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六次海禁
元朝的禁商下海，就是后世所说的海禁。人们一般把明朝作为中国古代海禁的起始阶段，仿佛明朝统治者是海禁的始作俑者。这跟历史学者对元朝海禁的讨论不够充分有关。海禁在元朝便已有之。元朝禁商下海，并不禁止官船下海，禁止的是民间商船出海贸易。明朝海禁也是如此，也不禁止官船前往海外国家贸易，只禁止民间商人到海外。两个朝代的海禁都不禁止外国商使来华从事民间贸易和朝贡贸易。
元朝实行过六次海禁，时间长短不等，多数时候是为了达到官方霸占外贸资源的目的。
1.首次海禁前面我们已经谈过。元朝禁商下海最早出现在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四月或稍前，到二十二年（1285年）八月为止，历时一年有余，目的是推行官本船贸易。至元二十一年四月，官方决定“省泉府司入户部”。[53]泉府司因官本船贸易而撤销，此时推行官本船贸易法令当已公布。至元二十二年八月，官府明确宣布罢禁海商。[54]元朝为推行官本船垄断贸易，实现官方对外贸更的直接控制，因而排斥民间商船航海贸易。
没有民间外贸，管理市舶贸易的市舶司便无用武之地，撤销就是迟早的事。因此市舶司的存废，可以作为一个标杆。在至元二十一年九月，“并市舶司入盐运司，立福建等处盐课市舶都转运司”。[55]这是市舶司被撤销的证据。盐课市舶都转运司，是一个转运盐课和外贸商品的机构，不是管理外贸的市舶司。至元二十一年九月市舶司被撤销，元朝最初海禁起始年月，可以确定为至元二十一年九月前后。
《元史》载，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福建行省遣使入八合鲁思招降南巫里、别里剌、理伦、大力等四国，各遣其相奉表以方物来贡”。[56]可见海禁并不禁止中国官船出海贸易和外国使团来华贸易，也就是说不禁止中外官营贸易。
2.第二次禁商下海始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六月，当年十一月就结束了。至元二十九年六月，“以征瓜哇，暂禁两浙、广东、福建商贾航海者，俟舟师已发后，从其便”。[57]五个月后，即当年十一月，中书省定进口商品“抽分之数及漏税之法”。[58]抽分和漏税都是对待私商贸易的措施。此项规定显示，这次海禁已经结束。本次海禁特别点明包括两浙、广东和福建，目的是避免战前走漏风声。
3.第三次海禁开始于至元三十年（1293年）四月，到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四月成宗登基前夕结束，不到一年时间。至元三十一年十月，“初，也黑迷失征瓜哇时，尝招其濒海诸国，于是南巫里等遣人来附，以禁商泛海留京师，至是弛商禁，故皆遣之”。[59]这次海禁跟上一次时间相隔很近，也是避免战前泄露消息。
两次海禁期间的至元三十年四月，存在正常的海外贸易，杭州、上海、澉浦、温州、庆元、广东、泉州等七个港口有市舶司。[60]元朝还颁布了《市舶法则》。这说明爪哇征战前的海禁，对两浙、广东、福建商贾航海者确实只是“暂禁”，时间很短。这一次，即至元三十一年十月取消的海禁，起始年月在至元三十年四月以后。
此次海禁，史籍没有指明原因所在，估计是经济原因。至元三十年（1293年）九月，“立海北海南博易提举司，税依市舶司例”。[61]“海北海南博易提举司”管辖广东西部和广西、海南一部分，囊括了中国南部沿海出产珍珠的主要地区。这年元朝还建立了珠翠局，内设“大使、副使各一员，直长一员”。[62]元朝为此禁止商民出海贸易。元朝显然是想包揽珠宝的货源，获得垄断高额利润。此次海禁解除后一个月，海北海南博易提举司也随之关闭。
4.第四次海禁始于大德七年（1303年），到至大元年（1308年）为止，持续时间五年左右。成宗大德七年“以禁商下海，罢制用院”，[63]本次海禁开始；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复立泉府院，整治市舶司事”，[64]本次海禁结束。
5.第五次海禁始于至大四年（1311年）到延祐元年（1314年）七月为止，持续三年左右。市舶提举司，武宗“至大四年罢之，禁下番船只”。[65]至大四年，庆元市舶提举司被取消。[66]这是本次海禁开始时间的历史记录。仁宗延祐元年七月开海禁，“诏开下番市舶之禁”。[67]这是本次海禁结束时间的历史记录。
