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959年的中非合作关系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第一届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29个国家出席会议，其中有6个非洲国家：埃及、埃塞俄比亚、加纳、利比里亚、利比亚和苏丹。对于中非合作关系而言，万隆会议的召开具有特殊意义，是一个极具开创性的事件，是社会主义中国首次试探性地与非洲大陆国家接触与交往^[17]。由此，新中国与非洲国家开始建立合作关系，中非关系翻开了新篇章。

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参加了万隆会议，他主张各国应求大同存小异，强调中国不干涉任何国家内政或者帮助从事任何颠覆活动。会议期间，周恩来与埃及代表进行了多次会谈，公开邀请他们在方便的时候访问北京。1950年，中国与南非解放运动成员曾有过短暂（暂时）联系，这一联系在万隆会议上得到进一步加强。由摩西·考塔尼（Moses Kotane，一位经验丰富的非洲共产党员，ANC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领导的ANC和SAIC三人代表团参加了万隆会议。摩西·考塔尼的共产党员身份使得中国与南非代表很容易建立起联系。

在万隆会议上，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在“反殖民主义和反贫困斗争”的基础上建立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关系，这为后来不结盟运动的建立打下了基础。万隆会议的制度化成果就是成立了亚非人民团结组织（Afro-Asian People’s Solidarity Organization，简称AAPSO），中国在其中发挥着领导作用^[18]。

在大多数研究者看来，亚非会议具有重大且持久的重要性，“此次会议促进了亚非国家间的团结与合作，它鼓励殖民地国家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在促进亚非人民反帝和反殖民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中非关系第一次纳入中国的议程，尽管是和其他亚洲国家一起^[20]。(https://www.daowen.com)

1955年，非洲国家正处于独立的关键时期，万隆会议的召开为中国发展与非洲国家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机会^[21]。亚非会议上，中国对反殖民主义的强调赢得了非洲国家对中国的赞扬，因为非洲大陆当时正处于反殖民主义斗争的最高潮，非洲国家希望能够找到盟友以帮助自己赢得独立战争以及获得斗争所需的资金支持^[22]。在此背景下，中国成为非洲国家摆脱冷战期间战争冲突的天然盟友^[23]。

万隆会议后（1955年—1959年被称为“万隆时期”），中国开始注重与非洲国家的联系，向非洲国家解放运动提供经济、技术和军事支持，积极鼓励民族解放战争和革命，这是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国际统一战线的一部分^[24]。一开始，中国主要专注于加强与北非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阿尔及利亚和埃及。从1957年到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中国进行反法宣传，向民族解放阵线（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提供武器，并对军事人员进行培训。与此同时，中国还发展与埃及纳赛尔政府的友好关系。1955年7月，中国同意购买埃及大量的棉花，8月22日，两国签署贸易协议。这是中国与非洲国家的第一个贸易协议。1956年5月30日，埃及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随后，当第二次中东战争（又称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时，中国除提供道义支持外，还派遣志愿者亲赴埃及。中国对埃及成功的外交接触使其他非洲国家看到中国的外交意愿和战略：中国对非洲很感兴趣并且极具真心实意^[25]。

1956年9月，外交部西亚非洲事务司成立，取代了之前的西欧和非洲事务司。这一改变表明中国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坚定立场以及对非洲的重视程度的进一步加深^[26]。

20世纪50年代末期，通过对摩洛哥、苏丹以及突尼斯的访问，中国与北非国家的联系得到巩固与发展。摩洛哥（1958年11月1日）、阿尔及利亚（1958年12月20日）和苏丹（1959年2月4日）成为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第二批非洲国家。中国此阶段参加国际会议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发展与非洲的联系。1957年末，第一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在埃及举行，1958年4月，第一届非洲独立大会在加纳举行^[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