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梁启超函

（光绪二十八年五月 1902年6月）

（前略）二十世纪中国之政体，其必法英之君民共主乎。胸中蓄此十数年，而未尝一对人言。惟丁酉之六月初六日，对矢野公使言之。矢野力加禁诫。尔后益缄口结舌，虽朝夕从公游，犹以此大事，未尝一露，想公亦未知其深也。

仆初抵日本，所与游者多旧学，多安井息轩之门。明治十二三年时，民权之说极盛。初闻颇惊怪，既而取卢梭、孟德斯鸠之说读之，志为之一变，以谓太平世必在民主，然无一人可与言也。及游美洲，见其官吏之贪诈，政治之秽浊，工党之横肆，每举总统，则两党力争，大几酿乱，小亦行刺，则又爽然自失，以为文明大国尚如此，况民智未开者乎？因于所著学术中《论墨子》略申其意。又历三四年，复往英伦，乃以为政体必当法英，而着手次第，则又取租税、讼狱、警察之权分之于四方百姓；欲取学校、武备、交通谓电信、铁道、邮递之类。之权归之于中央政府，尽废今之督抚藩臬等官，以分巡道为地方大吏，其职在行政，而不许议政。上自朝廷，下至府县，咸设民撰议院为出治之所。初仿日本，后仿英国。而又将二十一行省分画为五大部，各设总督，其体制如澳洲、加拿大总督；中央政府权如英主，共统辖本国五大部，如德意志帝之统率日耳曼全部，如合众国统领之统辖美利坚联邦，如此则内安民生，外联与国，或亦足以自立乎。

近年以来，民权自由之说遍海内外，其势长驱直进，不可遏止；而或唱革命，或称类族，或主分治，亦嚣嚣然盈于耳矣。而仆仍欲奉主权以开民智，分官权以保民生，及其成功，则君权、民权两得其平。仆终守此说不变，未知公之意以为然否？己不能插翼奋飞，趋侍左右，一往复上下其议论，甚愿公考究而指正之也。

天下哗然言学校矣，此岂非中国之幸。而所设施、所经营，乃皆与吾意相左：吾以为非有教科书，非有师范学堂为之先，则学校不能兴，而彼辈竟贸然为之，一也；吾以为所重在蒙学校、小学校、中学校，而彼辈弃而不讲，反重大学校，二也；吾以为所重在普通学，取东西学校通行之本，补入中国地理、中国史事，使人人能通普遍之学，然后乃能立国，乃能兴学，而彼辈反重专门学，三也；吾以为《五经》、《四书》当择其切于日用、近于时务者，分类编辑为小学、中学书，其他训诂名物归入专门，听人自为之，而彼辈反以《四书》、《五经》为重，四也；吾以为学校务求其有成，科举务责人以所难，此不能兼行之事。今变学校乃于《十三经》外更责以《九通》、《通鉴》，毕世莫能究其业，此又束缚人才之法也，而彼辈乃兼行科举，五也；吾以为兴学所以教人，授官所以任人，此不能一贯之事，今学校乃专为翰林、部曹、知县而设，然则声、光、化、电、医、算诸学，将弃之如遗乎，抑教以各业，俟业成而用之治民莅事乎？而彼辈仍用取士官人之法施之于学校，六也。且吾意此朝廷大政，断非督抚所能画强而治者。如有用我，以是辞之。（后略）

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黄公度先生手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