武宗登上皇帝宝座以后，财用不节，挥霍无度，国家财政经费越来越紧。于是朝廷挥霍之余，一边谋划生财之道，采取措施把分散在权势集团手中的权力收归朝廷所有。“至大以来，赏赐不赀，造作不节，与夫其余一切蠹财之事，不可枚举，而经费始有不足之患矣。故累年以来，每以钱粮不敷为患，益求所以生财之道。”[68]至大四年（1311年）二月，“禁宣政院违制度僧”。[69]同年三月，“诸人中宝，蠹耗国财。比者宝合丁乞儿八达私买所盗内府宝带，转中入官，既已伏诛。今后诸人毋得似前中献。”[70]同年五月，朝廷又令中书省裁省多余机构，罢泉府司。[71]在此背景下，朝廷再次尝试用国家垄断的方式掌握外贸之利，便不足为奇了。
但国家垄断外贸，禁罢海商，压抑和排斥生机勃勃的民间贸易，只会把经济搞得死气沉沉。延祐初年，铁木迭儿奏请：“往时富民往诸番商贩，率获厚利，商者益众，中国物轻，番货反重。今请以江浙右丞曹立领其事，发舟十纲，给牒以往，归则征税如制。私往者没其货。”[72]他的建议得到皇帝批准，于是便有延祐元年七月的开放海禁。[73]
铁木迭儿奏疏所反映的情况和表达的意见值得琢磨。“商者益众”，进口商品当然增加。进口商品供应增加，价格下降理所当然，为何会出现“中国物轻，番货反重”的现象？奏疏写于海禁时期，实际情况应该是：官本船以政府力量排除任何其他形式的外贸，导致出海贸易者锐减，故而“商者益众”不是事实。官本船独占贸易导致外贸体量下降，商品进出口减少。中国商品出不去，价格下降；外国商品进不来，价格提高，于是出现“中国物轻，番货反重”的现象。
铁木迭儿提出“发舟十纲”的建议，希望通过更多的官船出海贸易，解决“中国物轻，番货反重”的问题。但这些船舶并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官本船。第一，官本船无需征税，制度规定的分配办法是七三分成，官七商三。“归则征税如制”的船舶，是其他类型的官船。第二，“私往者没其货”，是指未经申请出海凭证，即不申请公验公凭便私自出海贸易的走私船。因此，铁木迭儿的用意，是官府出钱买船，推助商民经营航海贸易，扭转海外贸易的衰败之象。但他的主意也没打到点子上。禁止商民航海贸易，外贸就缺少了源头活水，进口商品量少价高，交易不踊跃，外贸税收的减少，势所必然。任何形式的官营外贸，都无助于挽救颓势。(https://www.daowen.com)
元朝不久便再度开海，允许非官营经济入场。延祐元年七月十九日，仁宗说：“比闻禁止以来，香货药物销用渐少，价直陡增，民用阙乏，乞开禁事。”他宣布在广东、泉州、庆元恢复市舶提举司，杭州也照旧设置市舶库，由知州兼管市舶事务。市舶机构直隶行省，任何人都不得“搅扰沮坏”。[74]因恢复市舶机构，延祐元年七月元朝还修订颁布了新的市舶法则。[75]
6.元朝最后一次海禁，始于延祐七年（1320年）四月，结束于至治二年（1322年）三月，持续两年有余。延祐七年四月，“罢市舶司，禁贾人下番”。[76]庆元市舶提举司，“延祐七年，再例革”。[77]这是本次海禁开始时间的历史记录。至治二年三月复置市舶提举司于泉州、庆元、广东三路，禁子女、金银、丝绵下番。[78]这是本次海禁结束时间的历史记录。
此次海禁的目的依然是禁止私商航海贸易。
在延祐七年（1320年）四月，海禁开始之前不久，元朝统治者已经感到外贸及收益正在失控和亏耗。这年正月，御史台官员对朝廷将海舶税等收入厚赐权贵的做法表示了不同意见，认为权贵获得的赐予动辄几十万锭，而其他一些人却因得不到多少赏赐生计日囧；长此以往，国库亏空，民生困乏将不可避免，希望上述情况得到改变。“御史台臣言：比赐不儿罕丁山场、完者不花海舶税，会计其钞，皆数十万锭；诸王军民贫乏者，所赐未尝若是，苟不撙节，渐致帑藏虚竭，民益困矣。”但这个意见并未马上被仁宗接纳。[79]
御史台上奏的时间在延祐七年正月，此时是开放航海的时期，也是权贵通过外贸大发其财的好时机。不久以后，仁宗的想法发生了变化。当年四月，统治者认为乘船出海的元朝使者运载“丝银细物”到海外贸易，中央王朝却没能获得足够的经济利益，[80]于是开始了新一轮的海禁：“罢市舶司，禁贾人下番”；接着又“遣使榷广东番货”[81]，大有斩获。有位官员“从榷南海舶货，所赋入以亿万计，仅数月而事集”。[82]收获甚丰的国家财政系统，在法律上再次排斥权贵，再度控制了外贸收益。榷，即专卖。进口商品的专卖，此时一度复苏，值得注意。
