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隋、唐、五代（581—960），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教育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许多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对与教育有关的问题有所论述，但文献材料颇为分散，查找实在不易。《隋唐五代教育论著选》选取这个时期三百八十年间具有重要意义的教育论著，原则上按人物所处年代的先后加以编列，从多方面反映这个时期教育思想和教育实际的发展与变化。
隋是六世纪下半叶由杨坚建立的，它是统一南北、结束分裂局面的中央集权国家。隋王朝的统治较为短暂，只持续了三十多年，在一些教育家、思想家的推动下，虽制定了兴学的教育政策，但并未认真贯彻。教育事业曾有初步发展，但由于最高统治者思想的摇摆、政局的动荡，中途遭受挫折，出现大起大落的情况。从历史发展的过程考察，隋代创设的一些制度为唐代教育发展开辟了道路。隋代制定兴学的教育方针，设置学校，网罗人才，整顿文风，推行礼乐教化，重视图书建设等等，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唐继隋而起，承隋的历史经验教训，实行隋已开创的一些有效的制度，走上繁荣强盛的道路，统治时间长达二百九十年。唐初，李渊就强调要兴化崇儒。李世民在“偃武修文”的思想指导下，于贞观初实行崇儒兴学的方针政策，采取了一系列实际措施，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学教育制度，使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到了李隆基当政的开元年代，不仅官学受到政府重视，而且私学的开办也受到政府鼓励，还通过教育立法，在学校内部建立起较完备的教学制度。广泛发展的教育事业和丰富的教育实践活动，是教育思想发展、教育论著产生的现实基础，所以唐代教育论著不仅绚丽多彩，而且数量有较大的增长，自然成为本书的主体部分。
五代延续五十多年，在分裂割据的特定政治条件下，各地方政权维持短期的安定，使地区经济和教育事业有所发展。战争的破坏，造成学校的不足；而民间书院的兴起，弥补了学校的不足。这是五代教育的特点。印板术的使用，使经书广泛传播，也为教学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这一时期在教育理论方面创新不多。
以下着重就唐代教育论著中的有关问题作一些说明。
关于崇儒的教育方针政策。这是这一历史阶段教育论著中体现的重要特点。唐王朝建立后，为了长远统治利益，在政治上、经济上暂时对人民作了一些让步，而在思想上则设法加强控制。儒学、佛教、道教成为唐代统治者控制人民思想的三件“法宝”。其中，与政治伦理道德密切结合，在社会生活中经常发挥作用的是儒学。传统的儒学因为主张贵贱等级制度、忠孝仁义的封建伦理道德，采用通过礼乐教化移风易俗的感化手段，仍然适合帝王统治需要，成为官方学术。唐初就宣扬崇儒的理论，武德二年（619年）曾强调兴化崇儒，并颁发了诏书，在贞观年代继续提倡。其实际措施是用行政命令为儒家创始人孔丘立庙，规定定期祭孔的制度，并将儒家经典列为学校正式课程，通过学校教学渠道，把儒家思想灌输给年轻生徒，鼓励勤读经书的儒生，为他们提供参政当官的机会。论著中有不少议论崇儒、尊孔、读经、任贤的文献，就是这种思潮的反映。
关于提倡道教，大量设置玄学。这是唐代教育政策中的新特色。李渊开其端，认道教始祖李耳为先祖，立庙奉祀，提高道教的地位。李治进一步封李耳为太上玄元皇帝。李隆基推动尊崇道教达到高潮，命令京都及各州皆立玄元皇帝庙，士庶每家藏《老子》一本，勤加习读，贡举加试《老子》，还命令将崇玄学与玄元皇帝庙并设，规定博士与学生皆有定额，学习道教的“五经”（《老子》称《道德真经》，《庄子》称《南华真经》，《文子》称《通玄真经》，《列子》称《冲虚真经》，《庚桑子》称《洞虚真经》），其考试如国学，科举增设道举，为玄学生入仕参政开辟了道路。唐代依照行政命令设立的崇玄学达数百所之多，其教学有完备的制度。这种奇特现象是南朝的玄学所无法比拟的，后代再也没有出现过。
关于人性论的讨论。人性论是教育理论的基础，在唐代是被重视和讨论的问题之一。一些思想家为了论证统治者特权地位，选择合乎他们利益的人性理论，批评性善论、性恶论、性善恶混论等都属于一偏之见，而继承孔丘“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观点，发展成性三品说。韩愈是这种学说的主要代表。与过去的思想家不同，他把性与情联系起来，以情的表现来说明性，认定情的品级和性的品级是相应的，肯定教育在发展和完善人性方面的重要作用。李翱与韩愈的观点有差别，他受佛学的影响，主张性善情恶，认为性本质上总是善的，而情都是恶的，情影响了性，使性受蒙蔽或破坏，因此教育的任务就是灭情复性。皇甫湜认同韩愈的性三品说，但偏向性善论，强调自觉勉励。后来的杜牧则抨击性善论、性善恶混论，而偏向性恶论，强调要用礼法来制约人的性恶。皇甫湜和杜牧在人性论上都缺乏新见解。
