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985年的中非合作关系
与多明戈斯·穆卡利亚的观点一样，迦勒底·门萨也认为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中非关系有一个明显的倒退，因为中国更多地关注国内改革。但是他同时指出，中国仍然是第三世界联盟的领导者，并随时准备复兴与非洲的关系[100]。
1980年中国加入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走上经济复苏的道路。越来越多的投资进入中国，技术支援迅速增加。由于致力于经济发展，中国对外政策强调发展与他国的友好关系，而不再考虑他国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中国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外交关系的基础，并逐步地调整其外交策略——从对抗到合作，从革命到经济发展，从孤立到国际参与[101]。
中国的国内经济政策影响了中国在非洲行动的能力与愿望。中国仍然恪守对“三个世界”理念的承诺，北京试图利用先前的政策声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的对外政策提供合法性。中国80年代初期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再次强调北京对发展中国家的承诺，这与北京对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相对于超级大国的地位的认知有很大关系。尽管中国与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中美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依然持续存在，部分原因在于双方彼此不同的认知[102]。
美国希望能够利用中国来限制苏联，因此，美国以销售武器和技术转移来帮助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而中国希望利用华盛顿来帮助其实现四个现代化与反苏，更关键的是解决台湾问题。由于里根政府同时向台湾地区出售武器和提供科技支持，导致中美关系下滑。为此，中国寻求扩大国际联系，力图在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中寻求盟友以便获得同情与支持，从而抵御超级大国对中国的威胁。再次强调发展中国家也意在“纠正”人们对邓小平现代化规划的误解，即北京开始忽略发展中国家[103]。
（一）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鉴于苏联带来的安全威胁、欧洲和日本不断上升的经济和政治实力，以及里根对“两个中国”问题的态度，中国开启了新的外交政策，即帮助发展中国家以及南部非洲国家反对霸权主义，抵抗美国干涉其他国家内政，以及消除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意在提升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名望，塑造中国的大国形象，追求与超级大国干涉模式不同的对外政策。这就是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104]。(https://www.daowen.com)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确定了中国外交政策的新方向。中国强调“独立”外交政策的原则，不追求与美国结成准军事盟友。这一政策使得中国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大国集团。这样，中国不仅批评苏联的霸权行径，也批评美国的强权政治。该政策强调发展中国家在抗衡超级大国中的地位，强调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影响，力图将中国的影响力扩展到亚洲之外，以表示中国独立于主要大国[105]。
（二）1982年，赵紫阳访问非洲
1982年12月底，赵紫阳访问非洲11国[106]，所到之处像摇滚歌星一样受到热烈欢迎[107]。此次访问表明发展中国家在中国独立外交政策框架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赵紫阳的访问有如下目标：第一，消除中国70年代末外交政策转向西方带来的与发展中国家的紧张关系，即担心中国是否要放弃非洲；第二，扩大与非洲的贸易和经济合作，这是中国经济现代化计划的一部分；第三，继续坚持中国在非洲的反霸权政策，鼓励非洲国家抵制超级大国在非洲大陆的扩张[108]；第四，提升中国在非洲的战略利益，扩大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力争在第三世界塑造一个新形象[109]；第五，获得非洲国家的支持。正如一位学者指出：“非洲国家占据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大部分。中国与亚洲国家有明显的利益冲突，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中国很难渗透进去，只有在非洲没有任何的利益冲突。”[110]
访问期间，赵紫阳会见了ANC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SWAPO）代表，因为这两个组织都得到过苏联的支持，这表明中国放弃对亲苏行动的敌意，希望改善与苏联和南部非洲主要的解放组织的关系。其目的在于使中国在该地区获得更大的灵活性，以及中国在该地区存在的必要性[111]。
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举行的记者见面会上，赵紫阳提出促进中非经济合作领域的四个原则：平等互利、重视实效、形式多样以及共同发展。尽管这四项原则与周恩来1964年的八项原则差不多，但是赵紫阳没有提及“援助”一词，他强调的是与非洲国家的其他“合作”形式[112]。这些指导原则标志着中非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为了经济发展，中国不再无条件地支持非洲。在伊恩·泰勒看来，这是很有必要的，原因是中国自身的发展不允许中国向非洲提供成本高昂的援助计划[113]。赵紫阳解释道，合作有利于加快中国与非洲的发展，而且可以做到互补，如果仅限于单方面援助的话，落后国家的经济合作很难维持。