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巴布韦独立后的中津关系[32]
1978年，罗德西亚政府与ZANU签署协议，同意来年举行选举。1980年，津巴布韦独立，穆加贝及其ZANU政党赢得选举，穆加贝成为总理。尽管宣称支持社会主义，但是津巴布韦政府有意识地将津巴布韦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33]。穆加贝承认：“津巴布韦的经济结构是资本主义的”，这与穆加贝独立前所坚持的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穆加贝的政策最终演变成模糊的一党专政的社会民主而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梅代罗斯·埃文（Medeiros Evan）指出：“尽管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穆加贝实践的却是社会民主。”[34]
从津巴布韦独立到80年代中期，苏联与津巴布韦的关系一直比较冷淡。津巴布韦独立后反苏情绪一直高涨，到198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财政部部长恩卡拉（Nkala）宣称不允许苏联在津巴布韦开设使馆，这将破坏国家的团结统一。尽管1981年2月，津巴布韦和莫斯科达成互派外交官员的协议。但是这种交往仅限于官方。1981年3月，莫斯科对于拒绝其参加津巴布韦重建和发展会议（Zimbabwe Conference on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ZIMCORD）表示愤慨。
相较于苏联，中国在津巴布韦处于更有利地位。1980年4月18日，津巴布韦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事实上，中国在津巴布韦独立前已巧妙地处理了ZANU与中国的关系。1979年1月，李先念在莫桑比克接见了穆加贝。穆加贝明确表明将“继续深化与值得信任的朋友间的盟友关系”。这显然是对中国的热情和对苏联的冷落。尽管苏联单方面宣布与津巴布韦建立外交关系，然而穆加贝却对此置之不理。穆加贝在与中国记者的对话中，明确表示希望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在津巴布韦的独立庆典上，中国外交部长黄华是尊贵的客人，受到津巴布韦外交部以及副总理的热烈欢迎。黄华公开称赞穆加贝“现实而又明智”的政策，并且相信穆加贝肯定能找到解决津巴布韦问题的实用性方法。黄华在会见中国驻津巴布韦50位华人代表时，敦促他们帮助津巴布韦的经济发展。
1980年6月，津巴布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穆增达（Muzenda）对中国进行访问，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津巴布韦的帮助”。这距他上次（1979年8月）访问北京还不到一年时间，这表明两国关系的密切，他的再次到访进一步巩固了两国之前建立起的关系。
1981年5月，穆加贝率34名代表团成员访问北京。穆加贝向北京强调津巴布韦革命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的正确性。穆加贝感谢邓小平“避免让我们犯你们曾经犯的错误”。邓小平劝告穆加贝，与其照抄照搬毛泽东思想，不如仿效1978年以来中国采取的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即结合本国国情，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穆加贝对中国的政治体系大加赞赏，认为北京的鼓励使之有信心创建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秩序”。穆加贝希望中国帮助津巴布韦发展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中国则表示“非常愿意参加津巴布韦的发展规划”。双方签署了两个协议，一个贸易协议，一个文化协议，同意在互惠的基础上相互提供最惠国待遇地位。北京渴望购买津巴布韦的烟草和糖，作为其发展与南部非洲贸易的战略手段之一。1981年6月，中国超越南非成为津巴布韦最大的烟草出口国。津巴布韦与中国的协议凸显了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对发展援助概念的变化。贸易协议规定津巴布韦必须进口最小数量的中国商品，这表明来自中国的慷慨援助和利他项目结束了。
