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梁启超函
（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一日 1902年11月30日）
公欲作曾文正传，索仆评其为人。仆以为国朝二百馀年，应推为第一流，即求之古人，若诸葛武侯，若陆敬舆，若司马温公，若王阳明，置之伯仲之间，亦无愧色，可谓名儒矣，可谓名臣矣。虽然，仆以为天生此人，实使之结从古迄今名儒、名臣之局者也。其学问能兼综考据、词章、义理三种之长。旧学界中卓然独立，古文为本朝第一。然此皆破碎陈腐、迂疏无用之学，于今日泰西之科学、之哲学未梦见也。郭筠老渐知此意。彼见日本坊肆所卖书目，惊骇叹诧，谓此皆《四库》目中所未有，曾贻一函，询日本学问勃兴之状何如。其功业比汉之皇甫嵩，唐之郭子仪、李光弼为尤盛。然彼视洪杨之徒，张总愚陈玉成之辈，犹僭窃盗贼，而忘其为赤子，为吾民也。仁宗之治川楚教匪也，诏曰：“自古只闻用兵于外国，未闻用兵于吾民。蔓延日久，多所杀戮。是兵是贼，均吾赤子。”故教匪不行献俘礼，不立太学纪功之碑。文正乃见不及也。此其所尽忠以报国者，在上则朝廷之命，在下则疆吏之职耳。于现在民族之强弱，将来世界之治乱，未一措意也。所学皆儒术，而善处功名之际，乃专用黄老，取已成之功而分其名于鄂督官文；遣百战之勇而授其权于淮军李鸿章，是皆人所难能。生平所尤兢兢者，党援之祸，种族之争，于穆腾额忘其名，不甚确。之参劾湘军也，亟引为己过；于曾忠襄之弹纠满人也，即逼使告退。今后世界文明大国，政党之争，愈争愈烈，愈益进步。为党魁者甘为退让，必无事能成矣。其外交政略，务以保守为义，尔时内乱丝棼，无暇御外，无足怪也。然欧美之政体，英法之学术，其所以富强之由，曾未考求。毋乃华夷中外之界未尽泯乎？甚至围攻金陵，专用地窖，而不愿购求轮船、巨炮。比外人之通商为行盐，以条约比盐引，谓当给人之求，令推行于内地各省，则尤为可笑者矣。一生笃志守旧，然有二事甚奇。以长江水师立功，而所作《水师诏忠祠记》，乃以为不变即无用，视彭刚直胜百倍矣。遣留学生百人于美国，期之于二十三十前归为国用。苟此公在今日，或亦注意变法者与，未可知也。然不能以未来之事概其生平也。凡吾所云云，原不可以责备三四十年前之人物。然窃以为史家之传其人，愿后来者之师其人耳。曾文正者，论其两庑之先贤牌位中，应增其木主，其他亦事事足敬，然事事皆不可师。而今而后，苟学其人，非特误国，且不得成名。文正之卒在同治末年，尔时三藩未亡，要地未割，无偿款，无国债，轨道、矿山、沿海线之权未授之他人。上有励精图治之名相，文祥。下多奉公守法之疆臣，固俨然一大帝国也。文正逝而大变矣。吾故曰：“天之生文正，所以结前此名臣、名儒之局者也。”佛言：“谤我者死，学我者死。”若文正者，不可谤又不可学者也，不亦奇乎？
作此段毕，自读一过，颇许为名论，知公之读之，共击节叹赏也必矣。继又念望公之意见，或者即与我同，亦未可知。本此意以作一传，可以期国势之进步，可以破乡俗之陋见，湘人尤甚，湘之士大夫尤甚。其价值决不在《李鸿章》一传之下也。
公所述狄梁公之言，其意则是，而时固未可，吾不能为梁公也。自吾少时，绝无求富贵之心，而颇有树勋名之念。游东西洋十年，归以告诗五曰：“已矣！吾所学屠龙之技，无所可用也。”盖其志在变法、在民权，谓非宰相不可，为宰相又必乘时之会，得君之专，而后可也。既而游欧洲，历南洋，又四五年归，见当道者之顽固如此，吾民之聋聩如此，又欲以先知先觉为己任，藉报纸以启发之，以拯救之。而伯严苦劝之作官，既而幸识公，则驰告伯严曰：“吾所谓以言救世之责，今悉卸其肩于某君矣！”然自顾官卑职陋，又欲凭借政府一二人，或南北洋大臣以发摅之，又苦无其人。而吴季清又谓：“与其假借他人之权，不如自入政府，自膺疆吏之为愈。”吾笑谢之。及戊戌新政，新机大动，吾又膺非常之知，遂欲捐其躯以报国矣！自是以来，愈益挫折，愈益艰危，而吾志乃益坚。盖蒿目时艰，横揽人材，有无佛称尊之想，益有舍我其谁之叹！公读至此，必骇诧曰：不意此我老乃发此言。然公之所见急于求退者，乃旧日之我。盖尔时所怀抱，一则无所凭借；二则国势之艰危未至此极；三则未知人材之消耗如此其甚也。今且问公，仆作是语，公有以易之否？
