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严复函

（光绪二十八年秋 1902年秋）

别五年矣！戊戌之冬，曾奉惠书并《天演论》一卷。正当病归故庐，息交绝游之时，海内知己，均未有一字询问，益以契阔。嗣闻公在申江，因大著作而得一好姻缘，辄作诗奉怀，然未审其事之信否也。诗云：“一卷生花《天演论》，因缘巧作续弦胶；绛纱坐帐谈名理，似倩麻姑背痒搔。”团拳难作，深为公隐忧。及闻公脱险南下，且欣且慰，然又未知踪迹之所在，末由致候起居，怀怅而已^[1]。

《天演论》供养案头，今三年矣。本年五月获读《原富》，近日又得读《名学》，隽永渊雅，疑出北魏人手。于古人书求其可以比拟者，略如王仲任之《论衡》，而精深博则远胜之。此书不足观，然汉以前辨学而能成家者，只此一书耳。又如陆宣公之奏议，以体貌论，全不相似，然切理餍心，则略同也。而切实尚有过之也。《新民丛报》以为文笔太高，非多读古书之人，殆难索解，公又以为不然。弟妄参末议，以谓《名学》一书，苟欲以通俗之文，阐正名之义，诚不足以发挥其蕴。其审文度义，句斟字酌，盖非以艰深文之也，势不得不然也。观于李之藻所译之名理，索解更难，然后知译者之废尽苦心矣。至于《原富》之篇，或者以流畅锐达之笔为之，能使人人同喻，亦未可定。此则弟居于局外中立，未敢于二说者遽分左右袒矣。公谓正名定义，非亲治其学，通彻首尾，其甘苦末由共知，此真得失心知之言也。

公又谓每译一名，当求一深浅广狭之相副者，其陈义甚高。然弟窃谓悬此格以求，实恐求之不可得也。以四千馀岁以前创造之古文，所谓“六书”，又无衍声之变，孳生之法，即以书写中国中古以来之物之事之学，已不能敷用，况泰西各科学乎？华文之用，出于假借者，十之八九，无通行之文，亦无一定之义，即如郑风之忌，齐诗之止，楚词之些，此因方言而异者也。墨子之才，荀子之案，随述作人而异者也。乃至人人共读如《论语》之仁，《中庸》之诚，皆无对待字，无并行字，与他书之仁与义并，诚与伪对者，其深浅广狭，已绝不相侔，况与之比较西文乎^[2]？

今日已为二十世纪之世界矣，东西文明，两相接合，而译书一事，以通彼我之怀，阐新旧之学，实为要务。公于学界中又为第一流人物，一言而为天下法则，实众人之所归望者也。仆不自揣量，窃亦有所求于公：

第一为造新字，中国学士视此为古圣古贤专断独行之事，于武曌之撰文、孙休之命子，坐之非圣无法之罪。殊不知《仓颉》一篇，只三千馀文，至《集韵》、《广韵》多至四五万，其积世而增益，因事而制造者多矣。即如僧字塔字，词章家用之，如十三经内之字矣，而岂知其由沙门、桑门而作僧，由鹘图、窣堵而作塔，晋魏以前无此事也。次则假借；金人入梦，丈六化身，华文之所无也，则假“佛时仔肩”之佛而为佛。三位一体，上升天堂，华文之所无也，则假“视天如父”，“七日复苏”之义而为耶稣。此假借之法也。次则附会；塞之变为释，苾蒭之变为比丘，字本还音，无意义也，择其音之相近者而附会之。此附会之法也。次则语；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故不得不用语。佛经中论德如慈悲，论学如因明，述事如唐捐，本系不相比附之字，今则沿习而用之，忘为强凑矣。次则还音；凡译意则遣词，译表则失里，又往往径用本文，如波罗密、般若之类。又次则两合。无一定洽合之音，如冒顿、墨特、阏氏、焉支，皆不合，则文与注兼举其音，俾就冒与墨、阏与焉之间两面夹出，而其音乃合。此为仆新获之义，无以名之，故名之曰两合。荀子有言：“命不喻而后期，期不喻而后说，说不喻然后辨。”吾以为欲命之而喻，诚莫如造新字，其假借诸法，皆苟子所谓曲期者也。一切新撰之字、初定之名，于初见时，能包综其义，作为界说，系于小注，则人人共喻矣。

第二为变文体。一曰跳行，一曰括弧，一曰最数，一、二、三、四是也。一曰夹注，一曰倒装语，一曰自问自答，一曰附表附图。此皆公之所已知已能也。公以为文界无革命，弟以为无革命而有维新。如《四十二章经》，旧体也，自鸠摩罗什辈出，而内典别成文体，佛教益行矣。本朝之文书，元明以后之演义，皆旧体所无也，而人人遵用之而乐观之。文字一道，至于人人遵用之乐观之，足矣。凡仆所言，皆公所优为，但未知公肯降心以从、降格以求之否^[3]？

据吴天任《清黄公度先生遵宪年谱》，参校钱仲联辑《人境庐杂文钞》（《文献》第八辑）

【注释】

[1]以上文字《人境庐杂文钞》无。

[2]“于古人书求其可以比拟者”至“况与之比较西文乎”，《人境庐杂文钞》无。

[3]“凡仆所言”至“降格以求之否”，《人境庐杂文钞》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