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办理苏州开埠打破专界挽回治权事（附注：上某星使论外交家尽职书）

《马关条约》，战胜余威，其损失何可复言！该约有“添设通商口岸，以便日本臣民往来侨寓，从事商业工艺”等语，苏州开埠，实居其一。其驻京日使，则曰“开设日本专管租界，合依《马关新约》而行”；其外部告我驻日公使，则曰“总署既允，立饬在苏即行开设日本专管租界”，并许以交收租地；其领事则曰“奉本国政府接收专管租地之命，但求按约指地，所有办法，悉照向章”。当时苏州洋务局拟即指定地址，由官购买，交给日本。先兄窃不谓然。旋由南洋大臣刘奏派专办苏州商埠事宜，遂通告日本领事，谓添设五口，应由苏埠开议，其余一律照办，并订期互换照会。几费辱舌，始能允从。乃告以约中所载“添设商埠，以便日本臣民往来侨寓，从事商业、工艺制作”，是《新约》所许，只许通商；下文所云“照向开口岸办理，应得优例，及利益亦当一律享受”，系紧承上文之“日本臣民从事商业工艺”者而言。遍查中文、日文、英文，并无许以苏州让给一地，听日本政府自行管理之语。于是乎草商埠议案，如日商需地几何，许其随时分赁；则专管租界之语，暗为取消。道路各项，许期不纳地租，而实则为公共之物。租期十年以内，留给日人，而实则还我业主之权。杂居华人，归我自管，则巡捕之权在我。道路公地，归我自筑，则工务局之权在我。凡所以暗破专界、撇开向章、补救《新约》之所穷，挽回自主之权利者，无孔不钻，无微不至。日领以所议各节，越乎本国训辞之外，未敢承受；则告以如必须自立专界，则严禁华人杂居，此为中国自有之主权。重索界内租价，亦不为约章之违反。否则总署所许之地，终不更许他人，专以留给日本；俟将来两国政府商定允行。唯现在日商需用多少，即可随时租赁多少。日领事终为之窘，许以禀候政府训令。其保护主权而伸国法者，实为各口租界之所未有。故凡条约所已许者，能挽回而补救之；条约所未许者，亦未尝授人以隙，妄增一字。其紧要关键，不过将实事变作虚辞，由现在推之他日；亦犹负债者约退后期，别立新单，谓他日家业兴隆，再行设法偿还云尔。总署谓其用意微妙，深合机宜；特虑彼国不能就我耳。乃鄂、浙当道，忽谓日人狡展，毋受其欺；许以将来，即贻后患。同时日本领事亦奉其本国政府之命撤回。其结果仍不出总署之所料。举数月以来，殚竭心力，欲图补救一分，以挽回一分之损失者，终归泡影矣。

读先兄上某星使论外交书，谓“外交家之能尽职办事者，大抵有挪展之法：如一事期效八成，则先以九成十成出之，以期退步；如一物需价百钱，先预以百二十、百三十，以待其驳减是也。有渐摩之法：如既切而复磋，既琢而复磨，以求精到，如得寸则一寸，得尺则一尺，以期渐进是也。有抵制之法：如此事不便于我，则兼及他事不便于彼者藉以牵制；如甲事有益于彼，则别寻乙事有益于我，以索其酬报是也。而所以行此法者，一以优游巽顺出之；以固执己见，则诿以彼国未明我意；于争执己权，则托于我国愿同协办；于要求己利，则谬谓两国均有利益。不斥彼之说为无理，而指为难行；不以我之说为必行，而请其酌度。不以彼不悦不怿而阻而不行。言语有时而互驳？而词气终不愤激；词色有时而受拒，而请谒终不惮烦；议论有时而改易，而主意终不游移。将之以诚恳，济之以坚贞，守之以含忍。幸而获济，则吾民受护商之益；不幸而不济，彼国亦必服其谋国之忠”云云。其生平所历外交，济与不济，每为内外人所敬服，良有以也。国势愈弱，外人之强迫愈甚。身当其冲者，辄曰“无兵力为人后盾”，固也。然如苏州开埠，实承战败之后；租界向章，如天津、上海等处，均系专管；卒能拆成片段，以折服之。然则当事者幸勿以后盾自馁，果能坚忍诚恳，以尽厥职，安见其无挽救之策哉！附注于此，以资考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