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承与民族复兴
黄河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定现代中国发展道路最为深厚、最为核心、最为可靠的文化根基和历史依据，是中华民族的根本血脉，是中华民族之根。[51]保护、传承、弘扬、发展黄河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弘扬民族精神，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凝聚精神力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是弘扬正统精神，发挥体制优势，促进经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显著的体制优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实行民主集中制，保证人民当家做主，是历史的选择，经过了长期实践检验。当前世界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经济发展也面临着国内外的一系列挑战，尤其是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带来的巨大挑战。我国的体制优势，植根于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弘扬黄河文化正统精神，弘扬传统中华文化“凝聚力” 和“大一统”精神，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以我为主，积极应对重大风险挑战，发挥内需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实现以经济内循环为主体的经济双循环战略目标，就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
二是建设农业文明，关注民生，助力乡村振兴。黄河流域农业农村经济不够发达，还存在相对落后、相对贫困地区，人均收入水平偏低。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黄河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农耕文明，黄河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农业文化。[52]关注民生，传承发展黄河文化，复兴农业文明，提高黄河流域广大人民的收入水平，消除贫困，发展农业，助力实现乡村振兴。
三是兼容并包，多元融合，构建和谐社会。黄河文明是黄河流域农耕文明、草原文明和长江流域稻作文明的融合，是各民族文化交流、不同宗教信仰的交融凝聚，是各民族商贸交往、经济往来的融合，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弘扬黄河文化，维护民族团结，促进黄河流域区域经济、文化的深度融合，促进流域一体化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四是践行天人合一，建设生态文明。黄河文化是人文与自然关系的体现。黄河改道产生了洪水泛滥和洪涝灾害，一方面给人类社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广阔的平原和肥沃的土地。黄河流域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是一部团结协作、不畏艰险与黄河洪水抗争、治理黄河的历史，有“人定胜天”的思想体现，同时也体现了道法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有“天人合一”的理念。弘扬传统文化，继承劳动人民勤劳勇敢、不畏险阻的精神，以史为鉴，从黄河流域发展的历史兴衰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提高科学认识，善待黄河，天人共存，推动黄河生态治理，建设黄河生态文明。生态兴则文明兴，实现黄河流域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注释】
[1]若无特别说明，本节引文数字均来自《黄河年鉴2019》《黄河流域综合规划（2012—2030）》以及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网站（黄河网）。
[2]蒋秀华，吕文星，高源，等.黄河的历史变迁和面积河长特征数据的沿革［J］.人民黄河，2019，41（1）： 10-13.
[3]张红武.黄河流域保护和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人民黄河，2020(3):1-10,16.
[4]黄河两次出于军事目的的人为改道：第一次是南宋时期的1128年冬，金兵南下侵犯南宋边防，南宋 东京（今开封）留守杜充决开黄河南堤御敌，之后黄河向南泛滥，占道淮河入海；第二次是在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6月，国民政府扒开花园口黄河南堤，以阻止侵华日军西进，黄河泛滥河南、安徽、江苏三省，直到抗战胜利后，1947年3月，花园口决堤处堵合。
[5]公元前422年，西门豹为邺令在黄河支流漳河修筑引漳十二渠灌溉农田。公元前246年，秦国在陕西省兴建郑国渠，引泾河水灌溉农田，达4万多顷（1顷≈6.667公顷）。郑国渠的建成极大地增强了秦国的经济实力，为秦国统一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中这样描述郑国渠：“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参见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网站（黄河网）。
[6]根据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网站（黄河网）提供的资料数据，1956年7月至1980年6月共24年，黄河流域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735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资源量659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量399亿立方米；黄河流域水资源总量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2.6%，在全国七大江河中居第4位；人均水资源量905立方米，亩（1亩≈666.7平方米）均水资源量381立方米，分别是全国人均、亩均水资源量的1／3和1／5，在全国七大江河中分别占第4位和第5位。
[7]郭晗，任保平.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治理：机理诠释与现实策略［J］.改革，2020（4）：74-85.
[8]马献珍.黄河生态文化传播推动能源行业可持续发展［J］.新闻爱好者，2020（4）：69-71.
[9]彭苏萍，毕银丽.黄河流域煤矿区生态环境修复关键技术与战略思考[J].煤炭学报，2020,45(4):1211-1221.
[10]黄河流域总土地面积11.9亿亩（含内流区），占全国国土面积的8.3%，流域内共有耕地1.79亿亩，人均1.83亩，约为全国人均耕地的1.5倍。在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光热资源充足，农业生产发展潜力很大。流域内有林地1.53亿亩，牧草地4.19亿亩，林地主要分布在中下游地区，牧草地主要分布在上中游地区，林牧业发展前景广阔。黄河流域还有宜于开垦的荒地约3000万亩，主要分布在黑山峡至河口镇区间的沿黄台地（约2000万亩）和黄河河口三角洲地区（约500万亩），是我国开发条件较好的后备耕地资源。资料来源：李靖宇，黄猛.关于黄河文明视角下的黄河沿岸经济带开发论证［J］.开发研究，2008（5）：6-14.
[11]郭晗.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中的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J］.人文杂志，2020（1）：17-21.
[12]李靖宇，黄猛.关于黄河文明视角下的黄河沿岸经济带开发论证［J］.开发研究，2008（5）：6-14.