中津两国的协议建立在相互获益的基础上，而不再是毛泽东时期中国单方面地实施昂贵的援助项目。穆加贝访问中国期间签订的条约得以被随后的一系列合作协议很好地补充完善。中国和津巴布韦的协议都与商业有关，涉及煤矿开采、农业和轻工业等方面，意在扩大津巴布韦的市场潜能，增加就业机会。
尽管仍然声称坚持社会主义，穆加贝更加侧重实用主义，这甚至赢得了美国总统里根的称赞，1981年7月，里根总统在国会上说：“津巴布韦的政治和经济继续保持活力与稳定。”北京也承认穆加贝的“非国有化计划”，认为“这是现实的经济措施，使津巴布韦经济发展越来越具有可行性”，北京还称赞津巴布韦“保护私人资本和私人投资”。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些政策并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苏联对ZANU的经济计划提出批评，而北京却对穆加贝的这一计划表示满意。
1983年，赵紫阳总理访问津巴布韦，这次访问强调互惠互利的经济与技术合作，以取代传统的经济援助。这是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政策的一个重要变化，也是派赵紫阳向非洲国家解释以后在发展与中国关系时要注意的经济现实。在这次访问的过程中，作为技术和经济合作协议的一部分，津巴布韦获得了3300万美元的无息贷款。另外，中国还承担了津巴布韦国家体育馆的设计与建筑。(https://www.daowen.com)
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双边关系，1983年8月，津巴布韦总统伽南·巴纳纳（Canaan Banana）访问了“特殊的朋友和盟友”（指中国——译者注）。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鼓励中国继续“参与”津巴布韦经济发展，他指出，加强经济领域的合作是最重要的。
1985年8月，穆加贝第二次访问中国。值得一提的是双方讨论的议题还是集中在经济和商业领域。这也许可以看作是中国关注国内经济事务的一种反映，另外，津巴布韦也有意加强两国间的贸易联系。穆加贝把增加与中国的商业联系当作摆脱其传统贸易伙伴的一种手段。穆加贝指出：“我们的传统伙伴从来不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渴望发展与‘朋友’（不一定是纯粹的资本主义）的贸易关系。”中津两国政府承诺促进双边贸易，同意签署经济协议。另外，北京承诺提供额外的2500万美元无息贷款，以资助津巴布韦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86年1月开始）项目的开展。穆加贝的出访是富有成效的，中国承诺帮助津巴布韦培训100多位飞行员，同时向津巴布韦出售军用飞机。这一方面有利于中国军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有益于津巴布韦国防事业的发展。这一承诺将极大地帮助津巴布韦改善空军一直由原罗德西亚人员控制的状况。南非种族冲突的升级以及地区冲突的扩大，使得津巴布韦对安全的考虑更加紧迫。那时候的北京担心超级大国尤其是苏联可能会介入南部非洲，因此希望通过帮助津巴布韦加强军事建设，来阻止其接受来自莫斯科的援助。
然而，津巴布韦不满足于仅仅接受中国的经济援助，转而渐渐恢复与莫斯科的联系。1985年3月13日，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与津巴布韦之间的关系逐渐缓和。部分原因在于南非在该地区的日益扩张行为以及在津巴布韦领土实施对ANC的打击。这使得津巴布韦迫切需要获得外来军事支持。由于北京强调“和平共处”，这于津巴布韦没有益处。结果，津巴布韦与中国的关系开始变冷，而与莫斯科的关系变暖。1985年8月，穆加贝对莫斯科进行非正式访问，与苏联副总理阿尔希波夫进行了会谈。12月初，穆加贝对苏联进行正式访问。莫斯科非常重视这次访问，这从穆加贝受到苏联最高领导人（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外交部部长葛罗米柯、谢瓦尔德纳泽和戈尔巴乔夫）的热情接见中可以看出。穆加贝发表了令人惊讶的言论，声称“苏联是灵感之源，坦率地说，是一个北极星”。穆加贝还赞扬莫斯科在津巴布韦解放战争中的“果断”支持以及苏联是向津巴布韦提供援助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言论引起中国的不满。这是穆加贝一贯的花言巧语，过去，他也曾经称中国、朝鲜、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为“最好的朋友”。然而，中国只是提出适当警告，并通过向津巴布韦提供武器而迅速修复关系。津巴布韦曾与苏联讨论过帮助其发展空军的事情，不过，莫斯科因为主要关注国内问题而对此不太感兴趣。中国趁机介入，答应向其提供F-7战斗机并在中国进行培训。
