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年）五十五岁
一月 去岁修黄氏家谱，大致编竣，是月初六日撰《攀桂坊黄氏家谱》序。序末谓：“若夫立德立功立言，以图不朽，俾嘉应之黄，与金华、邵武二族并称于世，是则作谱者所祷以求之者夫。”
四月 致梁启超函，表示其所撰《南海传》“所谓教育家、思想家，先时之人物，均至当不易之论。吾所心佩者，在孔教复原，耶之路得，释之龙树，鼎足而三矣”。然“以为泰西富强由于行教，遂欲尊我孔子以敌之”，“此实误矣”。“今日但当采西人之政、西人之学，以弥缝我国政学之敝，不必复张吾教，与人争是非、较短长也”。“孔子为人极，为师表，而非教主。凡世界教主，无论大小，必嚣嚣然树一帜以告之人曰：‘从我则吉，否则凶。’”“而孔子则与伏羲、文周之卦，尧舜之典，禹汤之谟诰，未尝废之也。”“古之儒者言卫道，今之儒者言保教。夫必有仇敌之攻我，而后乃从而保卫”，“大哉孔子，包综万流，有党无仇，无所谓保卫也”。“大哉孔子，修道得教，无所成名，又何从而保卫之？”“至孔子所言之理，具在千秋万世、人人之心。人类不灭，吾道必昌，何藉于保卫？”
五月 致梁启超函，论民权自由主张，谓“二十世纪中国之政体，其必法英之君民共主乎。胸中蓄此十数年，而未尝一对人言”。言初抵日本，初闻民权之说，颇惊怪，“既而取卢骚、孟德斯鸠之说读之，志为之一变，以谓太平世必在民主”。又谓“近年以来，民权自由之说遍海内外，其势长驱直进，不可遏止；而或唱革命，或称类族，或主分治，亦嚣嚣然盈于耳矣。而仆仍欲奉主权以开民智，分官权以保民生，及其成功，则君权、民权两得其平。仆终守此说不变，未知公之意以为然否”。
此函还对“天下哗然言学校”，谈其六点主张，谓：“吾以为非有教科书，非有师范学堂为之先，则学校不能兴”；“吾以为所重在蒙学校、小学校、中学校”；“吾以为所重在普通学，取东西学校通行之本，补人中国地理、中国史事，使人人能通普遍之学，然后乃能立国，乃能兴学”；“吾以为《五经》、《四书》当择其切于日用、近于时务者，分类编辑为小学、中学书，其他训诂名物归入专门，听人自为之”；“吾以为学校务求其有成，科举务责人以所难，此不能兼行之事”；“今学校乃专为翰林、部曹、知县而设，然则声、光、化、电、医、算诸学，将弃之如遗乎，抑教以各业，俟业成而用之治民莅事乎？”
八月二十二日 与梁启超书谈杂歌谣体：“吾以为不必仿白香山之《新乐府》、尤西堂之《明史乐府》，当斟酌于弹词粤讴之间，或三、或九、或七、或五，或长短句，或壮如陇上陈安，或丽如河中莫愁，或浓至如焦仲卿妻，或古如成相篇，或俳如俳技辞。易乐府之名而曰杂歌谣，弃史籍而采近事。”
八月 致梁启超函，告以“近方拟《演孔》一书，书凡十六篇，约万数千言，其包含甚广，未遂成书者，因其中有见之未真、审之未确者，尚待考求耳”。
十一月 致梁启超函评价曾国藩“为国朝二百馀年，应推为第一流”，“其学问能兼综考据、词章、义理三种之长”，“然此皆破碎陈腐、迂疏无用之学，于今日泰西之科学、之哲学未梦见也”。“彼视洪杨之徒，张总愚陈玉成之辈。犹僭窃盗贼，而忘其为赤子，为吾民也。”“其所尽忠以报国者，在上则朝廷之命，在下则疆吏之职耳。于现在民族之强弱，将来世界之治乱，未一措意也。”“欧美之政体，英法之学术，其所以富强之由，曾未考求。”
函中谓游东西归洋，“所学屠龙之技，无所可用”，“盖其志在变法、在民权”。及戊戌新政，“遂欲捐其躯以报国矣！自是以来，愈益挫折，愈益艰危，而吾志乃益坚”。
十一月 致梁启超函论中国政体，谓“二十世纪之中国，必改而为立宪政体”。
是年致严复书谓，“《天演论》供养案头，今三年矣。本年五月获读《原富》，近日又得读《名学》，隽永渊雅，疑出北魏人手”。函中提出：“今日已为二十世纪之世界矣，东西文明两相结合。而译书一事以通彼我之怀，阐新旧之学，实为要务。公于学界中，又为第一流人物，一言而为天下法则，实众人之所归望者也。仆不自揣量，窃亦有所求于公。第一为造新字。次则假借。次则附会。次则
语。次则还音。又次则两合。第二为变文体。一曰跳行，一曰括弧，一曰最数，一曰夹注，一曰倒装语，一曰自问自答，一曰附表附图，此皆公之所己知己能也。”“公以为文界无革命。弟以为无革命而有维新”。
是年 写定《人境庐诗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