[13]三门峡水库1960年建成，水库拦沙约65亿吨，于20世纪60年代完成了拦沙任务；小浪底水库2000 年建成，总库容126亿立方米，其中拦沙库容约75亿立方米，自建成蓄水以来，对下游河道实现全线冲刷，中水河槽过流能力得到了有效提高，水库已拦沙28亿立方米，预估2030年左右水库拦沙库容将淤满。资料来源：张金良.黄河古贤水利枢纽的战略地位和作用研究［J］.人民黄河，2016（10）：119-121，136.
[14]见《黄河流域综合规划（2012—2030年）》。
[15]曹世雄.自然环境对黄河文明形成的影响：炎黄二帝称谓的内涵与中华文明的诞生［J］.农业考古， 2006（1）：1-7.
[16]江林昌.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模式与演进轨迹［J］.学术研究，2003（7）：86-93.
[17]李庚香.黄河文明优良政治基因探奥［J］.领导科学，2020（13）：5-15.
[18]张国硕（2019）整理了历史文献中关于“中国”的记载，西周文献《尚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此处“中国”特指一定区域，应为殷商王朝的中心地区。汉代以后文献“中国”的地域范围有所扩大，《史记·天官书》：“秦遂以兵灭六国，并中国。”“六国”当包括齐、楚、燕、韩、赵、魏等诸国区域。《晋书·宣帝纪》：“孟达于是连吴固蜀，潜图中国。”此“中国”是指三国时期的魏国版图。资料来源：张国硕.也谈“最早的中国”［J］.中原文物，2019（5）：51-59.
[19]如《战国策·赵策二》：“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左传·僖公·僖公二十五年》：“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孟子·梁惠王上》：“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这里的“中国”主要是指东周时期中原各诸侯国，部分等同于“华夏”“中原”的含义。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中原诸侯与秦国、吴国交往时，也往往用“中国”一词，如《秦本纪》：“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吴太伯世家》：“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汉代以后“中国”一词也泛指中原各族群居地。如唐代诗人陈子昂《度峡口山赠乔补阙知之王二无竞》诗云：“峡口大漠南，横绝界中国。”峡口山在今甘肃张掖地区，位于辽阔大漠的南边，横跨塞北。资料来源：张国硕.也谈“最早的中国”［J］.中原文物，2019（5）：51-59.
[20]刘壮壮.农耕、技术与环境：“黄河轴心”时代政治经济中心之离合［J］.中国农史，2018（4）：46-60.
[21]廖寅.首都战略下的北宋黄河河道变迁及其与京东社会之关系［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9（1）： 5-14.
[22]何一民，赵斐.清代黄河沿河城市的发展变迁与制约因素研究［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4）：99-109.
[23]刘壮壮.农耕、技术与环境：“黄河轴心”时代政治经济中心之离合［J］.中国农史，2018（4）：46-60.
[24]孔繁德.中国古代文明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J］.中国环境科学，1996（3）：236-239.
[25]段昌群.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与古代中国文明中心的迁移［J］.思想战线，1996（4）：75-88.
[26]同②。
[27]同③。
[28]同②。
[29]马永真.论黄河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在“一带一路”中的贡献、地位及作用［J］.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2017（2）：15-20.
[30]江林昌.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模式与演进轨迹［J］.学术研究，2003（7）：86-93.
[3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65，373-404.
[32]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232-233.
[33]彭岚嘉，王兴文.黄河文化的脉络结构和开发利用：以甘肃黄河文化开发为例［J］.甘肃行政学院学 报，2014（2）：13，92-99.
[34]刘壮壮.农耕、技术与环境：“黄河轴心”时代政治经济中心之离合［J］.中国农史，2018（4）：46-60.
[35]夏如兵.气候剧变与元代黄河流域蚕桑业的兴衰［J］.中国农史，2020（2）：105-116.
[36]张纯成.黄河文明中心南迁的生态环境原因分析［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0（11）：118-123.
[37]何一民，赵斐.清代黄河沿河城市的发展变迁与制约因素研究［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4）：99-109.
[38]习近平.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19（20）：4-11.
[39]李小建，许家伟，任星，等.黄河沿岸人地关系与发展［J］.人文地理，2012（1）：1-5.
[40]李靖宇，黄猛.关于黄河文明视角下的黄河沿岸经济带开发论证［J］.开发研究，2008（5）：6-14.
[41]李小建，许家伟，任星，等.黄河沿岸人地关系与发展［J］.人文地理，2012（1）：1-5.
[42]张纯成.黄河文明中心不断转移的生态环境研究［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9）：95-100.
[43]江林昌.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模式与演进轨迹［J］.学术研究，2003（7）：86-93.
[44]安作璋，王克奇.黄河文化与中华文明［J］.文史哲，1992（4）：3-13.
[45]徐光春.黄帝文化与黄河文化［J］.中华文化论坛，2016（7）：5-14.
[46]同①。
[47]李振宏，周雁.黄河文化论纲［J］.史学月刊，1997（6）：76-84.
[48]徐光春.黄帝文化与黄河文化［J］.中华文化论坛，2016（7）：5-14.
[49]安作璋，王克奇.黄河文化与中华文明［J］.文史哲，1992（4）：3-13.
[50]同②。
[51]王震中.黄河文化：中华民族之根［N］.光明日报，2020-01-18（11）.
[52]安作璋，王克奇.黄河文化与中华文明［J］.文史哲，1992（4）：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