数年闭门读书以广智，习劳以养生。早夜奋励，务养无畏之精神，求舍生之学术，一有机会，投袂起矣！尽吾力为之，成败利钝不计也。虽然，吾仰视天俯画地，仍守以待之而已。求而得之，是吾丧我，吾不为也。苟终无可为之时，是天厌之，吾亦不受咎也。吾之不欲明与公等往来者，以为使公等头颅无可评之价，盗贼无可指之名。昭雪褒示，或者终在吾手，故姑且濡忍以待时。虽然，弃而不可留者，年也；流而不知所届者，时势也。再阅数年，加富尔变而为玛志尼，吾亦不敢知也。公忍待之。
鼓勇同行之歌，公以为妙。今将廿四篇概以抄呈。如上篇之敢战，中篇之死战，下篇之旋张我权，吾亦自谓绝妙也。此新体，择韵难，选声难，着色难。日本所谓新体诗何如？吾意其于旧和歌，更易其词理耳，未必创调也。便以复我。虽然，愿公等之拓充之、光大之也。诗由《军国民篇》来，转以示奋翮生。
小说中之杂歌谣，公征取之至再至三，吾何忍固拒？此体以嬉笑怒骂为宜，然此四字乃非我所长，试为之，手滑又虑伤品，故不欲为。《军歌》以外有《幼稚园上学歌》十首、《五禽言》五章，庚子五月为杜鹃也。即当录寄，渐可敷衍，馀且听下回分解矣。
征诗必有佳作，吾代征之仓海君，即忻然诺我，闻已有《新乐府》二三十寄去。事征之十年以来，体略仿十七字诗云，收到否？此公又以《汩罗沉》四篇附寄，乞察存。
戊己庚辛汇抄近体诗凡八九十首，并附以跋，以《清议报》之时代之体裁最相宜也。分卷与否，听编者自主，不必拘也。诗藏箧中，不肯示人。然既已矢诸口，形诸歌咏矣。即以诗论，吾谓杜、李玉溪、苏、陆足并驾齐驱。然恐公读之，又诧为近体所未有也。技痒难熬，故难终秘。虽然，此诗布于世，于世界诗界或不无小补。使人知为仆诗，则于仆有妨碍也。愿公深讳其名。讳之之法，于诗勿置一词，但云不知何许人，于同居至好中亦秘之，庶几可也。三年以前，君平草报，有“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几丧其元，霍子孟云”，使我至今心悸。
公欲将浏阳砚之拓本征诗，此砚之赠者、受者、铭者，会合之奇，遭遇之艰。乃古所未有，吾谓将来有千金万金之价值者此也。公之它之名偶一用之，而用之于此者，因取友必端之语也。既已补铭而刊刻之矣，若于搨本中讳此三字，使世人妄相推测，转为不宜。公之自序，但云由武昌或京师不知为何如人寄来，殆古之伤心人也。再过二三年乃实征之，更有味也。张君处已达意，渠感喜至极，是乃吾甥，砚非其手藏，补铭乃其手刻耳。
重伯昔誉吾书，谓“当世足与抗行者，惟任老耳，张廉卿、李仲约不足道也。”吾告以平生未尝习书，坚不肯信。既论知其语实，乃叹曰：“唐以下无此笔法。沛公殆天授，非人力也。”天下嗜痂之癖有如此者，吾不敢述以告人云，今又证明之，益使我颜汗矣！公书高秀渊雅，吾所最爱。《人境庐诗》有一序，公所自书，平生所宝墨妙，以此为最。
每作公书，则下笔飒飒有声，滔滔汩汩，无少休歇。然作他人之书，万万不能尔意者。公之精魂相感召，即有足跳、手擎、奇丑之物来襄助我耶！公以寄我书为纵欲之具，吾亦觉吾所大欲节之太苦，忽发一大愿，每日作公书四千言，以一月为期，袭《左传》铸刑书之月、之名，书于日记，曰寄任书之月。此十万言出于吾手，入于公目，何乐如之！此事不必有，然此愿不可无也。
将搁笔矣，忽念及一解颐语。伯严近有书，语及公，称为“输入文明第一祖”。又云：“君平尝语人云：‘某公理想、学识为吾所不及。惟吾所著述，较有娘家耳。’今此公亦有娘家矣！君平又作何语耶？”仆复之曰：“诚然。然将来产育宁馨儿，将似舅耶，抑绳祖耶？刻犹未敢知也。”吾前函君平论译事，请其造新字、变文体。后得一信片云：“来书妙义环生，所以相期者甚厚，岂固欲相发乎？复书不宜草草，然又不能不需时”云云。今三月矣，公倘有函，语之曰有人见此明信，今复之否？若得其允诺，将二书抄示，亦近日学界中一大观也。
尚有一事奉托者，明春来日本留学者，一为小儿，十五岁，汉文有文气矣。一小孙，年十岁，仅识字。当令大小儿携之来，饮食起居有人照料，但乞公为谋一学堂，以何为宜耳。一堂弟，年二十三四，颇开通，但其意欲兼谋可供旅费之一席。仲雍则往东往西未定也。公得此函，为我一商，先以复我。公往美后，到横滨当觅何人，并乞订定。馀容续布。即叩道安。
尊夫人及阿龙并候。
布袋和南 十一月朔日发
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黄公度先生手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