至治三年（1323年），元朝决定，“听海商贸易，归征其税”。[83]用官本船垄断外贸，排斥海商独立经营外贸的做法最终退场，元朝外贸的第二个阶段随时结束。
元朝发布过五次海禁令，除了其中一两次跟战争有关外，其他几次多出于经济原因。但有些问题需要廓清。第一，官本船存在的时期。第二，海禁、官本船与民间贸易的关系。
关于第一个问题。根据现存史料我们看到，元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朝，都有官本船的踪迹。
关于第二个问题。
海禁与官本船关系密切，一般来说海禁是为官本船排除障碍，因军事原因的短期海禁除外。在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颁布的官本船条例中，这点已经看得很清楚。推行官本船时，中国其他任何形式的海外贸易都在取缔之列。到了几十年后的仁宗时代，海禁依然是王朝垄断外贸的工具。延祐七年（1320年）四月，“罢市舶司，禁贾人下番”。[84]延祐七年五月，“遣使榷广东番货”。[85]禁贾人下番，是为官本船贸易排除障碍；遣使榷广东番货，是为了垄断进口商品。官本船贸易在世祖时代创立时，就通过海禁达到垄断外贸的目的。后面几代皇帝一再发布海禁令。从仁宗朝的史料看，通过海禁垄断外贸，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应该是世祖以后几代皇帝的共同意愿。
但在停止海禁和海禁结束之后，官本船便不再排斥民间商船，原因是官本船失去了排斥民间商船的条件。大德五年（1301年），杨枢“以官本船浮海，至西洋”，在海外逗留六年，直到大德十一年（1307年）才返回。[86]大德五年（1301年），是元朝允许商民独立航海贸易的时代。这期间官本船和商船都可以航行东西大洋，未见官方设置障碍。延祐元年（1314年）七月，开放海禁：“诏开下番市舶之禁。”[87]此后不久官员王艮到泉州，提出购买旧船给商人航海贸易。“会朝廷复立诸市舶司，［王］艮从省官至泉州，建言：‘若买旧有之船以付舶商，则费省而工易集，且可绝官吏侵欺掊克之弊。’中书省报如［王］艮言。凡为船六〈舟宗〉（造字：二字合并为一），省官钱五十余万缗。”[88]此事再次表明，延祐元年允许商人航海贸易时，官本船与民间商船均可航行于海上。
在这个阶段，尽管元朝一再实行海禁，严重打击民间外贸的正常行进，但我们看到，四十年间，海禁的时间总共不到十年，其余三十年是私人航海贸易相对自由的时期。另外，即使在海禁时期，非官营贸易的暗流始终难以禁绝。第一，中国东部和南部海岸线漫长，船舶走私偷运，难以禁绝。第二，海禁对普通百姓的杀伤力很大，无须怀疑，但对权势阶层的牟利活动，对武装走私团伙的活动的抑制作用究竟有多大，则令人怀疑。第三，元朝部署在沿海地区的官兵是否真正忠于职守，也始终是个问题。在仁宗皇庆（1312—1313年）以后，卜天璋升广东廉访使。“先是，豪民濒海堰，专商舶以射利，累政以赂，置不问。天璋至，发卒决去之。”[89]这是广东沿海商民违禁贸易，当地官吏装聋作哑、长期不去制止的一个例证。
大德八年（1304年）以前，广州外贸有些方面已经超越宋代。“广为蕃舶凑集之所，宝货丛聚，实为外府。岛夷诸国，名不可殚，前志所载者四十余。圣朝奄有四海，尽日月出入之地，无不奉珍效贡，稽颡称臣。故海人山兽之奇，龙珠犀贝之异，莫不充储于内府，畜玩于上林。其来者视昔有加焉，而珍货之盛，亦倍于前志之所书者。”[90]
南宋《（宝庆）四明志》记载市舶物货共一百六十余种，元代《（至正）四明续志》所载则为二百二十余种。陈高华据此提出：元代海外贸易比起前代来有更大的规模。[91]
元代外贸额和税收情况，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延祐七年（1320年）正月，御史台官员提到的，皇帝赐予完者不花数十万锭“海舶税”。[92]数十万锭海舶税是不小的数额。但这是一个港口还是多个港口的税入，是税入的一部分还是全部海舶税入，尚待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