为了维持良好关系，中国对独立初的津巴布韦立即提供适量援助，不过相对西方，中国的援助微不足道，世界银行承诺援助4.173亿美元，美国2.04亿美元，欧洲经济共同体1.563亿美元。1980年，对外经济关系副部长李克访问津巴布韦，承诺向津巴布韦提供为期5年的无息贷款。这些援助都具有商业目的，为了国内的发展和资本积累，中国企业积极寻求在非洲的工程建筑合同。1986年至1990年，津巴布韦与中国签署的合同协议达1亿6946万美元。
北京的援助承诺是出于中国的经济抱负而不是意识形态上追求社会主义团结的考虑。尽管北京向独立后的津巴布韦提供了适当援助，但是当面临国内现代化要求时，中国不得不进一步缩减援助。赵紫阳访问非洲的目的是用双边经济合作代替援助。事实上，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前，中国对津巴布韦的援助已呈断断续续趋势。1989年前，津巴布韦在海外学习的学生有1908名，其中91%在古巴、苏联及其附属国，这说明北京与津巴布韦几乎没有教育联系，换句话说，中国与津巴布韦的关系在下降。中国的海外学生项目此时因财政紧张而面临严重问题。1989年6月之后，北京开始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联系，试图修复与发展中国家受损的关系。1993年初，中国与津巴布韦签署协议，向哈拉雷的高等教育提供18万美元。
1989年政治风波使中国不得不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以破除西方世界的政治孤立。此时，中国“重新发现”第三世界的老朋友，津巴布韦是中国重拾友好关系名单中的重要一位。1989年8月初，津巴布韦成为中国外交部长访问非洲六国中的一个。穆加贝明确表示支持中国政府为稳定国内局势所采取的措施，拒绝参加由西方世界发起的“反华运动”。穆加贝把中国1989年政治风波后所遭受的孤立看作西方对中国的“阴谋”。津巴布韦一位代理部长指出：“在西方国家一致破坏中国稳定时，津巴布韦完全支持和声援中国政府和人民。”
北京对津巴布韦的支持感到十分欣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朱其祯十分感谢穆加贝对中国“稳定国内局势举动”的支持。穆加贝重申，在此次的政治危机事件中津巴布韦始终支持中国政府，“中国的改革是基于自身的传统，具有自身特色”。1990年7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陈慕华在访问哈拉雷时指出，“某些国家在去年6月4日试图关上中国已经打开的国门，这些制裁中国的国家将最终给自己带来经济损失”。1989年政治风波后，中国急需寻找盟友以支持自己。因而发展同津巴布韦的互利关系受到中国的欢迎。强调国家主权独立和不干涉人权的问题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1992年初，ZANU（PF）外交部部长恩科莫（Nkomo）对到访的中国代表团说：“尊重中国共产党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做法。”这种评论显然与西方对中国人权的批判不同，这也表达了两个日益孤立的国家试图彼此靠拢的愿望。正如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告诉到访的津巴布韦代表团，“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下，发展中国家应该加强团结”。1993年5月，穆加贝对中国进行第三次国事访问。穆加贝声称：“没有任何人能对中国发号施令，中国人有选择其政治体制的权利，西方试图向中国宣传民主是不诚实和虚伪的，他们应对长期以来在非洲和其他地方的民主实践感到惭愧。”
穆加贝公开为北京辩护，他的访问可以看作是对1989年政治风波支持中国政府的回报。正如穆加贝所评论的那样，“津巴布韦和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相互支持，现在应该更进一步地推进双边关系”。穆加贝的意思是推进贸易联系，经济问题是此次访问的重点。双方彼此称赞对方的经济政策。江泽民对穆加贝结合本国现实进行政治经济改革表示赞赏。穆加贝则称赞中国的经济政策，并表示渴望中国增加对津巴布韦的投资，尤其是农业、制造业和矿业。北京扩大了对津巴布韦的经济援助，数量达940万美元，但正如黛博拉·布罗蒂格姆教授所言，中国重点不是“援助”津巴布韦，而是与该国做生意[35]。
总的来说，自独立到上世纪末，津巴布韦与中国的关系主要是经济上的，这是中津关系的主要特征。尽管如此，津巴布韦仍未能避免出现严峻的经济危机，然而这却为中津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