关于培养人才的标准。对选用官吏，李世民强调以德行学识为本，德行居于首位，学识居于其次。这也就成为培养人才的标准，此种人才要知道儒家以德治国的理论，遵循“三纲五常”的规范，能通达社会事务，经世致用，最好还要文武兼备。
关于伦理道德教育。统治者提倡忠君孝亲，规定《孝经》是学校必读的教材。李隆基还亲注《孝经》，颁于学校，作为标准教材。思想家肯定“五常”是社会道德规范，其中最基本的规范是仁与义（合称“仁义”），其他一切规范皆是仁义在各方面的实际表现。所谓自古以来永存不变的道，就是仁义。仁义存于内心，而表现于行为。在对待人我关系上，体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精神，责己重以周，责人轻以约。个人的修养与师友的影响密切相关，要审慎地选择善友，建立牢固的联系，如此在进德修业上会获益匪浅。要有道德是非观念，不能只计个人的利害而不顾是非，应该从道，而不是从众。处世之中，要坚持道德原则，实行时要从具体情况出发，适当注意灵活性。这就是内可以守其道，外可以行其道。
关于统一教学内容，统一教材。唐代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体制的确立，要求居统治地位的儒学思想也相应地统一。当时南北有不同的门派，传播不同的注疏，体现不同的经学理论，学校教学难有统一标准，考试取士也无共同标准，这对统一思想是有妨碍的。李世民为了统一儒学思想，先令颜师古考定五经文字，统一了经书文字，后又令孔颖达负责组织一批经学家，研究汉以下的注疏，进行统一解释，成书后，又经过两次修订，最终编成一百七十卷的《五经正义》。这部官书颁发之后，成为国家规定的统一教材，也是科举考试的依据。统治者认为经学教材统一十分重要，经文因年久而产生误差，就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统一诸经文字工作。大历年间，张参奉命校勘五经文字。开成年间，李昂采纳郑覃建议，创立石经，都是这种思想的实际体现。经学统一，束缚了学术思想的发展，引起有识之士的不满，他们突破官定注疏的束缚，凭己意说经，发表异议，阐发自己的政治见解。这种舍注疏甚至舍传记而求经的做法，造成学风的转变。啖助及其弟子赵匡、陆质就是开新风气的先锋，支持者大有人在。
关于文化、科学繁荣与教育的发展。唐代国家统一，有较长时间的社会安定，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国际交流的开展，历史文化遗产的积累，为文化、科学的发达创设了条件。在文化方面，唐代文学的主要文体近体诗和散文极为兴盛，取得了辉煌成就，士人没有不会诗文的。官学和私学都教授文学，对学习文学和文学写作的方法，有不少人加以研究，此类论著颇多。唐代重视历史研究，强调史书编纂，组织编纂了多部史书，还有个人编写的重要史学著作，史学理论有了新的总结，史学传受也较普遍。在艺术方面，书法颇受重视，学习继承“二王”书体，创造唐代新书体，先后出现了许多书家，总结书法教学的许多经验，写下不少论著，成为宝贵的遗产。在科学方面，唐代重视数学，王孝通著《缉古算经》，李淳风注释《十部算经》，是数学的重要发展，也为数学教学提供了条件。地理学研究也有较大的发展，适应内外交通发展的需要，编成多种地志、地图，地理学家贾耽所绘制的《海内华夷图》等在绘制方法上有创新，都推进了地理教学。医学科学也有较大发展，《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是集当时医学大成的两部名著，《唐新本草》是一部收集大量药物资料并有药图配套的国家药典。这些著作为医学教学提供了条件，有利于医学教学的发展。学科的发展，不胜枚举。由上可见，社会需要促进学科发展，学科发展为社会服务。传授专门学科知识的专科学校的设立以及专家的私人传授，培养了各类人才，这是唐代教育的新问题，也是它的新特点。
关于教学思想。这方面的不少论著都是在教学实践基础上所作的经验总结，稍偏重于学习的经验。韩愈的《进学解》，就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代表作，强调勤学要专心致志，博学要遍涉百家，精思要明其道义，育人要因材施教。教学思想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体现于各学科教学法的普遍研究与总结，其中书法教学、文学教学经验的总结比较具有代表性。尤其是书法教学，从虞世南、欧阳询至颜真卿、韩方明，都有专篇论述，对后世有重要影响。
