月，中书省官员上奏：“行泉院专以守宝货为任，宜禁私献宝货者。”^[109]为何禁止“私献宝货者”？从整句话的先后逻辑看，意思是行泉院主动寻觅宝货，垄断了这门好生意，其他的人别想染指。从后来的发展看，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https://www.daowen.com)

泰定二年（1325年）闰正月，中书省臣上言“国用不足，请罢不急之费”，得到皇帝批准。^[110]这里已经把“国用不足”提出来了。此事跟几个月前的一次廷议有联系：

泰定元年六月，车驾在上都。先是，帝以灾异，诏百官集议，［张］珪乃与枢密院、御史台、翰林、集贤两院官，极论当世得失，与左右司员外郎宋文瓒诣上都奏之。其议曰：……中卖宝物，世祖时不闻其事，自成宗以来，始有此弊。分珠寸石，售直数万，当时民怀愤怨，台察交言。且所酬之钞，率皆天下生民膏血，锱铢取之，从以捶挞，何其用之不吝！夫以经国有用之宝，而易此不济饥寒之物，又非有司聘要和买，大抵皆时贵与斡脱中宝之人，妄称呈献，冒给回赐，高其直且十倍，蚕蠹国财，暗行分用。如沙不丁之徒，顷以增价中宝事败，且存吏牍。陛下即位之初，首知其弊，下令禁止，天下欣幸。臣等比闻中书乃复奏给累朝未酬宝价四十余万锭，较其元直，利已数倍，有事经年远者三十余万锭，复令给以市舶番货，计今天下所征包银差发，岁入止十一万锭，已是四年征入之数，比以经费弗足，急于科征。臣等议：番舶之货，宜以资国用、纾民力，宝价请俟国用饶给之日议之。^[111]

由此可见，中卖宝物始于成宗时期，武宗已经开始警觉并加以限制。泰定元年（1324年）虽经朝廷大臣猛烈批评，但并未停止。次年朝廷因“国用不足”，“罢不急之费”，并未指明要废掉哪些项目。此后中卖宝货似乎还在继续，甚至变本加厉。“泰定间，数有大变，地震水旱之异。时相多西域人。西域富商以异石为宝，诳取国帑。”^[112]

再过几年中卖宝物才最终结束。“天历元年，以其蠹耗国财，诏加禁止，凡中献者以违制论云。”^[113]“蠹耗国财”四个字显示，最终还是因为元朝囊箧萧索，才不得不痛下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