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陈三立函

（光绪二十七年 1901年）

别三年矣，今日乃得公消息，此真临别握手时梦想所不到之事也。戊戌九月，由沪回粤，闻公举家往庐山，乃由邮局寄一缄于九江探询，想此函必付浮沉矣。函中无他言，但有寄粤信住址耳^[1]。山县僻陋，见闻稀阔。上年八月，于报中惊闻尊公老伯大人捐馆之耗，念苏子瞻祭司马温公文有云：“上为天下恸，下以哭其私。”抚膺悼心，不可言状。回忆丁戊之间，公居母丧时光景，恨不得插翼飞去，一伸慰唁，然犹冀其讹传也，久而知为确耗。又知公家已移居江城，同乡中有宦于江洲者，因寄一缄，乃函到而其人于十月间已奉差万安。来函述公景况，则云既于腊月往郑，且挈眷俱去，尔后益无从通问讯矣^[2]。尊公究得何病？别时于湘舟中洒泪满袖，云相见无时，宪视为甚易。何意闲云野鹤竟不获再奉篮舆也。是年八月廿九日得来电云：将往庐山，以后野鹤闲云，相见较易。已安葬否？有葬齿诗传诵人口？系与太夫人合葬否？或言所卜墓在南昌山中，然否？生平奏疏、公牍并手著诗文有定稿否？想一时未付刊刻也^[3]。公家今住何处？有恒产否？想未必能自赡给。于岁需几何？能支持否？师曾举操何业？赐复时望一一详之也。

弟于戊戌七月晦日到沪后，又患脾泄，病困中一切如梦，并不知长安弈棋有许多变局。至八月六日读训政懿旨，十三日得杀士抄报，乃知有母子分党变故，然亦谓于己无与也。至十七日得湘电，有沦胥及溺之语，虽稍稍震惧，然犹谓过甚之辞。至廿三日，知湘中官吏一网打尽，始有馀波及我之恐。明晨未起，即已操戈入室，下钥锁门矣。当时上海道亦不知其奉何公文，初迫之入城，继增兵围守，擎枪环立，若临大敌，如是者三日。至廿六日，得总署报云：“查明康未匿黄处，上意释然，已有旨放归矣。”或言弹劾者多，终以事无佐证得脱于罪。或又言某某初匿于日本使馆，或传为初匿于出使日本之馆，致生歧误，至今尚未知所犯何事也。

到沪病忽增，日泻数次，气喘而短，足弱几不能小立。医生或虑其不治。然从此日见减轻，久而始知身本无病，直以长沙卑湿，日汲白沙井寒水，致生积冷。当时服公药，虽仅能支持一时，而不足以扫除积病。临别前一夕，忽然失音，则以服燥烈药太过之故。至洞庭湖始复本音，旋服附桂一剂，音又失^[4]。到沪后停药，因水土已易，即渐渐复原。九月到家，将养数月，即如常矣。

所居地电报局均不能通。平生故人以党祸未解，亦无敢寄书慰问者。庚子之春，党狱又作，沈鹏、陈鼎、吴式钊相继斥逐。尔时合肥督粤，迭次以函电召邀，颇疑与党事有涉，不能不冒险一行。及到省相见，乃以设警察、开矿产之事相委。然事无可为，一意辞谢。及归，而团匪之变作矣。乱作以来，浮云苍狗，世态奇变，多出意外，而鄙人乃深山高卧，一切无干。追念三年中长沙之病，苟不奉使他往，迁延一二月，必死于楚。若使在楚无病，奉攒程来京之诏，迅速驰往，计到京之期，正在祸作之先，即幸而无事，浮沉在京，亦必与团拳之难，与直谏同死。当上海道看管，沪上西人义勇议定，苟有大变，即劫之出海，如听蔡钧入城之请，或亦死于道中乱刃。乃屡次濒死而卒不死，不知彼苍苍者生我之何用也？弟平生凭理而行，随遇而安，无党援，亦无趋避，以为心苟无瑕，何恤乎人言，故亦不知祸患之来。自经凶变，乃知孽不必己作，罪不必自犯，苟有他人之牵连，非类之诬陷，出于意外者。然自有此变，益以信死生之有命、祸福之相倚。弟未知将来死所何在！前尘影事，原不必再记，然死生亦大故，故不觉舰缕为公言之。相见何日？思之黯然。

据吴天任《清黄公度先生遵宪年谱》，参校钱仲联辑《人境庐杂文钞》（《文献》第八辑）

【注释】

[1]“闻公举家往庐山”至“但有寄粤信住址”，《人境庐杂文钞》无。

[2]“回忆丁戊之间”至“无从通问讯矣”，《人境庐杂文钞》无。

[3]“已安葬否”至“未付刊刻也”，《人境庐杂文钞》无。

[4]“至洞庭湖”至“音又失”夹注，据《人境庐杂文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