关于考试的要求和方式。唐代学校与科举考试制度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学校的根本目标是培养人才，科举的基本任务是选拔人才，科举为重，学校其次，两者的政治任务是统一的。学校考试的方式绝大部分仿照科举。对于选拔人才的考试，各方不断发生争论，主要有几个问题：要以德行还是才艺为选才标准？当时有人主张先德行而后才艺，也有人主张舍德行而取才艺。要保护特权还是否定特权？有人主张对贵族子弟给予特殊优待，考试可采低标准，任官则优先；有人认为对贵族子弟照顾太优会败坏政治，对国家不利，故对照顾应当有所限制。至于选用人才的途径，有人主张恢复古代的地方选举，废止科举；有人认为应当继续实行科举，进行全国性的考试竞争，学校毕业生中欲参政当官者都要参加。考试要求是重经学还是重文学？实际上，进士科颇受重视，越来越偏重文学。是重韵文还是重散文？有人主张以诗赋试士，有人主张废诗赋而用论议。考试方式是用口试还是用笔试？有人主张口试简便，当场就可了解程度；有人主张笔试可复查，便于防止舞弊。以上情况表明，考试制度是当时存在争议的教育问题。
关于师道问题。儒家提倡仁义之道，而仁义之道有待于师传，故重仁义之道必然强调尊师，两汉经师以此受尊。自魏晋以来，在玄学和佛教、道教的冲击下，儒学地位下降，人们不热衷从师求道，尊师的观念日渐淡化。在科举制度实行后，进士科占据优势，诗赋策论成为入仕的重要手段，学习文学成为时代潮流。文学强调的不是师传继承，而是个人创新，士大夫以此显示自己的才华，反以从师求教为耻。虽然有识之士不断地指出求师问道的必要性，但难于扭转社会上已形成的习惯。到了唐中叶，韩愈等人为了复兴儒学，发起古文运动和师道运动。韩愈的《师说》是师道运动的“宣言”，柳宗元的《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是师道运动的代表作。他们在求师问道、革除弊风等基本问题上观点一致，相互支持。由于个人处境不同，他们在具体做法上略有差异：韩愈不畏流俗，旗帜鲜明；柳宗元担心受政治迫害，表现谦退。他们的主张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于皇子的教育问题。唐代统治者为使政权传之万世，重视对太子及其他皇子的教育。他们认为皇位继承人的教育关系到国家存亡的根本，远则吸取夏桀、商纣败亡的教训，近则吸取隋炀帝亡国的教训，提出继承人不应过于娇生惯养，应当知道社会生活实际，要有品德修养，能适当处理与臣民的关系，要学习经史，懂得圣人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所以要注重师傅之教，为之创设一个良好的人际环境。李世民重视皇子的教育，确立师傅制度，任命心腹大臣为师傅，派忠实的人为随从人员。晚年，他又亲自写了《帝范》作为遗嘱，教训李治。本着李世民的这种精神，后来吴兢编撰《贞观政要》时，列了《尊敬师傅》《教戒太子诸王》《规谏太子》等专篇。《贞观政要》一书成为以后皇帝的祖训，大臣们根据祖训提醒皇帝注意。元稹《论教本书》试作理论总结，涉及一些教育理论问题，值得加以重视。五代时张昭《请妙选东宫师傅疏》也属此类。
关于士大夫的家庭教育。士大夫是有文化知识的阶层，在他们之中产生统治人才。士大夫为了保持优越的社会地位，普遍重视家庭教育，或教以学优则仕，或训以为人处世，或传以专门学术，或授以为文之道。部分士大夫还以诗文阐发关于家教的思想观点，留传子孙。由于教导的对象是自己的子弟，因此士大夫的诗文都情真意切地表达了他们的心声和厚望，如韩愈的《符读书城南》、杜牧的《冬日寄小侄阿宜诗》。李商隐的《义山杂纂》、柳玭的《家训》及《诫子孙》，都是士大夫家教的具体表现。
关于女子教育。唐代在封建三纲伦理原则支配下，男尊女卑，女子地位低下，男女的分工是男治外、女治内。对女子的要求就是成为贤妻良母，女子没有受学校教育的权利，只能在家学女工，习家务；条件非常好的，也只能在家读书识字，通常是读《论语》《孝经》《女诫》等书，认识妇女的本分以及应守的伦理规范。个别杰出者将其思想表达为文字，劝告其他女性也遵守封建伦理的要求。如郑氏、宋若昭姐妹，她们都深受东汉班昭《女诫》提倡“三从四德”的影响，根据对妇女品德的要求，仿《孝经》而作《女孝经》，仿《论语》而作《女论语》，两书颇受重视，成为此后妇女教育的重要教材，影响颇为深远。
关于社会教育。隋唐统治者要人民安分守己，纳租服役，成为驯民，不破坏社会等级秩序，因此对社会教育也给予一定重视，让地方官吏负起教导民众的责任，推行礼教，灌输忠孝仁义的思想，以达到化民成俗的目的。杨坚既劝学又行礼，李世民令州县行乡饮酒礼，李旦申劝礼俗，都是统治者重视社会礼教的实际表现。有些地方行政官也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推行礼教，使地方的风俗淳厚，秩序正常，农业获得发展，人民丰衣足食，取得较好的政绩。
在这本论著选里，还有关于其他教育问题的文献材料，这里就不一一提及。
本书在编选的体例上，不加注释，也不附译文。
本书在编选过程中，得到金林祥、张建仁、施国恩、徐书业、贾笕恒、孙璟、穆岚等同志的协助，谨此致谢。
由于隋、唐、五代人物众多，材料浩繁，选材定有疏漏，未尽妥善，敬希读者指正。
孙培青
二〇二〇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