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离国际化还有多远？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让国人振奋，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坛有了一席之地，终于有了话语权；2014年，刘慈欣凭借《三体》获得有“科幻艺术界诺贝尔奖”之美誉的“雨果奖”最佳长篇故事奖，同年，阎连科获得卡夫卡奖；2016年4月，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获得年度国际安徒生奖，奔赴新西兰参加第35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世界大会2016年国际安徒生奖颁奖盛典领奖。 随着莫吉、刘慈欣、曹文轩等中国作家多语种出版物海外热销，中国文学越来越引起海外关注。

中国作家作品能够“走出”国门，在海外翻译出版，并且能够获得一定的市场认可，这里面既有我国政府的支持和推动，我国出版界的积极参与，也有海外代理商与出版商的远见卓识，还有热爱中国文化的其他海内外机构和热心人士的助力。 每一部作品“走出去”的历程都历尽艰辛，留给人们的是难以名状的思考。

近年来，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和支持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政策。 版权输出、合作出版、海外投资开办或收购印刷厂、出版公司、书店逐渐增多。 政府为出版界“走出去”提供了各种支持（包括资金扶持）、扶持参加国际书展等很多推广平台和机会，一批批图书在海外翻译出版，图书出版单位和报刊社分支机构也陆续海外落地，中国出版基本形成了“走出去”的立体格局。 但就这个状况而言，我们仍然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出版国际化之路依旧很漫长，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自身准备不足，哪些图书具备“走出去”的潜质，如何了解目标国的图书市场需求，如何找到对口的出版机构，并与之建立联系、开展合作，都还处于摸索之中。 很多出版社寄希望于一本英文书目走遍天下，去俄罗斯等俄语国家、中东欧国家连最基本的相关国家语种的书目信息、名片都做不出来。 这说明有些出版社在“走出去”方面还不够专业化，还有待提高。

第二，过分依赖政府，一味追求获得政府的翻译费扶持，缺乏自主“走出去”的动力。 很多出版社拿到国家经费补贴后，真正用于翻译或支付给海外出版商、海外汉学家翻译家的经费很少，有相当部分被直接列入了企业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结果钱并没有完全用在该用的地方。(https://www.daowen.com)

第三，“本地化”“本土化”问题难以解决。 一方面，好书找不到海外好译者翻译，也很难得到海外出版社的青睐。 另一方面，大量出版社追求国内翻译、国内造货，翻译、编辑、加工、设计、印制都在国内完成，没有考虑对象国的市场需求和阅读习惯。

第四，缺乏整合海外资源的能力和营销推介手段。 很多新闻出版单位不了解我国驻外使领馆、海外文化中心、海外孔子学院等海外派出机构或合作机构的任务和运作方式，不了解海外有关机构的优势，不知道如何利用这些资源为我所用。

第五，缺乏海外出版商业运作的能力。 接力出版社、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等出版机构策划邀请海外知名插画家与国内一线儿童文学作家合作，合作项目不但在国内获得较好的市场反响，也逐渐走出国门，这就是很好的尝试。 但多数出版单位没有这样的能力和海外营销手段。

2015年10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扶持优秀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加强文化人才培养”，提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创新对外传播、文化交流、文化贸易方式，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这一令人鼓舞的目标。 出版乃文化“走出去”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出版界任重道远，要想在出版国际化方面有所作为，进而为中华文化“走出去”做出积极贡献，就必须从国家大局出发，立足企业自身生存发展需要，提高认识，拓展视野，提高自身市场经营能力和水平，加强“本土化”建设，最终让包括中国出版在内的中国文化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原载于《中国出版》2016年第17期卷首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